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石团长石某赏识
1968年11月3日，我穿着刚发下来的没有领章帽徽的黄棉袄，背着背包，和数百名风华正茂的哈尔滨红卫兵，登上北去的列车，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紧傍黑龙江南岸的原嘉荫农场。我被分配到11连。11连是在沈阳军区搞过讲用的先进连队。团部人士曾读过我临行前发表的《为了迎接明天》，觉得这个蒋巍是把“刷子”，能写。他们大概想让我将来为11连写点先进材料什么的，就把我分到这个连队。
参加了几天的劳动，团部突然来了调令，要我到团“文革办”当秘书。
当“红卫兵”搞宣传办小报练出来的那套本事，在这里全派上了用场。办小报。写政论，从反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展情况到报道团部工作动态，用各种字体刻钢板，再套红印刷，报头上还刻有毛泽东头像。我一个人把十天一期的报全办下来了。当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送到团长、政委和其他各位领导手中的时候，他们被震得一愣一愣的。这些领导大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当了许多年大兵，有了一点文化，一九六六年转业到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农场（即独立一团），一直封闭在深山老林里，哪见过手工操作油印、却又这么精美的小报，而且是蒋巍一个人干的！
团长石某喜笑颜开，多皱的脸上乐开了花。
我迅速成为团部上下知名的佼佼者和青年骨干，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儿一“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而且发展势头看起来很猛。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到团部开大会，见了蒋巍都像当兵的见了当官的，动不动举手敬礼。他也学着部队“首长”习惯，美国大兵一样把右手很老练也很潇洒地往额角上一碰，回个军礼。有时回十一连或下基层办事，路上只要遇到团部的汽车，蒋巍一招手，司机都客客气气把车停下。一个小知青，下乡没几个月，地位就如此显赫，可以想见他是何等的春风得意。
佳木斯知青广场塑像
团长石某在部队是副团级干部，一九六六年三月，即“文革”前夕，他带领八百余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嘉荫农场。这里创业不久，基本建设搞得不错，机械化程度很高。“文革”开始后，石某野心膨胀，不安于做副职了，他带领八百转业官兵起来造反夺权，把原农场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打倒，原场长、我国著名农垦专家杨青海成了“走资派”，被迫下台，石某立马跃居团长一职，他的手下则纷纷做了各营各连的头头。一夜之间，这批转业官兵利用“文革”之机在嘉荫农场全面夺权，石某从此在这片“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大权集于一身，走路都是慢慢腾腾、威风凛凛的样子。
石某如此赏识，显然对我的前途是极有好处的。后来石某操作和计划的许多事情被揭发出来，我才知道，石某制订了一个培养“团级后备干部”的名单，都是知青，我是“副团长”人选，与我同屋的张克非则是“副参谋长”人选。
一九六八年，全国进入“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又有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当作“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和企图翻案的“臭老九”揪出来打倒了。独立一团紧靠黑龙江边，对岸就是所谓“苏修”。独立一团机关食堂离江边不过百米左右，清晨或者傍晚散步，我常常到岸边小坐，眺望对面的风景。那边远山起伏连绵，森林茂密壮阔，除了远近几个高高的哨楼，几乎见不到人影，一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风光。那时报上说，“苏修”在东北边境“陈兵百万”，我左看右看，那寂静的树林里怎么也不像藏有百万雄兵的样子。
不过，独立一团的“敌情”观念却搞得非常紧张。据我的顶头上司“文革办”李主任介绍，在“清队”运动中，全团共挖出数百名“苏修特务”和“特嫌”，他们在独立一团大肆活动和破坏，一九六九年初的一个深夜，团里的面粉加工厂发生严重火灾，整个厂子塌架了，库房里堆成山的袋装面粉也烧毁烧焦了不少，后来的几个月，大食堂一直在吃这种黑乎乎的磕牙的黑糊面，吃得大家直拉稀。石团长在大会说，这就是深藏在我们团的“苏修特务”干的，弄得这些小青年们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现在想来，那次火灾肯定是一个事故，石团长栽赃给莫须有的“苏修特务”，无非想推卸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
因为挖出来的“苏修特务”太多，团部、九连（地名：大岗）等几个地方专门设置了集中关押的地方，我先后去看过。即便在“文革”中的中国也十分少见。团部这里的集中营，是几幢森严壁垒的大房子，外面有荷枪实弹的知青日夜把守。
有一天，我作为团“文革办”成员，敞着军大衣，穿着假模假式的黄棉袄，足登皮面大头鞋，风纪扣系得紧紧的，绷着满脸的“阶级斗争”进去“视察”了一番。房子里光线极暗，一进门，一股呛人的汗臭味扑面而来，几十个黑不溜秋的“特务”分住在两层板铺上，他们都剃了光头，表情呆滞，目光阴郁。随着看守一声令下，所有“特务”赶紧跳下床铺，齐刷刷立正站在地上。蒋巍问看守，他们都老实不？看守说，有的还行，有的很顽固。说罢那个看守突然抬脚，踢向一个“特务”的左腿膝盖处，说这家伙最不老实。那人唉哟一声惨叫，抱着腿倒在地上。我毫无表情，冷冷地看着这个“特务”，喝令他站起来，然后板着铁青的脸开始对“特务”们进行训话，训话的内容是大家可以想到的，无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快向人民低头认罪”之类，最后我问，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特务”们齐声回答：报告政府，记住了！
今天想来，我那模样肯定活像个“少校”。
坐落在九连的那个“特务”关押地，更是地道的集中营，外面围着几近人高的铁丝网，入口处有守卫，每天换岗要喊口令。为防止“特务”自杀和逃跑，绝对禁止他们系腰带和鞋带，上厕所得提着裤子、倒拖鞋走路。对态度不“老实”的“特务”，有的看守极为残忍，竟然用烙铁在他们的背上像对待牲口一样烙下号码。他们遭受的各种酷刑和殴打，更是难以细述。而那时，少不更事的蒋巍相信“文革”中的一切“运动”成果都是真实的和正义的，我为独立一团挖出这么多的“苏修特务”而深感震惊，更加感到“防修反修”的任务光荣而艰巨。
除开这两座“集中营”，各个连队也都有自己的关押小号和“监控对象”、“劳改对象”。在我最初所到的十一连，后来“运动”愈搞愈烈，竟把有的知青也卷了进去，有一位姓高的哈尔滨知青酷爱美术，十一连各处的毛泽东像，都是我跟着他学画的，高某的一张嘴特别尖刻，好说怪话，结果被打成“苏修特嫌”。关押期间，为防止他搞“破坏活动”和“暗杀”，连队特意在火炕上为他打造了一个睡觉的笼子，晚上他钻进去以后，看守必须把笼子锁上才可以睡觉。
渐渐的，我对独立一团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产生了些许怀疑。“文革办”一个姓李的哈尔滨知青负责一项专门工作，就是每天根据各连一些人的电话汇报，统计这一天夜里全团境内究竟有多少“苏修特务”放了红黄绿之类的信号弹。然后他在本团地形图上用各色铅笔标出信号弹的位置和颜色。有几次，蒋巍拿来看看，地形图上标得五颜六色，密密麻麻。我奇怪地问，你标了这么多，我在连队、团部这么长时间，怎么一次没看到呢？我还问他，如果真有一颗信号弹升空，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到了，大家都打电话报告，其结果是一颗信号弹，你却记成了五个六个，这点你怎么区别呢？那位知青无言以对。
实际上，那时全团上下在“清队运动”中人人自危，都以发现和报告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来显示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和可靠。
担任哈尔滨市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时的蒋巍照片
陪孔干事下连队
事情很快起了变化。一九六九年初春，地处佳木斯市的兵团政治部派来一位现役军人孔干事，调查了解独立一团备耕进度并顺便了解一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情况。孔干事个子不高，白净面孔，戴一副近视镜，平时话语不多，性格温文尔雅。我奉命陪孔干事走了几个连队，虽然时间不过数天，却从孔干事身上学到一个重要的本事，那就是调查研究。哈尔滨三中这所重点中学教给我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向别人和书本学习。这辈子活过来，我那许多的爱好都没拜过师，都是在观察和研究别人的过程中自悟自修的。到了边疆后，大脑一片空白的我犹如一块海绵，热烈而急切地从周围一切人身上吸取着人生的经验。我和孔干事下到连队后，一方面听连队领导的汇报，也从关押小号中“提审”那些被打成“苏修特务”、“特嫌”的人，了解他们为什么和怎样参加“苏修特务组织”的。这些“特务”哆哆嗦嗦地进来，个个都是被太阳烤煳的家伙，仔细一问，都是老实巴交、拙嘴笨舌的农场职工，没多少文化，一手老茧，只会种地。
一问出身，大多是贫雇农下中农。
“苏修”那边给卢布了吗？没有。
搞过什么“特务活动”？没有。
他们怯怯地抬头瞅瞅我和孔干事，见来人不像是独立一团的官员和打手，便鼓足勇气流着泪偷偷说，冤枉啊，我没搞过特务活动，不是苏修特务！
问多了，我和孔干事一脸的疑惑。常识让我发出一个疑问：即便这些农场职工真是“特务”，可“苏修”找这些没本事、没文化、只会种庄稼、几乎不出大山的人当“特务”有什么用？独立一团除了一望无边的庄稼地、森林、山冈和茫茫草野，再就是上万名穷掉底儿的知青和农工，没有任何军事组织和机要重地，“苏修”搞这么多特务、发那么多信号弹干吗？毫无疑问，不是我们搞错了就是老毛子太傻！
那些被监管的“特务”听说来人是上级兵团派来调查研究的干部，而且态度和蔼，他们就敢说心里话了。他们泪流满面地说，自己是屈打成招的。
怎么打你们了？
有的“特务”伸出两个拇指叫我和孔干事看，整个拇指已经变形了，中间好像是一根包着皮的骨头，指尖处则堆积成一个肉球。他们说，打手们用铁丝拴住他们的大拇指，然后把人吊在房梁上毒打，时间长了，铁丝就把大拇指勒成这个样子。
有的“特务”脱了衣服给他俩看身上和后背，一道道紫红的突起的鞭痕交错纵横。
我的心一阵阵战栗！
经过深入调查，独立一团“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真相渐渐暴露出来。黄昏之时，浴着和暖的微风和淡淡的晚霞，我和孔干事饭后漫步在乡间小路上，或者夜里躺在一铺火炕上，谈起这些事情，我俩一致感到独立一团的“清队”搞出这么多“苏修特务”，一无证据，二无搞破坏活动的事实，三是存在着大量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现象，伤害了很多贫下中农，明显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自然，这个认识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孔干事和我商议后决定，马上回佳木斯向兵团党委和首长汇报。我则回到团部，暂时不动声色，等待回音，相机而动。
“背叛”
孔干事回到兵团总部是怎样运作的，我不得而知。但很快，兵团党委派来以现役军人张斗处长为首的调查组，深入到独立一团，并选择了“清队”的“先进单位”二十连进行蹲点调查。
孔干事因有别的公务没有跟工作组来，但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意味深长地要我去看看张斗处长，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我隐隐感觉到，在独立一团，这很可能是一场大风暴大斗争大搏杀的序幕，而且面对的将是团长及其领导的遍及全团的实权派阶层，我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现在回想，这也是风起云涌、狂潮迭起的“文革”带给我的一大收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史无前例、席卷一切的“文革”风潮把我卷入政治活动之中，并迫使我不得不进行所谓的“政治思考”。其实那时的许多思考完全是虚妄的、错误的甚至是疯狂的，但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对是非道理的探究，以及分析问题的习惯和方法，却在这些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养成了。
到底对独立一团的“清队”运动怎么估价？是顺着团长的意志走，还是采取批判和对抗的态度？兹事体大矣，必须慎之又慎。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须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决定自己的态度。于是，我竟然没向“文革办”李主任和石团长请假，坐上一辆大卡车，悄悄跑到数十公里之外的二十连，见到兵团来的张斗处长及工作组成员苗秘书、在兵团政治部工作的北京知青张志仁等人。张斗是一位非常可敬的、多才多艺的老军人，身材高大，威风凛凛，声若洪钟，说起话来屋子里会嗡嗡响。他还拉一手漂亮的二胡，兴之所至，来上两口京剧，抑扬顿挫，声震屋瓦。北京知青张志仁后来也成了我相交数十年的好朋友，知青返城大潮后，他继续在农垦总局坚守，曾任《农垦报》总编辑，九十年代才返回北京。
到了二十连，我给石团长打了电话，报告自己已经到了二十连，说“兵团工作组让我临时来给当个帮手”。石团长在电话那边一声不吭，叭地把电话摔了。过了一会儿，团“文革办”主任李景尧给我打来电话，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是错误的，我命令你立即返回！
我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工作组人手不够，希望我留下帮帮忙啊。他们毕竟是上级派来的，我不得不听啊。
李景尧大为光火：如果不回来，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电话又摔了。
我把这个情况向张斗处长作了汇报。张处长很和蔼地说，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你毕竟是团里管的人，我不好多说什么，去留你自己定吧。
我默默走开，默默走到波涛滚滚的黑龙江边，默默眺望苍山云海，大江东去，以及对岸“苏修”高高的边防哨楼和寂静的山林原野。究竟跟着能决定自己命运、对自己很是欣赏的石团长跑，还是站到兵团工作组一边？我的内心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
现在，我是团长的大红人儿，拍好团长的马屁，谋取个一官半职，在全团狐假虎威，日子肯定会过得不错，将来也能弄个好的出路。孤身一人，在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边疆苦熬，领导关系搞得怎样，很可能关系到一生的前途和命运。
可是，我又想起了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特务”，那些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农工。他们的控诉，他们的血泪，他们的冤屈，让我无法平静。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面对鲜血和眼泪怎么可能保持沉默呢！
那一刻，是我一生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华。一个刚从兽性大泛滥的“文革”烈潮中跑到边疆来的“红卫兵”，一个曾令周围人们恐惧的造反派小头目，良知突然觉醒并且烈火般地燃烧了！
面对权势薰人的错误路线和受苦受难的人民，我毅然决定留在工作组。
经过深入调查，一个惨无人道的、血淋淋的“清队”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清查，独立一团在“清队”中共抓了四百四十四名“苏修特务”、“特嫌”，折磨至死二十余人，各种刑法数十种。拳打脚踢不用说了，比如，用拖拉机配件三角皮带蘸凉水抽人；拿钉子板抽人；铁锅烧红了，把人头往上按，烤得头发咝咝冒烟；把葱捣碎了，糊在眼睛上；用铁丝拴住大拇指和大脚趾，背朝上吊在房梁上，背上压一块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用的平衡砣，你还不承认是“苏修特务”，脖子再吊上几块拖拉机的链轨板，不用多长时间，手指和脚趾的肉就全被捋到端部而成了一个血红的肉球。有一个人被打得腹部发胀，鼓鼓的像个气球，三角带抽上去，肚皮叭地就开裂了。有位农场女劳模，被扒光衣服吊起来毒打，打手们还将其轮奸，之后，打手们竟以莫须有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由，残忍地用别针将她的阴部缝住。然后吊在房梁上，他们则坐在一边打扑克取乐。那些被打死的人，有的塞进黑龙江的冰窟窿里，有的在野外架火烧掉了事。
种种血案，令人发指！
经过全面调查研究，所有的“特务”都被否定了。当工作组的张斗处长在二十连全连大会上当众宣布所有“特务”都解除监管和平反之后，全连农工眼含热泪，激动不已，掌声雷动。但因为连队指导员、石团长的亲信之一侯某也坐在主席台上，表情阴恶、虎视眈眈地瞅着大家，那些胆小的农工便弯着腰在长条板凳底下偷偷鼓掌，胆大的则不顾一切，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那一刻，我也被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我的抉择是对的！
蒋巍生活照
几天后，我把在二十连搞调查所了解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认识和分析，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信，托一位司机带给在团部工作的几位哈尔滨第三中学的老同学。信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团长搞的“清队”是错误的，是“打击一大片”和残害群众的行为，实行的是地道的“白色恐怖”。他在信中说，下一步全团很可能为此发生大争论，如果我提供的事实不足以使你们信服，也请你们不要贸然表态，以免站到错误的方面去。
这封信，我是请那几位同学秘密传阅的。但传来传去不知怎么落到石团长手里。他看了此信，大发雷霆，恶狠狠骂了一句，没想到，这个蒋巍是个小叛徒！
大约二十天以后，兵团工作组形成了调查报告，按照官场规矩，要回到团部向地方单位的领导汇报。那是一个阴郁的下午，风很大，石团长带着文革办李主任等著名“五虎将”，气势汹汹进了团部会议室。那是一间普通但较为宽大的民房，开会时有人坐炕上，有人坐在凳子上。以往石团长见到我，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张口闭口“小蒋”，而这次，他好像不认识似的，铁青着石板样的脸色，细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凶光，便把脸别过去。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斗处长介绍了工作组的调查结论，认为独立一团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很多好人好干部（请注意，那是一九六九年春，正是“文革”甚嚣尘上的时候，刚刚闭幕不久的“九大”选举林彪为党的副主席。在那样的极左年代，以张斗处长为首的兵团工作组能有这样清醒、正确的认识，是多么的不易啊）。
谈话中，张斗处长还给石团长留了点面子，说他可能对基层情况“不很了解”，建议团党委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清队”错误“立即加以纠正”。为说明情况，奉张处长之命，我念了由我自己起草的《二十连在“清队”中大搞逼供信、施用二十余种刑法的调查报告》。
没等我念完，坐在炕沿上的石团长突然站起，恼怒地吼叫道，你们这是拿枝节问题否定“文革”大方向，否定“清队”大方向！说罢他转身拂袖而去，“五虎将”也都起身噔噔噔跟着走了。张斗闷坐在炕上，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面面相觑，房间里一片沉默。我所预感的政治风暴终于降临了。
工作组决定撤回去向兵团党委汇报。第二天，团长再未露面，工作组刚登上去火车站的汽车，团部突然聚集起数百名转业兵和知青，把汽车团团围住。他们高呼着“不许否定文革大方向”、“不许否定清队大方向”、“不许破坏独立一团大好形势”等口号，要求张斗出来讲“清楚”！
他们围攻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放车走。汽车沿途经过几个连队，都有上百人出来拦路围攻，朝车上扔砂石和烂菜根什么的。这些行动显然是团长或者手下人策划的。
我本来是给来工作组送行的。工作组一撤，天哪，风暴中心就剩我孤家寡人一个。数十人（其中有不少是我熟悉和要好的知青战友）有男有女，一下把我围起来，潮水般拥来拥去，拳打脚踢，骂我是“叛徒”、“小爬虫”、“黑五类后代”，撕衣服，吐唾沫，抓头发。我愤怒地抗争着，并且高喊着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混战中，我痛苦地意识到，几天前还那么亲切的战友，只因为利益和认识的不同，脸一变，就成了如此可怕的仇敌！
是夜，我一脸伤痕、满身破碎地回到宿舍。好友张克非因为观点的不同，也冰冷着脸不理我，还把行李卷起走人了。在黑龙江边这幢黑黝黝的孤寂的小民房里，只剩下我一人。我疲惫不堪地倒在炕上，第一次感觉到，在实际生活中，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多么的艰难，无私无畏地维护真理和正义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还意识到，自己在独立一团的好命运肯定就此完结，团长恨他如眼中钉，众多战友弃他而去，团长要往死里整他，简直就像踩死个蚂蚁一样容易……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和正义的，既然如此，那就决不退缩，绝不投降，死也不说一句软话！就算一生交待在这儿了，那也是烈士啊！
蒋巍书法
就在那一夜，我在日记里写下两句诗，是借用小说《红岩》里的句子：“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后来的日子苦极了难极了。迎面抛来的辱骂，没人理睬的孤独，去食堂打饭要五两给三两，晚间打开铺盖，被子里塞了死耗子或者几把砂子。不久，全团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正式做出决议，要求我必须作出“深刻检讨”，并下放回十一连“监督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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