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霞（左）与同学在“康拜因”上

　　刘金霞爱好文学创作，曾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回忆录、诗词若干。

　　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这是许多上个世纪60年代末毕业的大学生熟悉的经历，本期的私人别史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亲历者，有些特殊的是，她是以孕妇之身参加这场运动的，个中的经历，在记忆中有了别样的意味。

　　——编者

刘金霞儿子47天的照片

　　1968年10月，我24岁的那个秋天。萧瑟的秋风中我们大学毕业了！

　　“文革”后期，进驻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军代表向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宣布了毕业的讯息和去向：我们必须首先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部队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我和黑龙江籍考生被分配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军垦时间遥遥无期，于是有的同学匆匆结了婚。我和同班同学的男友也突击登记领了证。没有新房和仪式，没有工作和收入。两个穷学生天真烂漫地去旅行结婚了！

　　岁末，严冬。去军垦农场报到的行期已逼近，不幸的是却发现我意外有了身孕。我们自己是奔赴北大荒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被改造对象，未有归期。那是一块寒冷荒蛮的土地，那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营。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孕期280天的准妈妈将如何度过，腹中的宝宝又如何孕育？还有，至关重要的是呱呱坠地后的孩子何去何从？部队不允许带孩子去锻炼。别人呢，部队首长、军农战友怎么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人，不是轻装，而是背着包袱上阵。

　　思忖了几天几夜，我和他做出了一个痛苦、无奈的选择，那就是，到部队后马上请假去医院手术做掉这个孩子。

　　“部队是大熔炉，可不是不让人活命的地方，有了孩子就有呗，他们是革命后代”

　　我们报到后的第一件事是去找部队农场的首长请假，去距离农场120里外的北安县城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连长，一个团级军队干部，中年河南汉子，方脸，浓眉大眼，名字叫赵本堂，一个本本分分、堂堂正正的名字。

　　我们怀着负罪内疚的心理和深深的歉意，先是深刻地检讨了一番，什么改造重任在身，却怀了孩子，不利于受教育和改造思想等等，接着恳请首长准假去医院将这个孩子做掉。

　　连长呢，他和蔼地望着我们，耐心地听着我们的述说和要求。之后，他操着河南口音笑着说：“同学啊，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复杂，想得多。接受再教育是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部队来锻炼要珍惜这个机会，争取把自己改造成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你们积极上进是对的，但是，部队是大熔炉，可不是不让人活命的地方，解放军也是人嘛，我们也都有孩子老婆。有了孩子就有呗，他们是革命后代。不能因为来了这里就剥夺了孩子出生的权利，我们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们是将来国家的栋梁和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告诉我们：‘既来之则安之’”。

　　连长温馨朴实的话语铿锵有力，像老师谆谆的教诲，似兄长慈父般的呵护。冥冥中感到是天意，唯有听天由命。

　　“睡那么热的炕，肚子里的孩子是要上火的！”

　　我们军农二连集合着一群来自吉林大学文科各系和大连工学院、大连海运学院以及辽宁大学等几所名牌大学的莘莘学子。

　　刚去时，男生100多人住的是旧仓库改成的集体宿舍，筒子屋，大通铺，有点像东北的大车店。几十人、上百人住一起。后搭的火炕不好烧，一烧炕就冒烟，满屋子的烟，呛得人鼻涕一把泪一把。每当傍晚烧炕时，男生们就穿上棉大衣、棉鞋，戴上棉帽子、手套，三三两两站在外面凛冽的寒风中，躲避“天天呛”。

　　女生比他们舒服多了。女生宿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火炕。我们女生是第九班，共13人，同住一屋，同睡一炕。那炕不算大，每人能分摊大约50厘米的面积。晚上一睡觉，头挨头，脚碰脚，呼吸、心跳都能听见。我呢，格外受照顾。我被安排在炕头的第一铺，身下是烧炕的灶膛。为了炕梢儿的人不凉，每天这个灶膛必须添烧几大抱豆秆。熊熊大火直烧得炕头的炕席煳了、褥子煳了。那时我就和我肚子里的孩子睡在这样的铺位上，夜里常常热得难以入睡，不得不卷起行李，靠着行李卷坐着。早晨起来口干舌燥，两眼发干。

　　过了一阵子，有人锯了两块厚厚的跳板，放在炕头的席子下面，这样，我就结束了与宝宝一起每夜被烘烤的难耐日子。后来我听说，连长知道了我的情况，说，“睡那么热的炕，肚子里的孩子是要上火的！”

　　妊娠反应是每个准妈妈共有的苦难经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是属于反应强烈到五脏六腑翻江倒海、死去活来的那种，并且，妊娠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在持续反应。不停地呕吐，吃什么吐什么，严重时虚脱晕倒。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后来得知，这叫中毒性反应。在医生指导下吃点药、补补液就好了。可是，那时候，农场有一个简陋的卫生所，一位具有少许卫生知识的年轻女护士，她自己还是个稚气的小姑娘，她怎么能明白那么多孕妇保健知识护理我？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病得起不来炕时，司务长常常安排炊事班给我开一个小灶，就是送一大盆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热汤挂面，里面放点白菜之类，洒点蛋花。当时，即便这么简单的挂面汤也不是人人都能吃到的，它只有在重病的情况才能享受到。别人在暗中垂涎，我却不止一次地吃到。雪中送炭啊，那时候，部队首长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尽其所有尽量照顾的。

　　只是环境和条件太差了。这里交通十分不便，距北安县城大约120里地，交通工具是大卡车，部队首长是京吉普。这里的东西奇缺，我们的生活用品都要由司务长、上士等战士外出时捎买。大概是这样的原因，我在孕期没有吃到过水果，久而久之，便秘十分严重。

刘金霞伉俪（同班同学）身着借的军帽军衣合影

　　我们母子曾险些成为狼群的早餐

　　怀孕5个月时，我搭乘师岳政委的吉普车去北安医院检查胎位。我坐在副驾位上，岳政委坐到了后座，一路上他不断叮嘱着司机慢些开，再慢点儿。

　　胎位检查结果不尽如人意，胎儿身居横位。医生说，必须矫正。从现在开始到产前一个月，要每天清晨空腹跪着倒空半小时以上。于是，春耕农忙时节，我可以不用再3点钟起床随着连队去铲地，允许晚两小时到地里。

　　那时我们主要铲黄豆。地离营房很远很远，要走上个把小时；地又很大很大，有时一条垅得铲上半天或更长时间才到头。冬天我们早晨5点钟起床，春夏农忙季节要3点起床。有起床号，号手是学生。

　　各个班还有班长的哨声相辅相成。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觉本来就多，加上晚上又有“点名会”、“清理阶级队伍”、“自我革命”、“斗私批修”等名目繁多的大会小会、学习总结等等，睡眠严重不足。那时候，我们女生班大多数人都害怕、讨厌九班长的起床哨声和她那有气无力的“起床了！起床了！”的催促声。九班长本人血小板减少患了紫癜，每天很难受，但她根红苗壮，身负要职，却又力不从心，所以每当她敦促大家起床时，她自己难受，别人也不舒服。

　　纵然如此，只要九班长的哨声一响，我们常常像电击了一样，下意识地穿上衣服，拿起锄头一声不响地一个跟一个走向黎明前的黑夜，奔向田间地头。我更是一边蹒跚地走，一边睡。腹中的孩子每天都得跟着折腾。

　　更为惊险的是，我们母子曾险些成为狼群的早餐。那天早晨，同学们3点起床去打早垅了，5点钟我和穆二扛着锄头一起赶往地里。

　　穆二，名字为穆延筠，她和妹妹是双胞胎，家里家外都昵称她们为穆二和穆三。穆二是一个开朗乐观、谦和大度的人，她亦结婚并有身孕。我们结伴前行。一路上，她向我讲述着她美好的童年，双胞胎的妹妹穆三，还有最崇敬的父亲，以及她的爱人、同班同学杜明一当年如何追她，等等。每讲完一段她都咯咯地笑一阵子，爽朗，清脆，她的笑声，在高远的夜空中回响。我一直听得入迷，沉浸在她的幸福中。

　　突然，远处传来凄厉的野兽咆哮声，先是一两声吼，渐渐声音增多增大，变成了嚎叫，并且由远及近，在空旷漆黑的夜空下十分恐怖骇人。我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遇到狼群了！但谁也没说出来。我下意识地抓住穆二的衣角，死死拉住。她用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我们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往前走。心怦怦地跳个不停，肚子里的孩子也像觉察到了什么险情，此时一阵阵躁动，更是让我心跳加快，两腿发软。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默默地流淌下来。我暗想，这孩子已经随我遭了几个月的罪了，现在还未出世就要和我一起被喂狼，太不公平了，天理不容啊！

　　穆二一言不发，她警惕地环顾四周，侧耳聆听远处。一会儿，狼嚎声渐渐远去，小了，东方天空泛起了鱼肚白。“你看！”沉默不语的穆二突然快活地叫了起来，循声望去，远处田间地头正有人影晃动，还有猎猎军旗，一阵阵歌声随风飘来。那是我们的大部队，军农二连的战友们在打早垅铲地。我惊魂未定，踉踉跄跄地奔了过去，见了连长我像见了妈妈，悲喜交加，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路遇的惊险，心中的委屈，一肚子苦水一股脑倒了出来。再看穆二，她那样平静，像方才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依然咯咯地笑着，笑得那么爽朗、清脆。她的镇定、遇事不惊，她的柔情似水、不失风范，我永远敬佩她。几十年来，我从未间断对她的思念，穆二，你在哪里？

　　炊事班比较照顾我。他们做的肉馅大包子，我一顿吃两个，走时还带回宿舍两个

　　在高寒荒凉的北大荒，一年要有6个月的冬天。为此，这里一年四季只有大路菜：萝卜、白菜、土豆、圆白菜等。并且是在冬初就开始放菜窖里储存，一直吃到来年六、七月份。当时这里根本就没有细菜、绿叶菜。我们去后吃的就是大路菜，主食是农场自产的麦子磨的面，还有和广州军区互换的南方大米。

　　炊事班由从各个班挑选出来的厨艺稍好些的同学组成。这些同学聪明好学，勤恳耐劳，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原材料为战友们做出了可口的饭菜。后来，连里自己养了猪，有的同学当了“小猪倌”，并学着杀猪。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把猪养得膘肥体壮，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太多的美味佳肴。一到了年节，炊事班的弟兄们便竭尽八仙过海之能事，做出一桌桌丰盛的美餐，我敢说，他们当年的烹调技术绝不亚于现在大城市五星级宾馆厨师的厨艺！

　　炊事班比较照顾我。那时候，我有着在大学里练了5年长跑的健壮身体，一向能吃。开饭后，同学们很快吃完，陆续走了，我常常压后阵，吃得津津有味，炊事班的同学有时给我添点菜。他们做的肉馅大包子，至今余味无穷，半斤一个，我一顿吃两个，走时还带回宿舍两个。别人不可以，我搞了特殊，是炊事班给了我这个待遇。他们做的饭菜，尤其大包子常常把我吃得肚子像要爆炸了，肋条疼得回宿舍得靠着柜子站着。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部队农场较好的伙食，战友们高超的厨艺，为我儿子胚胎发育时期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难怪他出生时重达9斤！

　　即便如此，抛洒在北大荒的年轻学子们依然渴望绿色，向往绿色，我尤为强烈。

　　春天来了，春天涌进了北大荒。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在营房周围的草地上，我发现丛生杂树、萋萋芳草中亭亭玉立着一棵棵、一簇簇、一片片的柳蒿芽。望着这些水灵灵、绿碧碧的嫩苗，我很是亢奋和激动。这正是我所渴盼的、腹中孩子需要的呀！我采呀采，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大堆，用衣服兜了回去，求炊事班的人用沸水焯一下，贪婪地吃了起来。味道好极了！

　　接下来，每天中午劳动归来，饭后我不休息就去采柳蒿芽。柳蒿芽采的多了，我一个人吃不了，一些同学也跟着吃起来，还有小葱蘸大酱，那个香啊，只有国宴招待外宾时才能尝到。

10班的大学生“战友”们

　　“你生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祝贺你，祝福他。”

　　还有一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这时连长对我和爱人说，近日连里专门派一个战士把我送回去休息，但不能让我爱人护送，那会影响他接受再教育。

　　动身前，司务长送来了一箱挂面（30斤）、一箱仓储鸡蛋（30斤）。说是连里给我带回去坐月子的。我很感动，这些东西是地方买不到的，部队首长真是费心了。这次送我的车是专车，212京吉普，我被安排在副驾上，这是那个年代首长出行坐的最佳位置。送我的战士是连里文书，是个上士，姓温，比我小几岁。走前爱人没能去送我，他照旧出工下地干活去了，他是五好战士，是不能儿女情长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前一天晚上他把我俩一个月的工资92元都给了我，生孩子用，他已分文没有，只等下月发工资了。

　　车行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在夕阳西下时到达了目的地，小兴安岭北麓的一个林区小镇——五星镇。这里是爱人父亲、四哥的家，我们的孩子即将在这里降生。

　　就在中秋节的前一个月，我临产了。四哥接来了当地一位50多岁的女接生员，交了3元钱。公公在外间烧了一大锅热水，民间大炕即是手术台了，消毒简单，器械不多。下午4点06分我生下了一个男孩，9斤。这是一个漂亮、健壮的男孩。这是军农重体力劳动和较好伙食的丰硕成果。全家人都很高兴，爱不释手。

　　国庆节前一天孩子满月了。部队规定不允许把孩子带到农场，产假56天，产后只能提前归队，不能超期。

　　北安。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天冷得出奇。我不知道是怎么到的北安，又怎么下的车，只记得那天爱人去接我了，他很兴奋。

　　雪后初晴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回到了部队农场。我第一个去见了连长，他看到我此时的富态样子，笑了，他说：“你生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祝贺你，祝福他。”我说：“没有您的批准降生就不会有他了，连长，您的恩情我们记住了！”

　　回到部队农场后，在一次连点名会上指导员杨金太表扬了我，说我产后提前一周归队，这种不顾小家注重思想改造的革命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等等。对此，众人反应平淡，我却心潮澎湃，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和痛苦。这个表扬是以我们母子残酷的骨肉分离为代价获得的，那是我一个25岁的年轻母亲幼稚的冲动和胆怯的自私。其实，当我咬牙离开儿子的那一瞬间就后悔了，后悔我满月后未在当地开份诊断书，或曰我生病，或曰孩子生病，推迟归队时间，给孩子过完百天，多让他吃阵子母乳，多照顾他几天，使他更壮实些再走。君不见，如此动作的聪明人比比皆是也！

　　赵连长竟随着慢慢滚动的车轮向前飞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同学们哪，再见了!”

　　秋末冬初，农场里好一派丰收的景象。

　　在这收获的季节，沐浴着橘红色的霞光，我们女生班的几个战友去打场，我们主要是打黄豆。这些战友我记得主要有初雪娣、李俐、房凤兰、王凯梅等，其他人记不太清了。

　　我们当时打黄豆是机械作业，但打完的豆子要扫到一起，人工装麻袋，缝口。其间，装好的麻袋（大约180－200斤）要从豆子堆抬到大秤上，再抬下，装车运走。这么重的袋子，我们女生班是两个人一起抬，抬上抬下。

　　原本产后我的腰病就已很严重了，虚弱的身子抬了几天麻袋，腰背更是疼痛难忍。中午休息时，躺下起不来，需要有人拉，自己扶着腰，慢慢地才能起来。很快，我从一个壮劳力转换成一个病号，我被连里送到了部队在北安的医院。在那里，我享受到了良好的生活待遇，身心得到了一定的休整。医生们尝试着用了一些当时较新的疗法为我治疗，诸如水针疗法、封闭疗法等等。遗憾的是最终治疗效果欠佳。其间，有一个军医和我聊天时说，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月子里吃中药，他说了一大堆道理。我相信他的话，但是，这第二个孩子何年何月才莅临，实在是个未知数。

　　从北安出院回来，我被分配和房凤兰一起去做豆腐。一间小屋，里面有一眼很大的石磨、一头可爱的小毛驴。我俩的工作是，当蒙上了双眼的小毛驴拉磨时，我们站在旁边不时地往磨眼里添泡好的黄豆，然后把磨好的豆浆用接浆的桶倒进不同的大缸里，和师傅一起，学着点卤水、泼豆浆、压豆腐、点石膏做豆腐脑儿。小房子非常聪明、踏实，做豆腐的技术她比我学得快，干起活来认真又麻利，难怪是一个工科大学生。

　　又是一个隆冬岁末。当我们来北大荒一整年时，不断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是我们的再教育马上要结束了。不久，小道消息变成了正式上级指示，根据上级精神，我们军农二连的战士可以进行再分配。同学们很是振奋，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备战紧张，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几大城市不能进人，我们这些人在本次再分配时只能分配到县以下的基层、边疆去工作。我和爱人申报去伊春，地级市，僻远，寒冷，落后，在名额上没人竞争。

　　1970年2月我们军农二连的战友们陆续离开了军垦农场，奔赴新的工作单位，走向新的生活。我们一行几十人登上了从北安到绥化的火车，连队首长前来给我们送行。列车长鸣一声开动了。同学们从窗口伸出手来，用力地向首长们挥着，挥着。蓦地，车下，我们的赵连长竟随着慢慢滚动的车轮向前飞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同学们哪，再见了!”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悄悄地流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了，风雪中连长追着火车挥手送别的情景，依然刻骨铭心地影印在我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清晰可见，挥之不去。
 

居中者为赵本堂连长，右二为作者刘金霞

刘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