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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我们每人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我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我每天背着两个装满冰棒的保温瓶走十几公里路去华侨农场卖，冰棒和保温瓶的重量超过了我的体重——我直到初中毕业时体重还不到24公斤！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我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十几块，足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我篡改了聂耳作曲的《卖报歌》作消遣：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冰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冰条，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冰条真正好，
五个子儿就买两冰条。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冰的小行家，
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
满身的泥水惹人笑，
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冰的小行家，
耐饥耐寒地满街跑，
吃不饱，睡不好，
痛苦的生活向谁告，
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暑假后开学报到的时候，我抓着一袋子的硬币交学费，帮忙点钱的同学笑我“都是零钱”让他们点得“好辛苦”，话语里带着讥讽。我一点也不自卑，冲着他们说：“我每一分钱可都是自己挣的，你们呢？！”
学校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我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而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厦门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文革”开始后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我们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臭气熏天的折磨。他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我们食堂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开始，我们班几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礼拜六、礼拜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文革”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却教我们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他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2分钟准备”钟响他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我们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DL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DL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们俩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她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大家说‘ I have money，I like 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MZD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MZD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一句话“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一辈子。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听说她后来嫁给一个阔佬，移居香港。又听说她的老公是个吃喝玩乐嫖赌饮五毒俱全的坏家伙，经常借故毒打她。结局是——自杀几次“未遂”，疯了，进了香港一家神经病医院。我到香港数次，遍访不到。不知现在是死是活……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