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与书相伴十一二年，一旦离开书，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们每次进城必定要去的地方，但是失望的次数比如愿的次数多。究其原因，是书店经常不开门。我们难得进城一次，去了十次，倒有五次书店大门紧闭。就是运气好遇上开门，也没有什么书。柜台里，书架上，几乎全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之类的书。后来普及样板戏的时候，有一些样板戏的剧本上柜，我们就各买了一本回来。由于书的品种极少，尽管我们的财力有限，倒也把书店里的几种书几乎收齐了。再后来，政策又松动了一点，允许科技书籍出版发行，于是，几种文革前版本的书逐渐露面。县城书店，比较多的当然是农业科技书。于是我们又买了些蔬菜、气象的书回来。男生王秉庚手挺巧，自己做了个木制小书架。渐渐地，小书架上的“藏书”多了起来。 我们白天要下地干活，看书只能在午间休息时看，晚上下工后看。有时吃饭时也看，边吃边看，多少弥补了菜肴的贫乏，倒也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就围着一盏小煤油灯看。现在电影电视里的煤油灯都有一个玻璃罩，这种灯的灯光比较亮，还没有油烟，在农村，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只有队里开会或是会计算帐时才用。一般人家嫌它费油，一斤煤油点不了几天就没了。当时煤油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何况我们根本就没几个钱。于是就用小玻璃瓶自制煤油灯，火苗不大，亮度有限，烟挺大。围着它看一、二个小时的书，鼻孔就熏黑了。天冷了，冻得人坐不住，就躺在炕上被窝里看。这样一来离灯的距离更远了，仗着年青眼神好，居然也看得见，并且一看三年，四个人没一个近视的。 我们的房子建成后非常冷，需要用吊顶棚和把墙壁糊上（见《插队生活片断（八）》）。糊壁需要大量的废纸，这事在北京根本不成问题，谁家没点儿废书废本废报纸的。整个生产大队六个小队三四百户人家，好象只有大队订了报纸，可也存不下。当地农民抽烟除了用烟锅的，大部分人是自卷喇叭筒。卷喇叭筒需要纸，农民们想方设法到处找纸。日历（指每天一张的那种）纸好。为防止烟民乱撕日历，一本新日历在挂出来之前，先密密麻麻地扎上好多窟窿眼，让你漏气卷不成烟卷。报纸与日历纸相比，差了一等，但也可以用。所以大队的报纸也没指望。我在信中对妈妈谈了这个情况，妈妈马上给我寄来了一大卷报纸。同学们如获至宝，每天一下工就看。看了一两个月，才把报纸糊上墙。
国 庆 我们到村后一个月，就是建国十九周年的国庆节。这时正是秋收大忙时节，我们也被累得筋疲力尽，但是按照城里人规矩，国庆节要放假两天（那时的法定假是两天），隆重庆祝一番。干活时我们私下问社员国庆怎么庆祝，他们似乎闻所未闻：国庆节还要搞什么庆祝活动。我们一听感觉问题严重了：新中国的诞生日怎么可以不纪念呢。于是我们一本正经地去找邵队长，邵队长把民兵排长推出来，民兵排长被我们上纲上线地一说，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答应国庆晚上组织个纪念活动。国庆这天，照常上工干活，照常下工休息。晚饭后进入会场，一点儿气氛没有，连条横幅标语也没有。纪念会开始，民兵排长首先发言致辞：“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几个听见几乎呆住了：怎么这位民兵排长水平这么低？……可是想到我们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能对贫下中农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装糊涂，社员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只好唱几个歌，草草收场。 很多年后，我看到一些回忆建国过程的文章，政协会上提到讨论即将成立的国家国名时，大家同意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有些民主人士建议，在正式国名后加上带括号的 “中华民国” 作为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让老百姓有个适应过渡的过程，待时机成熟再把这个简称去掉。现在看来，老先生的顾虑很有些道理，如今已是建国十九周年，我们这个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边疆偏远地区算是开化的了，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还这么称呼我们的国名，只好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至理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第二年，我们再也不提此事。 过 年 六九年初，是我们下乡后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概是节前的一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我没事散步，走到村边的羊圈边，正赶上队里的羊倌赶着队里的羊群回来。老远的，就看见好多只羊急急忙忙地往羊圈拼命地跑，一边跑一边“咩……咩……”地叫着。大概是听到了母羊的召唤，圈里的小羊跌跌撞撞的奔出来，一边跑一边也“咩……咩……”地回应着。小羊的叫声有尖又细，带着点颤音，就象是个幼儿在叫“妈妈……妈妈……！”一声声叫得令人心酸，两眼模糊，眼泪在眼框里打转。我从小崇拜“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英雄好汉，这时候发现自己差得太远了。一忍再忍，好不容易才把眼泪咽下去。四十年过去了，这事还是忘不了。
中秋节 每年逢到过中秋节，总是秋收最忙的时候，所以农民们基本上不怎么过这个节。不过，中秋这一天的午饭总是要弄得丰盛些，吃肉是最低要求，大部分人还要打点酒助兴。因为有中午这顿饭牵挂，大家一上午干活都没有精神。开始干活才一个多钟头，就有调皮的小青年怪声怪气地叫：“队长，是时候了！”队长当然不理他，闷着头只管干活。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叫起来，并且独唱变成二重唱，有腔有调地一唱一和。慢慢的，又变成了四重唱，小合唱，只听人群里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队长硬挺着脖子坚持了一阵，想想再这么拖下去也干不出好活儿来，索性作个顺水人情，一声令下：“散了吧！”众人们一声欢呼，扛起干活的家伙飞奔回家。这顿饭一吃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再开始干活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满嘴的酒气，有的几乎是摇摇晃晃的。这一下午，自然也干不了多少活计。中秋节吃肉，农民们自有苦中作乐的理论依据，说是要“抓秋膘”。在牧区，到了秋天就要尽可能地让马牛羊多吃食物，使它们尽可能地多长些肉（当然也包括肥肉）。牲畜肥了秋后可以多杀肉，即使不杀，肥壮的牲畜也有充足的体力过冬。这是“抓秋膘”的原意。其实农民们这么说也有他的道理，秋收大忙在即，吃些营养丰富的肉食，补充点体力，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光吃这么一顿能补充多少营养，值得切磋。反正心理上能满足一下也是好的，要知道，一般的农民自五月五到八月十五，几乎是与肉无缘的，个别的大概还是过春节时才吃过肉呢。
四条汉子 我们四个男生被社员们称为“四条汉子”，还根据我们各自的特点分别取了外号。知青组长HJY生得又白又胖，得了个“郝大胖子”的美称。我这双四十四号的大脚令众人“少见多怪”，因此被戏称为“任大脚丫子”。QBQ生性好斗嘴顶牛抬杠，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的磨练，抬杠的本领更加炉火纯青，被社员们誉为“钱大杠子”。WBG虽比我还小三岁，但个子比我还高两公分，勇夺“王大个子”的桂冠。 我们干了几个月后，和社员们慢慢地混熟了。他们对我们男生的称呼变成“老郝”、“老任”、“老钱”、“老王”。刚听到这么称呼，我们还不习惯。第一，我们都是才十八九、二十岁毛头小伙，还不想和这“老”字做伴。第二，能承受这“老谁”称呼的，似乎应该是我们父辈或祖父辈的人。后来听得多了，习惯成自然，反倒觉得亲切友好。时间长了，社员里有人越琢磨越不是个滋味，“老任，老任，你是谁家的老人哪？”当地人称六七十岁以上的为“老人”，带有尊敬的意味。我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学生娃娃，只不过沾了姓“任”（当地人念二声，同“人”音，不象有些地方念四声“认”）的光，就被大家“老任”来“老人”去的喊，难怪有人觉得委屈吃亏。嘴上这么说，谈笑而已，说过就拉倒，过后我继续当众人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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