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到1972年12月底，我在延安地区安塞县高桥公社刘坪大队刘坪小队（生产队）插队。在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刘坪村生活、劳作，从未离开。刚去的时候，干农活；一年多以后，我当了民办教师教小学。刘坪是我离开北京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至今难忘。

一、 刘坪村

      刘坪大队有4个小队（村），我们北京地坛中学有23个同学在这里插队，每个小队都有知青。我们刘坪小队有5个同学，3个女生，2个男生。

      刘坪村处于4个小队的中间位置，是大队所在地。村子不大，全村有21户，104人。村子位于延安通往志丹县的公路30公里的里程碑处，每天有一趟延安发往砖窑湾的长途车在此设站停靠。全村大部分人住在公路北侧的向阳坡上，有3户人住在公路南侧约1里路的山沟口处。

      公路里程碑处往上个5、6米有一个较大的院子，是小学操场。院子没有围墙，自东向西盖了6孔石窑，分别用作：羊圈、知青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小队粮仓、小学教室、大队部（后来是北京干部老张住）。插队4年，我一直住在羊圈的边上，一墙之隔，习惯了蚊虫叮咬，牲畜异味。白天羊群出去觅食，周围安静了；夜里羊回来，羊群的咳嗽声、放屁声、相互间顶犄角的“吧、吧”声，不绝于耳。当年的刘坪，能够提供这样的居住条件已经很不容易了。

 

      男生的窑洞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住，同去的男生总不在村里，前后加起来没住够半年。窑洞里夏天很舒服，难熬的是冬天。那时候取暖主要靠烧柴火，我们在女生窑洞里烧火做饭。我的窑洞一点火也没有，寒窑凉炕，如同睡在地上。冬天零下二十多度时，仅有的一床被褥实难御寒。冬天里，村干部曾多次动员我与放羊的单身老汉同住，我怕麻烦别人没有同意。有一年冬天，实在冻得我受不了了，只好去和那位放羊的老汉（当时有40多岁）同住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腿部和腰部很怕凉，常年穿着秋裤，这与我插队时长期睡凉炕有关。
 

      “集市”在当时的农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还是人们交往、联络的平台。我们方圆几十里只有砖窑湾有集市，那里还有邮局，知青们取汇款，取包裹都要去那里，是知青心中的“圣地”。我比不上别人，去砖窑湾主要是逛逛。

      砖窑湾离我们刘坪15华里，沿着我们门前的公路直走就可到达。我们公社，以及邻近公社去砖窑湾赶集都要从这条公路通过。公路上，平时通过的车辆不多，人也很少。到了赶集日，红的绿的可热闹了。观看去赶集的人，成为村里人的喜爱，也成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村里吃早饭大多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正是路上行人多的时候。人们端着碗，蹲在我们门前的路上，小声地议论着路人，偶尔也大声的与行人搭话，问询自己某个远方亲戚的近况，向周围的同村人炫耀着。

二、 干农活

      我们到农村不久，开始过春节。过了正月十五，没多久生产队开始上工了。

      当时实行集体生产，每个生产队（有的地方是大队）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村民参加集体生产，通过挣“工分”的方法，参与生产收益的分配。劳动是集体形式，但是小型农具是各家自备的。要干活，先要准备工具。村里用我们的安家费给我们买来了铁锹、锄头、镰刀等，还给配了把（当时供销社只卖农具头，把自配），交给我们。从此，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备了参加劳动的条件。

      我们刚参加劳动时没有技能和体力，工分也不高。当时农村壮劳力的工分是10分，出大力时给12分。第1年，村里给我评了7.5分，女生是6分。第2年，给我涨到8.5分，女生是7.5分。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分段式的，在我挣7.5分时，早工（即天刚亮到早饭）是1.5分，上午是3分，下午是3分。刚开始参加劳动时，我们只在白天干，一天下来挣6分。后来逐渐的参加全天劳动，每天能挣满工分了。第一年，我参加劳动一共挣了1千1百分。当时村里每10分的工值不到2角钱，全年决算时，不够第2年的口粮钱。村里体谅我，把欠款免了。

知青资料照片

      每天劳动的时间是漫长的，从天刚亮就下地，一直干到天黑，夏天有14、5个小时，冬天也有12个小时。村里没有钟表，劳作时间由生产组长或生产队长掌握。每天天微亮时，生产组长就站在我们院里，大声吼“上工了”，只喊2、3声。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人们陆续从各家出来，扛着农具，跟上组长走向农田。

      干活时，何时休息，何时收工，都由组长决定。组长凭着看太阳方向的本领掌握着时间。一般情况下，是挺准的。遇到阴雨天，太阳不出来，也会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况。有一次，我们收工回家好长时间天还没有黑，组长跑来问我是不是收工早了，那次可能早了有一个多小时。

      第一年，村里照顾我们，让我们跟着村里的妇女、小孩一起干活，由妇女队长管。当时农业学大寨，各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内容就是打坝和修梯田。村里的主要劳动力都去种庄稼，剩下的修水利、修农田的活留给知青、妇女、儿童干。根据公社要求，先要把公路边的坡地修成梯田。这里的黄土有粘性，修成梯田容易些，只要把高处的土垫往低处修成平台状即可，但是土方量相当大。刚修成的梯田，由于把“生土”翻到了上面，会使农作物减产，需要“养”几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产量。把坡地改成梯田后，很是壮观，尤其是站在我们窑洞前，一眼望去，层层叠叠，美不胜收。

      根据当时的要求，修好的梯田，还要写上标语。村长把这活给了我，还派一个小孩跟我提水桶。我们提着石灰水，用扫帚蘸着，在一米多高的梯田上写当时最时髦的词句。半天多的功夫，紧靠公路旁的梯田上都写满了标语。远处望去，黄色的梯田配上白色的大字，更好看了。

      2010年7月3日，参加安塞北京知青联谊会回访探亲活动的近80名知青代表，在荣乐乐的带领下，在位于安塞县五里湾山坡上建立的北京知青纪念林栽植了300多棵云杉，并来到沿河湾镇侯沟门村为该村的小学生们捐赠了书包、文具盒等学习用品，为第二故乡再播新绿、献爱心，表达对这片曾养育了他们的黄土地的关怀、热爱、眷恋及对父老乡亲深深地思念之情。图为北京知青在安塞县五里湾北京知青纪念林植树。

      第二年，村里开始让我参加农业劳动，干的都是辅助性的农活。重要的、关键性的生产环节，如犁地、撒种、锄苗等还干不了，那关系到农民全年的收成。我干过的农活有垒粪、送粪、锄第二茬地、开荒、收庄稼、背庄稼等。

      印象深的有：

      送粪。村里的农田大部分是山地（现已退耕还林），种地时要把已经垒放、发酵过的农家肥送到田里。肥料先用粗毛线编织的口袋装好，由毛驴运送。一般情况下，每人赶3-4头毛驴，2个人一组送粪。使用牲口干活，对我们过去很少见过牲畜的知青具有极大的新鲜感，神秘感。记得刚学会送粪时，我特别想试着骑回馿，上山时馿驮着粪不能骑，下山我就骑。后来老乡告诉我，驴是干活的，不能随便骑。

      背东西。村里处于山区，物品的运输主要靠人背。经常能看到背负重物的人，吃力地慢慢行走。男性农民出工，一般都带着绳子，看到柴火就拾起来背回家。生产队出工，也会专门安排背东西。我也背过柴火、庄稼。背东西，一要有力气；二要不怕勒；三要会走路，尤其是下山时。被绳子勒的滋味非常不好受，背东西时绳子刚好勒在肩膀两旁，压住血液流通，放下东西后，胳膊都是麻木的，抬不起来。
 

三、 民办教师

      插队的第2年夏天，队里原本让我去王窑水库当民工。临行前，大队通知我，让我当小学老师。当时的老师分公办和民办，公办吃商品粮，挣工资，是干部；民办挣工分，给一点经济补助，还是农民。我是民办的，每年大队给2400工分（相当于一个壮劳力全年工分值的2/3），公社每月补助5元（后来是10元）钱。

      能当民办教师，我很知足。一是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我是17岁去插队，那是我精力最旺盛，求知欲被唤起的时期，特别想读书。二是可以养活自己。当老师有固定的工分收入，生计问题不用发愁。

现在的安塞县小学生

      刘坪小学是我们大队办的，收大队4个村的学龄儿童。刚开始，只有我一个老师，十几个学生，分为5个年级，一间教室。我们采取复式教学法，这个年级上课，下个年级写作业，再个年级读课文。课程科目也尽量分开，同在一间教室，尽量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上下课的时间由我掌握，在没有钟表时，难免出现随意性。我是采用吹哨的方法通知上课。这只哨，是前任老师留给我的有限的教学工具之一。

      刚当老师时，学校没有一点钱，我自己也拿不出。学生上学只交一点教材费，大家都穷，就不收学生的学杂费。接手时，买2毛钱一盒粉笔都成了难题。怎么办？农村的孩子早当家，有学生提出挖甘草根卖钱。我就组织学生上山挖甘草根，卖了钱放到办学经费里。在我当老师的2年多时间里，大队、公社给过学校许多帮助，但是没有给过学校钱，办学经费全靠我们自己动手。我收到生活补贴后，也时常往学校经费里补充。

      学校生活是愉快的。每天看到天真无邪的学生，心灵都得到净化。有一次，我在公社买了把手动推子，打算给学生理发。过去这里理发是用刀刮，不用推子。课间时，学生们看到新推子都围拢过来要我给他们理发。以前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理过发，心想要理就先来个容易的，就大声说：‘谁剃光头，就先给谁剃’。话音刚落，就见 4、5个小手蹦跳地举到我面前，大声喊着“我剃、我剃”。我还问了句，家里同意吗？学生都抢着说“同意。”在众人的目光下，我得意地给两位同村的学生理了光头。下午，一位家长面有难色地拎着剃成光头的学生找到我，“老师呀，不敢剃光头，都变成和尚儿子了，不好看呀”。这时我才知道，这里的习俗是不能随便剃光头，尤其是小孩，变成和尚就没有后代了，

      农村的小孩很早就参加劳动，学生中10岁以上的都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每天挣个4分、5分的。麦收时，我们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到各小队去割麦子。学生们积极性都很高，干活很出力。最诱人的，是各队给我们准备的午饭。一大桶熬菜，一大筐新麦子做的开花馍，香喷喷地挑到地头。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很难吃到的饭菜。大家都低着头有声有色地吃着。每个馍有半斤左右，我一顿能吃3个，大部分学生吃2个以上。这里的人很朴实，各个小队都打听着别的队如何招待我们，也提供相同的饭菜。我知道，学生们收麦子实际上干不了多少活，各个生产队在当时条件下，是通过提供好的饭菜让娃娃们吃顿饱饭，是对办学的支持。

      村里人大多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他们对老师很敬重，这也让我增添了职业的自豪感。学生也很尊重老师。每逢节日，学生会自发的带食品给我，多的吃不完。

      我当老师后，学生的入学率逐渐上升。不到一年，增加了十多个学生，一间教室不够了。大队就把烂泥湾村口一座旧庙收拾出来，给了学校。学校迁址后，教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庙里有五·六间小房，每个年级学生可以有自己的教室，老师也有了办公室。在这里我一直工作到离开农村。

 

作者简介

      荣乐乐，1969年-1972年底在安塞县高桥公社插队。1973年初进国营877厂。1978年考入陕西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旅游局工作。

      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北京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筹）、安塞县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曾任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