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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生活片断(八)

时间:2007-09-22 11:44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1054次

演 戏

    知识青年下农村,从经济利益出发,农民们有看法,有抵触。但从文化角度着想,他们也想听听城里的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特别是队里的一群青年人,盼着我们能给他们枯燥的文化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空气。我们进队没几天,与社员刚刚有一点接触、认识,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们,希望和我们一起开展业余文化活动。

    那时我们刚参加体力劳动没几天,尽管队里照顾,只安排我们干一些轻活儿,我们仍然感到十分累,一休息就想躺下不动。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饭,想躺在炕上放松放松筋骨,几个青年社员进来了。出于礼貌,我们坐起来与他们打招呼。谈了没几句,就扯到演戏上,原来是想拉我们和他们一起演。我们四个男生在学校里都没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只是有点业余爱好。倒是组长H会点小提琴,还带了一把下来,不知怎么被他们发现,于是今天就找上门来了。H打开琴盒,给他们拉了几个曲子。他们既为那“歪脖拉”的拉琴姿式感到滑稽,又为小提琴那纯正优雅的音色所倾倒。于是他们的热情更高了,立即向我们介绍村里的几位戏剧尖子和他们的特长。

    东北地区冬天昼短夜长。为减少吃饭占用白天时间和节省粮食,人们冬季普遍吃两顿饭。晚饭(下午四、五点钟)后不久,天就全黑了。晚上没事干,年轻人精力过剩,就凑在一起排戏。既是一种消遣,也可以避免年轻人聚众赌博,所以队领导相当支持,特别安排民兵排长具体负责组织。

    其实我们十个知青说不上有什么文艺才干,只有个别人在学校里参加过当时流行的“文艺宣传队”,其他人基本上是门外汉。可是社员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从北京来的学生演节目理所当然的个个是能手。有一次一群社员起哄叫我跳舞,我说不会跳五(舞),只会跳六。大家说跳六也行,于是我就倒背着手,在地上一圈一圈地转。大家叫起来:“这不是跳六!”我说:“不是遛(六)是什么?!”

    刚开始排节目社员和知青互相不了解,不摸底,就排些小节目。记得有个小节目二重唱《老两口学毛选》,歌词都是些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但男、女声对唱时要互相称呼“老头子”、“老婆子”,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也很逗人笑,所以社员们很欢迎这个节目。“老头子”由知青组长H扮演,就地取材弄点老玉米的须须粘在鼻子和下巴下边,再用墨笔在脑门上勾画几条皱纹,找个旧皮帽子一戴就行了。“老婆子”就是妇女队长。演出后第二天,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跟在H屁股后面叫“老头子!”、“老婆子!”,赶也赶不散,越赶叫得越起劲。

    还有个节目叫《不忘阶级苦》,是文化革命中很流行的节目。剧情无非是贫苦人家穷,地主老财上门逼债,把穷人家的女儿抢走抵债,还打死了老父亲。表演时有说有唱,有武打有舞蹈,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只要不离开剧情就行。上场的人物比较多,正面的有老贫农、老大娘、小女孩,反面有老地主、账先生、众狗腿子。知青和社员都扮了角色,社员赵玉演老贫农,知青YY演老大娘,JS演小女孩,我演老地主,H扮账先生,几个青年社员(共同特点是脸都相当黑,身体相当壮)演狗腿子。化妆也是就地取材。化妆品就用黑墨汁和红、白广告色,社员们就是化妆师。化的妆相当夸张,但效果不错。比如说化狗腿子,用墨汁在嘴的四周画一个比真嘴大四、五倍的大张着的嘴,两个嘴角咧到了耳朵边,并且是一高一低。再在黑色里面用红色勾一圈,就是一张血盆大口,似乎要把人活活吞下去,倒也怪吓人的。

    有的化妆方法令人难以忍受。比如画大胡子,用墨汁把整个下半个脸全部涂黑。等墨汁干了一收缩,皮肤被收得紧紧巴巴的,张嘴都吃力。后来我们想办法改了,不再连成一片地涂,用毛笔密密麻麻地点,点得密了,就象胡子,但皮肤不再有被拉紧的感觉。

    伴奏音乐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不忘阶级苦》的调子。排了几天,就在本队公演,一炮打响,社员反应强烈,不少中老年妇女还真的流了泪。不久大队开干部会,还特意让我们这个节目去演。演到狗腿子打死老贫农、抢走小女孩时,YY演的老大娘突然凄厉地一声尖叫“我的老头子……”,接着扑倒在地。排练和以前的演出时没有这个情节,可能是她演得太投入了。演出场地很狭窄,又挤了近十个人,YY这一扑,正好扑倒在我脚前,这下我可为难了,如果绕过去,与剧中人物不符。也是情急升智,我从她身上迈过去,又用后脚象征性地踹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小节目演出成功,知青和社员们的劲头就更足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排大的节目,即演成本的戏。

    当地人对看评剧的兴趣极大,对演评剧的兴趣就更大了。当时“全国八个戏”,实际上只有《 沙家浜》、《红灯记》和《海港》三个适合于社员演。《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中武打场面多,没有相当的武功演不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沙家浜》想也不要想。其它的剧目不让演。只能在这三个中选了。剧本就用当时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样板戏剧本,台词、唱词全面照念照唱。唱腔是“因地制宜”。几个常演主角的社员肚子里都有几套常用的唱腔。告诉他(她)剧情、台词,他可以根据剧情,角色感情和台词,选用一种或悲或喜,或急或缓的唱腔配合台词,慷慨激昂,有板有眼地唱起来。伴奏的也不含糊,演员一开口唱出几个音,他们就会配上音乐,拉弦的、吹笛的、打板的全都跟了上来,一台戏就象模象样地唱开了。

    第一个排的是《 沙家浜》,用评剧唱腔,演出后很受欢迎。于是又排《红灯记》。这时京剧已经比较普及,很多人能听懂京剧,不少人会哼唱其中不少唱段。大家决定这次改一改,唱腔或京或评,由演员自己选择,会什么腔就唱什么腔。这么一改为知青开了方便之门,我们不但可以演只说话不唱的角色,也可以演需要唱的角色。正面第一主角李玉和由本队青年高玉明扮演,YY演李奶奶,青年社员贺玉珍演李铁梅,H演喝粥人。我演反面第一主角鸠山,鬼子兵由过去的狗腿子们扮。服装道具就地取材:用柳条枝扎一个大盖帽的框子,外面蒙上一层纸,刷上墨汁,就是李玉和的铁路大盖帽;桅灯,又称风灯,把玻璃罩四周涂上黑色,只留下前面涂上红颜色,就成了李玉和的红灯,平时把灯光拧到最小,需要时把灯光拧大,马上可以大放红光。

    当时演样板戏有个理论,叫“三突出”,就是要极力突出第一号正面人物。我比高玉明高出大半个头,为了突出他,到了台上我只好弯腰、驼背、曲腿,整个一只大虾米满台乱转。
    排练多日,《红灯记》上演了。临上场时有人提出鸠山应该戴眼镜,全村只有高玉明一个人戴眼镜,就把他的眼镜给了我。高玉明本来是高度近视,大约一千多度,在以戴眼镜为耻的农村,他也不得不戴一副大圈套小圈的酒瓶子底似的眼镜,否则不要说干农活,连走路也成问题,人称“高瞎子”。他的眼镜给了我,他成了真瞎。我戴上这一千多度的眼镜,也跟瞎子差不多了,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影影绰绰只见人影晃动,鼻子眼睛全分不清。这倒好,两个正、反面主角瞎了一对。《斗鸠山》一场,我有个打电话的情节(电话是从大队借来的真家伙)。我走到放电话的桌旁,还不错,不用摸,一把就把电话抓到手里,可惜耳机拿反了,电话线朝上,话筒贴到耳朵上听筒对着嘴。我们的观众真不错,既不起哄也不笑,于是我在毫无知觉中煞有介事地对着听筒又下命令又骂人。高玉明也不比我强多少。李玉和与鸠山斗智斗勇后,黔驴技穷而气急败坏的鸠山下令对李玉和用刑。这时候按剧情规定李玉和应该有个动作:摘下铁路大盖帽,用手指轻轻弹去帽上的灰尘,又吹吹,表示对鸠山的极大蔑视,然后再戴到头上,昂首挺胸从容下场。高玉明也是这样演的,只是到了弹灰时,不知是首次公演心情紧张忘了那帽子是纸糊的,还是眼神不济距离判断不准,弹的劲儿略微大了点儿,把纸糊的帽子顶弹了个洞,他也不知道,就戴着开了个小天窗的帽子从容下场。睁眼瞎的我当然也不知道,只顾着站在台角呼哧呼哧生闷气。

    事后,大家告诉了我俩,我俩自己也忍不住捧腹大笑。这次演出虽然闹了点小笑话,但演员们演得认真,观众们看得满意,大家都觉得过了把戏瘾。

    在本队演出成功,消息马上不胫而走,邻村也来邀请我们去演出。这当然与现在的“走穴”不同,邀请方没有任何招待,最好的待遇就是套辆马车接送。演出方也不提任何要求。没有车时就自己步行,化好桩,带上乐器道具,走几里地到演出地点,演出完再走回来。

    这些农民观众也真可怜,为了看这场业余水平的演出,得在露天忍受零下二十几到三十几度的严寒。因为演戏只能在冬季农闲时排排、演演,开春后农活一忙,谁还有精神和时间去排戏演戏看戏呀。有一次到四、五队演出,原来准备演一个《红灯记》一个《海港》。那天晚上天气奇冷,演员一下场,就跑到屋子里烤火。乐队的可苦了,只好戴上手套演奏。演完《红灯记》后,演员、乐队都喊冻得受不了了,就去和观众商量,少演一个算了。这时观众们也冻得够呛,不少人脸皮发青,嘴唇发紫,有的小孩子青鼻涕拖了一两寸长,用“惨不忍睹”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听了我们的“安民告示”,观众们一致反对,大叫:“不行,不行,再演下去!再演下去!”没办法只好继续演下去。演的时候采取压缩,也就是偷工减料的办法,少演了一场。完戏后,观众们围着我们不肯离去,嘴里还念叨着:“少演了一场,少演了一场!”似乎吃了天大的亏。

    除了演戏,农民还非常喜爱和擅长扭秧歌。演戏是少数人演给多数人看,扭秧歌人人可以参加。听说文革前农村里扭秧歌很红火,逢年过节时各村都要扭,男女老少齐上阵。各村之间还要比着扭,各村的秧歌队到临近的几个村去表演亮相,比试高低。扭秧歌时还要穿上彩色戏装,扮成古装戏中的各种人物。文革一来,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扭秧歌被批判成“四旧”,不敢再扭。扭秧歌的戏装有的被藏起来,有的被变卖。六九年初,“九大(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面要求要有“举国欢腾,全民同庆”的场面,农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扭秧歌,这可是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的最佳形式,不知是谁提出来的,马上得到领导们的首肯。我们过去只是天安门广场、舞台和电影银幕上见过扭秧歌,实实在在的扭秧歌这时候才算第一次见识。农民们非常积极踊跃地加入扭秧歌的队伍,场面非常热烈,也不知是真的在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还是想找回过去(指文革前)生活的感觉。我们知青也加入扭秧歌。女生还好,多少有些舞蹈细胞,跟在别人后面扭几下就学得象模象样了。男生可惨了,顾了手顾不上脚,好不容易脚踩上了鼓点,又忘了舞动胳膊,幸好是黑天,没几个人看见。扭秧歌和耍龙灯一样,很讲究队形变化。譬如把所有人分成长龙形的两队,两条龙或合或分,左右盘旋,有时还要相互穿插,不管怎么变化,两条龙丝毫不乱。我们几个在队伍里只能添乱,特别是两队穿插的时候,看着别人从容不迫地钻过去,我就是不敢向队里穿插,好不容易下决心往里钻过去,又和另一队的人撞个正着。我这里一停顿,跟在我后面的队形就全乱套没了模样。没办法,只好自觉地排到队尾,再怎么捣乱也不会影响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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