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我黯然回到11连。这期间，兵团副军级领导屈副司令员来到独立一团；，团长手下数百人一攻，屈副司令没果几天就走了，没啃动石某这块“硬骨头”。
在连队，我成了受着严密监视的“劳改对象”，被下放到农工班当农工，干了些修水利、积肥、上山砍木头之类的活儿，一言一行有人汇总报告，连里的同志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我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那个女孩L已经调到营部当干事去了，我苦闷极了悲愤极了，却无一人可以一诉衷肠。我还听说，团里已经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我的家庭历史。连队指导员谭某也是团长的亲信，被称为“谭小胡子”。他不时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改正错误。”我那时完全是放挺的态度，死硬到底了。谭某做我的工作，我就来个“反工作”，要他“认清形势，认清是非，团长搞错了，你不要把自己也赔进去。”
5月上旬，我在连队“劳改”了八九天的样子，一天，突然接到工作组那位北京知青张志仁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团部，说他跟随兵团政治部主任段景岳等人到了，这次要下决心解决独立一团的问题，要我去协助工作组做些工作。我大喜过望、立即搭车到了团部。
5月10日，全团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数百人（大都是团长带来的转业兵）聚集在一座礼堂似的大空房子里。段主任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干瘦的老军人，处事却极为果决。他当场宣布了兵团党委的决定，让团长石某停职检查。这时会场大乱，一片乱轰轰的吼叫声，有人领头高喊：“坚决拥护石团长的领导！”“兵团工作组滚出去！”“打倒罗瑞卿的反动军事路线！”接着好几位石某的虎将和知青骨干相继跳上讲台，抢过话筒，怒气冲冲地声讨兵团党委的决定，场里则不断发出海潮般的喧嚣和叫好声。坐在台上的段景岳主任及兵团其他干部只能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我则一直悄悄坐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这时，有人在台上叫喊说：“工作组在20连蹲点，吃了半个猪，那个叛徒蒋巍也跟着吃，什么调查也没搞！”
我怒不可遏地跳起来，大吼一声：“你撒谎！”
我拼命挤过拥挤的人群，无数拳脚落在身上。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讲话！对疼痛完全没了感觉。我终于冲到台上，抢过话筒，转身面对会场，大声说：“你们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同志，你们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可是，‘清队’里把那么多贫下中农打成特务，打伤的打死的，你们连一点感情都不动吗！独立一团的‘清队’搞错了，我有铁的事实！”
“你这个叛徒下去！”“小反革命，下去！”场下响起一片哄叫声，几个人又跳上来抢话筒。
“不让我讲话，只能说明你们害怕事实！”我竭尽全力喊道。
会无法再开下去了。段主任和兵团干部愤然起身离去，我意识到，这时我要下到会场，狂乱的人群会把我打死的。乘着混乱，我从后门悄悄溜走了。残局我是收拾不了的，只能看兵团怎样决策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搭一辆马车回到11连。无论如何，连队总比已经大乱的团部安全多了。这是我第二次被发配到连队劳动，不过是自愿的。
“5．10’大会，是嘉荫农场“文革”中一次重要的大会，现已被载入场史。自这次大会，原先仅仅在兵团工作组及我本人与团长及其亲信之间的斗争，野火般蔓延到各个连队，我也成了全团著名的风云人物。很快，全团大乱了，所有关在集中营里的“特务”、“特嫌”被放了出来，他们都成了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几乎每个连队都分化出一小部分，是属于兵团和我这“派”的。有意思的是，17连仅有8个女孩支持我的观点，而且态度十分强硬，号称“八大仙姑”。后来我认识了几位，其中一位思想活跃、出身军人家庭的浙江女孩，几年后成为我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友（不过因为命运的波折，我和她经过数年书信往来之后，也终结了。1981年秋，我和妻子雪扬旅行结婚去杭州，曾想去看望这位早年女友，终因没有回音而作罢。）
这次“自我下放”连队18天后，兵团派来几位现役干部接掌权力，有曲政委、李海副团长等。我又被调回团部，协助他们工作。但是，阻力依然很大，团部工作人员大都是石某的老班底，各连队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石某亲信手中。石某表面上停职了，背后其实都由他操纵，什么事情都落实不下去。从办公室到宿舍，聚众闹事，激烈辩论，一波连一波。我的工作自然受到团长亲信的强烈抵制，谩骂攻击从未停止过。我孤苦伶仃，又陷入深深的苦恼，此时已是初夏，无事可干，便常常到黑龙江游泳，有时兴之所至，便游到江心的无名岛上，躺在温热的沙滩上晒太阳。蓝天丽日，白云悠悠，江水寂寂，内心充满无奈和悲怆。倘真要扎根边疆，难道就陷在这无尽无休的纷争中了此一生么？此前，中苏之间的珍宝岛之战已经打过，边境十分紧张，我躺在说不清是中国地方还是苏联地方的无名岛上是很危险的。不过，陷在无望和愁苦中的我已把生命看得很淡很淡了。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其实与死是没什么区别的。江上，时有苏联巡逻艇突突驰过岛边，百无聊赖的我居然胆敢向艇上的苏联军人招招手，用俄语大声向他们问好。他们见我如此友好，也微笑着招手向我问好。这美好的镜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初“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的“世界革命理想”一下子全然轰毁了。我想，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多么美好呵，干嘛要打仗呢！返城后，我依据这段感受，写了一篇小说《镶在地球上的花边》，里面编了一个中国男知青和苏联姑娘在岛上相遇，而后发生爱情的故事。小说写成时，中苏关系尚未解冻，先后寄给《花城》等多家刊物，都被礼貌地退稿，最后在《漓江》上发了出来。这是后话。
暮夏，新来的曲政委见我实在难以工作，同时也为了减少阻力，就说，“小蒋啊，你还是先回连队吧，这样你的处境可能好些。”我以为，这样的处置并不合适也不公平，但团里乱成那样，呆下去也没意思。我第三次被发配回11连。
佳木斯知青广场
这回是真正的“劳改”，指导员“谭小胡子”怕我把知青鼓动起来，给我派的活儿都是近乎单干的，喂猪，赴马车，做饭，上山伐木。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骑马，有时心情不好，便骑一匹雄壮的粟色马，驰入秋色斑斓、暮霭如烟的原野，劲风迎面吹拂，天地间一片开阔，积存在心底的郁闷也便尘灰般飞散了。一气跑到黑龙江边，放马于水边草滩，我或坐在岩石上，或躺在沙滩上，呼吸着清冽的空气，听江鸥和小鸟在江上和树林里惆嗽，看心爱的马散漫地倘佯于草地上，心里便升起一片透明的湖水般的宁静，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苦了，思绪缥缥缈缈进入一种空灵。这时就觉得生命原本是很阔大的，生命是可以飞翔的，一切都会过去，正如一切都会到来。这句话后来成了我深爱的座右铭。
那时的乱是有好处的，就是迫使大家都动脑子想是非了。11连的知青有一批层次较高的，他们大都来自哈尔滨、杭州等比较好的中学，如哈尔滨师院附中、杭州二中。回到连队后，哈尔滨知青刘相才、高惠民（现名高卉民，黑龙江省著名花鸟画家）等迅速成为与我志同道合的好友，并逐渐团结了一大批知青站到我们一边。尽管指导员“谭小胡子”依然大权在握，可多数知青已经不听他的了。一次连队里选举“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大家居然把我和刘相才选上了，这大大出乎“谭小胡子”的意料。但是，斗争仍然十分艰难，转业兵们一直牢牢地抱成团，同团里现役领导对抗。7月下旬，该收麦子了，各连执掌领导权的转业兵置麦收于不顾，一夜之间突然集结起上百人，坐火车直奔沈阳军区集体上访，企图让石某恢复官职。这一年，全嘉荫农场的数十万亩的麦子颗粒无收，全部烂在地里了。
一天，在营部，我遇上做了营部干事的女孩L。她穿一件褪色的黄军装，脖颈上围一条鲜红的围巾，依然很清秀的样子。风风雨雨的，好久未见了，我们站在道边的树荫下聊起来。她很为我的前途担心，劝我不要同团长顶牛，就是团长下台了，他手下那批人也不能都换掉，“你的命运、户口都捏在人家手里，搞不好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我则坚持己见，表示宁可死在这儿，也要斗争到底，绝不退缩。谈着谈着，我们吵起来了，我责备她太“软弱”，她说我“没长远打算”“一意孤行”。她眼里有了泪，我也激动不已，末了我气得一转身大步离去，把她抛在那棵孤弱的小树下。走出好远，我回头望望，苍茫的原野上，她依然呆立在树下，似乎在抹泪。
我的心一下软下来，想回去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大半年来，我如此的艰难和孤立，到处遇到的是白眼、冷遇、谩骂和攻击。我并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困境中多么渴望有人能理解和支持我，激励我在抗争之路上走下去。只要她说一句话：“蒋巍，你是对的！”我将会得到怎样的激励呀，但是……
我们在哈尔滨建立的那点友情，不可避免地凉了下来。返城许多年以后，听说已为人妻的她患了重病，去世了，我心里一阵怅然并且涌起深长的歉疚之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家都像飘萍似地艰难存活在偏乡僻壤，思想沉郁，前途缈茫，她的软弱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完全出自对我的担忧和爱护，我不该那样激烈地待她。惜乎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纯真而善良的L已是黄泉路上人，我的哀悼之情只能写在本文中了。
这以后的我真是灾难重重。当马车老板，从外面拉回四大汽油桶水，摘马嚼子时，被那匹架辕的烈马一脚踏翻在蹄下。眼瞅着车轮朝我压过来，幸好平日喜好体育活动的我反应还快，猛地一侧身滚出来，就见车轱辘嗖地从我披着的羊皮大氅上深深地压过去，旁边晒麦场上的二百多知青全吓傻了。好半天，大家才围拢上来，惊魂未定地说：“蒋巍，你可是拣条命啊！”
冬天上山伐木，一截回头棒子闪电般飞来，重重击中站在我身边的一位佳木斯青年的头部，他当场口鼻流血，死了。我含着热泪，在油灯下给他清洗了血迹，换了新衣。19年后，即1988年，我重回农场，特地买了一瓶北大荒酒，去祭扫他的坟墓。当地农家的死者年年有人祭扫，而知青的坟墓则因无人照拂，已是一片荒草凄凄，遗迹难寻了。残阳如血，天荒地老，我不禁热泪长流。
杭州知青初到连队后，与哈尔滨知青发生尖锐对立。那时，指导员已经左右不了局势，知青们都听我和刘相才的指挥。于是，连队领导暗中进行挑动，结果杭州知青与哈尔滨知青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打得天昏地暗，动了铁锹、菜刀、扁担、钢叉，伤了数人，并波及全营。入夜，哈尔滨人还把数台拖拉机开出来，打开雪亮的前灯隆隆开进，当坦克用。那一夜，本连和外连的杭州知青全被好勇斗狠的哈尔滨知青打散了。我们集中在11连大食堂，准备了成堆的砖头，并把大饭桌拆下来堵到窗口上，以防杭州知青调集更多人马“反攻”。连续两夜，我们几乎没合眼。第三天，流散在外连的11连杭州知青代表来电话，要求“停火谈判”。发生这场“扭转斗争大方向”的知青争斗，本来就是我不愿意的。维护团结，稳定大局，才能集中力量同石某的“清队扩大化”错误做坚决的斗争。我当即表示同意。荒野上烈风阵阵，杭州知青回来了，为表示诚意，他们都空着手。可愤怒已极的哈尔滨知青迎上去时，还是有一个姓赵的乘人不备，悄悄往一位杭州知青的屁股上扎了一刀。事情报告到我这儿，我愤怒已极，把姓赵的大骂一顿，并令这位赵姓知青负责给这位杭州知青治伤的全部费用。
经过与杭州知青代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判，订立了诸如“两地知青不得分居，以防遭到偷袭”之类的条款，这场风波才被压下去。
1969年冬，兵团党委见石某的势力把持着各连队的权力，十分顽固，不得已，从各师抽调了二三百干部，派到独立一团实行全面接管。新的团长、政委配齐了，石某被停职并且调出了，跟着石某出了不少坏主意的原政治处主任被撤职了。所有被打成“苏修特务”、“特嫌”的原农场干部、职工被平反了。
我终于扬眉吐气了。1970年5月，我第三次调入团部。7月，兵团政治部来了一纸调令，调我去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秘书处做秘书，地点在佳木斯市。在地老天荒的边疆农场呆了1年半，清晨一走出佳木斯火车站，面对那平坦而清静的站前广场，心里不禁发出惊叹：这城市好宽阔啊！
在嘉荫，我名曰“上山下乡”，其实没干多少地里的活儿，反倒搞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烈火怒潮锻铸了我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块人生基石，那就是：同人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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