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延边和龙农村插队10年的上海知青姚祚塘，林小兰夫妇，下乡期间，与没有一点血亲关系的朝鲜族老妈妈李生今，共同生活了10年；1997年知青大返城时，又义无反顾地把这个孤寡老人带到了上海生活，并且帮助老人解决了上海户口；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22年，直至为老人养老送终；最后按照老人的遗愿，把老人的骨灰安葬回延边和龙大地。

       这一对令人钦佩的知青夫妇，一直让我寻找了好几年，最后通过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主编周培兴的努力，得以让我完成了这一次有意义的采访。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让我接受一次深刻的中华传美的教育。我一边采访，一边感动着。在我们延边知青里，真的有许许多多像姚祚塘，林小兰夫妇那样的平凡人物，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

       1969年3月初，在延边和龙西城公社西城三队的小山沟里，突然热闹起来了，16位上海知青来到这里插队落户，后来成为夫妇的姚祚塘和林小兰，也是这个集体户的成员。集体户都来自同一个学校——上海市塘桥中学。姚祚塘是68届初中生，林小兰是67届初中生。

 

       刚到生产队，上海知青说上海话，哇啦哇啦，朝鲜族老乡说朝鲜族话，叽里咕噜，双方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寂静的小山沟，交通极其不便，没有电，到晚上漆黑一片，静得只剩下虫鸣声。

      下乡后，知青主要得先过生活关和劳动关。由于第一年知青吃国家的配给粮，都是高粱米和玉米等粗粮，知青们根本不会做，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生一顿熟一顿。在知青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朝鲜族老太太出现在集体户里，这就是李生今老人，当时老太太已经67岁了，老伴已经去世，老太太身下没有子女，但是老太太特别关心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上海知青，因为她没有子女，所以就把这些“上海阿得儿”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来关心照顾。每天在知青的厨房里，指点女知青做饭做菜，料理家务，还帮助集体户养了一头小猪，一句话，没有把知青“阿得儿”当外人。

       生产队都是朝鲜族，为了帮助这些知青克服语言交流的困难，下放干部专门在晚上给知青上朝语课，先从朝鲜语字母开始教，通过老师和知青们的共同努力，不到一年，知青们基本上学会了朝鲜语的对话和看报纸。生产队队长十分关心知青们生活，动员老乡们，用自己家里吃的大米换知青的粗粮，老乡们经常把自己家里吃的蔬菜和朝鲜族泡菜送给知青吃。

      农村的活，我们知青都知道是很苦的，朝鲜族队里种稻子，初春时节，水田里都是冰茬子，为了抢农时，大家都得赤脚下地耙地，插秧，冻得腿都麻木了；夏天，水田地里，都是蚂蝗，说不定什么时候蚂蝗叮在腿上，吓得女知青“哇哇”乱叫；夏锄时，朝鲜族都是用的短把锄头，锄草一哈腰就是半天，休息时连腰都直不起来；秋天打场时，半夜就得起来忙乎；冬天上山砍柴禾，赶着老牛车带着冻成冰块干粮，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一去就是一整天。

      下乡的第一年冬天，集体户都回上海探亲。第二年的春天，姚祚塘和林小兰两个人一起回的生产队，路途中，由于两个人比较投缘，所以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林小兰怀孕了，并马上结婚。

       结婚不久，林小兰要生孩子，阿妈妮把炕烧得暖暖的，小兰半夜肚子疼，是阿妈妮摸黑，走了不少山路，请来了接生婆，折腾了一个晚上，平平安安地帮助林小兰生下了孩子。阿妈妮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又亲又喊，那个高兴啊！为了给小兰补充营养，把家里下蛋的两只老母鸡都杀了。小两口想，要不是阿妈妮帮助，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小兰激动地直流泪，心想阿妈妮所做的一切，不都应该自己的父母或者婆婆做的吗？

      集体户16个人，12个男生，四个女生，四个女生挤在一间小卧室里，对于已经结婚孩有了孩子的姚祚塘和林小兰来说，实在是不方便。李生今老人知道后，立刻把小两口接到她家的破草房去，与她一起生活。因为这个孩子是在延边出生的，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延民”。

在延边农村，和睦的一家

       1973年，林小兰一家三口住进了阿妈妮的草棚里，白天年轻人出工干活儿，老人带着小囡。为了带好这个知青的孩子，阿妈妮整天背着小“延民”，背着孩子种园子地，背着孩子洗衣做饭干家务，孩子是在老太太的背上长大的。时间长了孩子竟然不认自己的父母，却是离不开这个朝鲜族的老奶奶了。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没有什么营养品，孩子哭了，哄小孩只能用糖水，国家发的糖票那点定量是远远不够的。阿妈妮就教林小兰用高梁，小麦，细细研磨成粉，做出饴糖和麦芽糖，冲出糖水喂小延民。孩子小的时候，每天晚上会闹夜不睡觉，老太太怕影响小两口休息，不让小两口看护孩子，自己一个人背着孩子，陪着孩子玩。对小延民，阿妈妮疼爱极了，成天抱着哄着，比自己的亲孙子还要上心，真是每天24小时全天候地照顾孩子。当时每家一年只能买到一斤白糖，可是，老太太总能够千方百计地弄到不少白糖来喂孩子。小延民呢，也把这位慈样的“阿迈”（朝鲜语奶奶）当作了亲奶奶。一个上海知青的后代，竟然不会说上海话和普通话，开口就是朝鲜语，因为“阿迈”与孩子交流的就是朝鲜语。同时，在这个由两个民族融合的特殊家庭里，因为“阿妈妮只会朝鲜语”，所以基本上，家里交流的语言就是朝鲜语。

       次年，姚作塘患了黄疸性肝炎浑身乏力，简陋的公社卫生院只能吊吊盐水，根本没有什么药品。阿妈妮千方百计打听来一张土方，铲下桐树皮和鸡蛋煎汤给他服，又把荞麦皮磨成粉在灶膛里烧，把姚作塘关在屋里熏，直捂出一身大汗。如此几番折腾，姚祚塘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这样的救命之恩，姚祚塘怎么会忘记呢？

       小延民该上幼儿园了，孩子连一句汉族话都不会，阿妈妮怕孩子到朝鲜族幼儿园受到欺负，对小兰说：“如果你们真要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孩子小，怕生，那我和孩子一起去上课”。这样阿妈妮送孩子上放学三个月，她发现没有人欺负他，就再也不“坐班”了。几年朝鲜族幼儿园的生活，延民一口流利的朝鲜语，祖孙俩常常一问一答，不知情的人还真分不出真假呢。从小在“阿迈”背上长大的延民，离不开“阿迈”，而“阿迈”更是离不开小延民。

 

       敬爱的阿妈妮，您为这个家庭付出得实在是太多了！姚祚塘和林小兰夫妇一辈子都还不清啊！

       姚祚塘林小兰结婚时，当地政府给他们下拨了一些木材，姚祚塘利用这些木材，认真地为阿妈妮的破草房好好修理了一番，换了新的门窗，粉刷了土墙，换了新的房顶，真是“旧貌换新颜”啊，乐得阿妈妮闭不上嘴。

       朝鲜族的村民重视生日。当地的习俗，小孩过生日，一群小孩去看望；老人过生日，助兴者是老人。每年阿妈妮过生日，林小兰夫妇便请来几位上年纪的老阿妈妮来给李生今祝寿。晶莹的绿豆芽，黄豆芽，雪白的豆腐，还有自家做的打糕，摆了一桌子。虽然不象今天的“生日宴会”那样鸡鸭鱼肉，蛋糕蜡烛，但是清苦的岁月里也有一样的生活欢乐。

       集体户从1969年下乡到1976年，招工的招工，上大学的上大学，回城的回城，同去的知青，全部离开了生产队，最后只剩下姚祚塘和林小兰的两个人，想不到两口子在农村坚持了十年啊，太不容易了！就是因为知青结婚了，就失去了招工和上学的机会。在10年里，两口子带领阿妈妮三次回上海探亲。

       1979年，知青大返城，公社书记找姚祚塘谈话，想听听他想法，今后怎么办，姚祚塘对书记说：“如果知青能够回上海，我只有一个要求，要去就全家四口人一起走，要就一个人都不回去”。其实姚祚塘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对延边那么依恋，那么有感情，对回上海的想法一点都不迫切。回到生产队，乡亲们也对他们两口子说“如果你们走了，阿妈妮怎么办？她一个孤寡老人，已经离不开你们了，一旦你们走了，老人的精神依托没有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老人家也活不长了！”上海的双方老人也表明态度：“欢迎恩人来上海生活，如果你们回上海，必须把老人带回来”，当时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买什么都得要票，老人户口暂时报不进来，粮食就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上海老人表态：“我们上海人多，每个人省下一口饭，就够老太太吃的了！”儿子延民对父母说：“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回去，阿迈不回去，那我也不回去，我要留下来给奶奶养老！”在这种情况下，带阿妈妮一起回上海生活是最佳方案了。

       在林小兰夫妇俩的安慰和说服下，李生今阿妈妮和他们三口人，于1979年4月间来到上海。不过老人有言在先：“只住两年，两年以后还要回吉林的。”临去上海前，生产队想给老太太报“五保户”待遇，老太太当即就拒绝了，因为她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姚祚塘也十分自信地对队长说：“乡亲们放心吧，我们能够养活老人家的！”

因为阿妈妮没有去过北京，所以在回上海的路程中，特意带领阿妈妮去了北京，参观了天安门，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林小兰的婆母早就预备了一套新棉衣棉裤、棉鞋，迎接这位异族老人的到来。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对于她来说，是和故乡那个山沟沟截然不同的地方，但在这里，阿妈妮同样感到了一股家庭的暖意。

       小姚的父母陪着老人家在上海的南京路，城隍庙，人民广场，大世界，等等著名景点逛了个遍，上海的特产小吃尝了个遍。

       五个月后，林小兰被招进一家街道针织厂当工人，丈夫则在南市区房修所工作，生活状况才稍好些。刚刚开始时每人月薪36元，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用，当然先得尽力满足阿妈妮的生活需要，夫妻俩这才知道什么叫精打细算。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在“上海檐下"，悄悄过着清苦的生活。直到1984年人民日报一位朝鲜族的记者慕名前来，找上姚家的门采访，亲见他们一大家子老小八口.“上海屋檐下”诞生的一个大家庭，八口人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但生活虽苦却又甜。

奶奶与上海孙子

       姚祚塘林小兰夫妇，两口子刚参加工作工资低，得养活老少三代人，刚在上海安家，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小兰身上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但是怕阿妈妮一个人在上海语言不通寂寞，先给她买了一个《红灯》牌的半导体收音机，让阿妈妮收听朝鲜语广播，后来千方百计凑了钱，家里添了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每当晚上，一家四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其乐融融地观看节目，是阿妈妮最高兴的时候。当时两口子工资就是几十元，不可能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每当家里做了好吃的，两口子先往阿妈妮碗里夹好菜，而老人家舍不得吃，又把好菜夹到延民的碗里，而延民马上又把好菜夹回“阿迈”的碗里，这种超越了血亲的民族感情，真是难能可贵啊!

       阿妈妮不懂汉语，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她老人家把小两口给的零花钱全部用在了小延民身上了。她到商店去买东西，指着想买的食品，然后用手指比划几个，买完了，把延民爱吃的食品捧在怀里，小心翼翼地送回家，等延民放学回来，好让他品尝，看到延民吃得那么香，真的比自己吃还高兴。

阿妈妮在缝补衣服

       每天下班，马上给阿妈妮烧上热水，好让老人家洗个热水澡。冬天姚祚塘先用暖水袋焐热阿妈妮的被窝，然后再让老人家上床，小兰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给老人家缝制了绸缎棉衣棉裤，让老人家穿得体面一点。

林小兰在阿妈妮的床边

       慢慢的，延民也长大了，姚祚塘当上了区人民代表，小兰也被选上了市妇女六好积极分子，1989年还参加了“全国敬老好儿女金奖表彰大会”。生活变了，经济条件好了，但是一家人的感情却越来越融洽，这一家人，早晚照面，相敬如宾，家中大事，首先征求阿妈妮的意见，每次两口子出去办事，都会事先告诉老人家，免得老人家担心。

姚祚塘夫妇领着阿妈妮在小区散步

       阿妈妮在上海生活的12年时间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派出所的警察被他们的事迹所感动，特事特办，一年多就解决了阿妈妮的上海户口问题；姚祚塘所属的房管所工会主席得知情况后，分配给他们一套一室半的新房子；小兰单位的领导也经常来嘘寒问暖，帮助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姚祚塘林小兰的父母，只要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第一时间就把老人家请到家里品尝。

        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姚祚塘夫妇和朝鲜族阿妈妮的动人事迹，《延边日报》朝汉文版，《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劳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安日报》等等，都以大版幅文字和图片进行了报道。

阿妈妮已经融入到这个上海知青的大家庭里

       随着岁月的流失，阿妈妮的身体渐渐不行了，林小兰忧心如焚。丈夫工作忙脱不开身，说出来没人信，是林小兰叫来了自己80岁的老父亲，从居委会借了部推车，送阿妈妮去塘桥地段医院的。在医院里，还是老翁身体健朗，背着阿妈妮上二楼，挂号、化验。检查的医生大吃一惊：“什么?不是你们的亲人？是一个朝鲜族的老人？”为这位“特殊”病人看完病，医生摇摇头，老人已是到了油枯灯灭的地步了。

        1991冬天，享年89岁从来就不生大病的阿妈妮，突然到了昏迷状态，这下可急坏了两口子，社区工作人员也赶来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弥留之际，老人偷偷地淌泪，似有所思。林小兰凑近耳边悄悄地对她说“阿妈妮，我一定把您送回家乡，躺在家乡的土地上。”老人欣慰地闭上双眸说不出话。1991年冬天在姚祚塘全家守候下，李生今阿妈妮以89岁高龄安享天年。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两年后，全家人一起护送老人家的骨灰回延边阿妈妮的老家。因为老人家没有坐过轮船，所以他们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再从大连坐火车去延边。一路上姚祚塘小心翼翼地捧着阿妈妮的骨灰盒，还低声细语地和阿妈妮聊天，介绍沿途风光。

       到和龙西城时，生产队队长十分惊讶，说：“你们全家人花费了那么多钱，不辞辛苦地把老人家骨灰盒送回来？不容易！我们朝鲜族没有保留骨灰的习惯，一般都扔江河里了。”生产队的乡亲们也十分感动，帮助把阿妈妮安葬在一个朝阳的风水宝地。

 

       以后每隔两三年，姚祚塘夫妇就会回到延边，给阿妈妮扫墓祭拜。因为姚祚塘两口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阿妈妮给他们全家带来的的恩德！

       采访结束，姚祚塘和林小兰泪流满面，作为采访记者，我也是热泪盈眶。姚祚塘说：“阿妈妮与我们家共同生活了22年，我的心，永远都不会忘记曾经在自己最困难，最走投无路时帮助过自己的人，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延边，是阿妈妮像最亲的亲人那样照顾我们，这样的恩德，我们全家会铭记一辈子的”，林小兰说：“一个人得讲良心，在农村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自己几乎是绝望了，是一个异民族的，没有一点血亲关系的阿妈妮，帮助了我们，难道在我们生活走向光明时就把她抛弃了？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不怎么做，才是不正常呢！”

       是啊，岁月无情，人间有情。当我们开始接触到这个神奇的特殊家庭的故事，便不禁为那份人与人之间纯洁善良的真情深深打动。我在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今天，我们仍然多么需要姚祚塘夫妇那种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