引  子

      当卡车快要翻越场部西南的山梁时，我双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又仔细打量了一遍土路边上的陵园。那简陋的陵园里，长眠着六十九位伙伴。在一次吞噬草原的大火中，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共和国的北部边疆。眼泪随车身的震动夺眶而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别了，我的兄弟姐妹。”
      那是1977年9月下旬的一个清晨，距我们到宝日格斯泰牧场开始插队生涯，已近十年。秋风带来一阵寒意，山草已见枯黄，薄雾中，太阳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沉重的羞愧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本不该离去，我至少不应该这样离去！车到坡顶，我心里突然产生了跳下车去的冲动，我要跪在那片坟茔前，向他们忏悔，忏悔我竟如此自私地背弃了我们共同的誓言，我们向这草原、向这天空的庄严的承诺。但是我没有动，只是闭上了眼睛，嘴角尝到泪水的苦涩。
      下坡了，车速加快，雾气渐渐散去。草原还像十年前那样宽广，天空还是蓝得那样深远。可是，在这十年中，越到后来，我越感到憋屈。牧场改建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的那几年，我曾不断受到批判和改造。人在和外部世界对抗时，心里、身上都绷着劲，不觉得怎样难捱。兵团散了，压迫撤了，人松快了，平庸的生活反而更难忍耐。我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外面的世界与十年前大不相同。1976年，中国地覆天翻。1977年初，又有了“恢复高考”的传言。我知道，这多半是我最后的机会。熟悉的山岭，逐渐远去。今天，我不后悔把自己的青春留在我深爱的草原；将来，我同样不会后悔在此时离去。

医生给我开扇门

      选拔“工农兵学员”的五、六年中，我曾五次报名。头四次是在建设兵团治下，我正挨批判、被管制，明知道是“钉子”，偏要去碰、碰。事先的心理准备充分，碰回来，毫不在乎，听说某些现役干部被我的“猖狂”气得破口大骂，我还挺得意。第五次报名，兵团已改回牧场，分场的头儿换了我们知青哥们。全牧场十一个单位，十个上学的名额，每个单位限报一人。我们分场报的自然是我，要不怎么叫“哥们”呢？结果，十一取十，被刷下来的还是我。据在场部工作的弟兄透露，主管招生的是位“前朝遗少”，职位之外，还连带继承了兵团现役干部对我的憎恶。传言高考即将恢复，我不敢再碰着玩了。“碰钉子”，碰伤了，“碰运气”，碰不起，岁数不饶人。左思右想，只能“曲线救国”，先离开牧场再说。打的主意是“病退”。
      当时的政策是，凡下乡知识青年，身体确实有病，不适宜继续在农村生活，有医院证明，经当地领导机关批准，原居住城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同意接收，可以办理病退。单从字面看，“病”是因，“退”是果。实际上，“退”成为目的，“病”则往往是手段。既然是手段，难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花样百出了。
      我的病是半真半假。说“真”，我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这病从７３年起，缠了我十八年，直到最后被斯坦福医院一个满头白发的老教授，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奇迹般地治愈。说“假”，我没有证明。虽然我那时每天都要命地疼，可疼痛对旁人而言，也就是个抽象的概念。能往概念上盖公章吗？这种事，只能靠朋友。正好有位天津知青回家探亲，就托了他。天津人最讲义气，一个月以后，他把一张透视片子交到我手上。“放心吧，肯定管用！”他找补上一句。
      把片子送到旗里的农牧场管理局医院，托的是另一位知青，也是天津人。他一见医生，立刻打起全副精神：“抽烟，大夫，你老先点上。这片子假不了！我们那哥们下来十年啦，容易吗？浑身胃溃疡啊！你老高抬贵手…”那位医生看得很专注。当时有迹象表明，知识分子即将重新吃香，所以文化人都特别巴结差事。医生抬头一笑，笑得那位天津老弟心里发毛。“没错，这片子是真的。”医生终于开口，“可照片子看，他也用不着办病退，你们该给他办后事。” 天津老弟事后形容，他当下从头顶凉到脚跟。他还没缓过劲来，医生从抽屉里拿出张表格，刷刷几笔，递到他手上，“行啦，到办公室盖章去吧。出门往左…”。我们那哥们连“谢”都忘了说了，回来让我好个埋怨。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不充分利用。后来，这片子好几次被送到同一医生的桌子上。我们知青做事认真，每次都忘不了换个封套。到最后，那医生连片子也不往外抽了，就用两指捏捏封套，“又是那张片子？行啦，到办公室盖章去吧。出门往左…”
      十几年当中，我多次打听这位给许多知青打开回城大门的医生，可惜没人记得他姓甚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