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赶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每月有固定的几天，在约定俗成的地方，进行商品交换或生产资料及其它物品的交换和买卖，起到互通有无，拾遗补缺的作用，更可以由此获得一定的收入，使农副业都发展起来。
但七五年，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这种集市贸易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即被所谓的辽宁省哈尔套大集，即“社会主义”大集所替代，变成了一个政治活动，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我所在的东升大队位于沈山线兴隆店火车站南，离火车站有十里左右，离公社所在地有三里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社员们赶集往往愿意去火车站附近，那里客流量大，人多，东西好卖。但是自从提出学习“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经验以后，到火车站赶集即成了违法的活动，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要求全公社的社员必须到公社所在地赶“社会主义”大集。
最大的一次搞这样的活动是在七五年二月五日。在那以前，队里就已经动员多次了，要求家家户户必须预备好赶集的东西，鸡、鸭、鹅、狗、羊、猪、兔等都行，粮食、农副产品也可以，实在不行，把家里的罗卜、白菜拿出来一些也可以凑合。但原则是不允许个人拿到集市上去卖，更不允许自由交换，只能到集市上展览一下，让大家看看，然后，交到农村供销社，统一收购，如果违背这些，回来就要开批判会。
当时，农村生活异常艰苦，农民每人每年分得的口粮仅有300多斤和10多斤黄豆，别的几乎就没什么了。细粮（大米，白面）根本没有（我们大队是旱田），吃大米只有靠自己私下里与水田区的人们串换，因为口粮有限，大米也只能是少量的换一点。白面更是奇缺，每年国庆、春节、中秋这几个节日集体给每人可以换1 ~ 2斤，也就是说每年只能吃到这几次白面，可想而知其紧俏程度。至于肉、蛋等，也是这样，只能靠自我解决。但是，农户养猪也受限制，不许多养，更不许个人随便饲养母猪下崽，卖钱。养鸡也限制数量，多养不行。况且，不管养鸡还是养猪，没有粮食喂是长不大、长不好的，可是哪里来的粮食呢？除了口粮外，农民想独自再多种点地都不行。房前屋后的菜园地仅剩一点点，只能种点青菜，种其它的东西根本不行。而且每家原来有的少量的自留地全被队里收走了，理由是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鉴于这些情况，还让家家户户拿农副产品去赶“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拿什么去赶呢？。
由于当时，知识青年没有赶集的任务（我们什么也没有），相对来讲可以不直接参与，但是，也躲不过。赶集定在2月5日，在此之前，我们大队组织了许多文艺骨干，排练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节目，准备在大集上演出，这也是公社的统一命令。接连几天，每天晚间都练的很晚，我本没有什么文艺特长，但由于经常动笔写点东西，不知怎么就把我也算作其中的一份子，也跟着忙乎起来。2月4日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排练，练着练着，突然感到地动、屋晃，我们大叫不好，纷纷跑出屋子，站在院子里，还感到大地在颤动。由于第二天还要赶集演出，等大地平静以后，又练到很晚才休息。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会事，第二天，到公社赶集时，才听说这场地震就是著名的海城大地震。由于我们离震中很远。队里除有两处烟囱倒塌外，其它还没有什么损失。
2月5日是赶“社会主义”大集的日子，很早就起床了，我们知识青年负责催各家各户给大集拿东西，帮着往车上搬，看着社员们拿的那些东西，真让人有点不忍心。许多人家只能拿出点萝卜、白菜，甚至个别人家只能把刚刚编好的笤帚拿出两把作为上缴任务，因为，别的也实在没什么了。
这场大集，如同灾难一样，比地震还要历害。在公社前面的广场上搭起了台子，演出政治节目，供销社门前锣鼓喧天，收购了许多东西，但是人们的表情却是苦涩的，看不到一丝笑脸...。在那政治疯狂的年代里，人们只能是默默和无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