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随第二批北京知青来到了黑龙江省绥滨农场18小队(即组建后的2师9团15连)。
　　没几天，就熟悉了一个男高音，一天到晚“嗷嗷”的。虽说他个头不高，但无论什么场合，数他嗓门大，调门高，再加上年轻底气足，只要有他，就基本听不见别人的声儿了。他从来没有“输嘴”的时候，争什么事，抓住你的小辫就不放手；得理就更不让人了，即便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照样不依不饶地嗷嗷你几句，才不管你脸啊屁股呢！一打听，他是北京七中的老三届，叫冯自修，外号“大狗”，嘿，这外号起的，怎么那么像啊！过瘾！
　　后来，再熟悉一点时，连“大”字儿也省去了。
　　我琢磨着，咱脸皮薄，对他敬而远之吧——别上他“捎”上。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天晚上，由我保管的宣传队的小鼓，不知怎地忽然从杂物架上掉了下来，“咣”的一下，不偏不倚，正砸在靠墙中央的毛主席石膏像上(那可是几个北京青年一路抱着护送回来的)，一块金粉掉皮了，这下可捅到马蜂窝上了。“大狗”忽地从上铺跳下“汪汪”起来:“谁的破鼓，放哪儿不成，放这儿？”仗着是公家宣传队的东西，我多少腰杆硬一些，“那你说放在哪儿？”“放哪儿？爱放哪儿放哪儿。”我们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高，只见他“噌”地拎起小鼓，撞开门，一抬手远远地甩了出去。“叽里咕噜”几声，在空空的走廊里，显得特别的响，随后，一切静下来了——唉，正讲“三忠于四无限”哪！砸着了毛主席像，终归是咱心虚！别找“呲”了。
　　如果就这一次，以后相安无事，也就罢了，哪知没多久麻烦又来了。
　　有一天，睡在下铺的我，借着马灯看书，夜里十二点了还挺精神的(后来明白自己真是“缺”点什么，要不怎么老娘都说我十八九岁的人了“心窟窿太大”)。“大狗”又汪汪上了:“几点啦？几点啦！”真不长记性，我又和他戗戗了起来。这次，轮到马灯倒霉了，不仅玻璃罩被摔得粉碎，架子也歪了。我扯着他那只搭拉在上铺沿子上的脚不松手:你有理也不能摔东西呀！
　　但是第二天下班回来，我惊奇地发现，不仅灯罩换上了新的，而且灯架子也完好如初，擦得锃亮。是谁？能有别人吗？这一下反教我感到一些愧疚。
　　让我真正结识他的“豆腐心”还在后面。
　　当时，拥有一枚漂亮别致的毛主席像章，是每个人的荣耀。所以，凡是知青家里寄来的包裹如果夹了像章，嘻嘻哈哈的谁抢着就是谁的。下乡第二年一个秋天的傍晚，坐着“铁牛55”从团部回来的通讯员，递给了我一个包裹。“呼啦”一下，照例围上来好几个人。拆包！果然是一枚烧瓷的彩色毛主席像章。“大狗”伸手就抢，掉在了土地上，我俩你推我搡，乱成一团，我一个趔趄，一脚踩在了像章上。“唰”地一下，我俩同时呆住了。说实在的，我的脸色肯定由红变白再变绿，比郑屠好不了多少——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凭这一条，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留给一个人心理上的阴影永远抹不去，足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完了！”这时的我，强词夺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让我实在没想到的，“大狗”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汪汪起来，只是低声嘟囔了我一句“别拿脚踩呀！”
　　有人感到奇怪，十五连的人咋就那么抱团。其实，道理很简单，除了“一块儿苦熬出来的”以外，还有“大狗”这样的一颗颗善良的“豆腐心”。
　　

(柏冬友整理)  插图/肖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