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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的文革奇遇

时间:2012-02-15 01:21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915次
置身在政治的漩涡中,难得的是尉凤英还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在工作和生活上总是工人的本色。

 


 

 1964年,毛泽东接见尉凤英

尉凤英其人

 

      尉凤英(1933年生),辽宁省抚顺市人。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届中委,第十一届候补中委。曾任辽宁省和全国妇联领导。1977年回辽宁省做基层工作。现退休。

      尉凤英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名字:上世纪60年代初,她作为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工人,能够受到毛主席13次接见,又被授予“毛主席的好工人”这种国内最高荣誉的称号,与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和一些有着这种特殊荣誉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有幸结识了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 

     如今的尉凤英走到街上,已经很少有人能认出这个胖胖的、步履有些蹒跚、脸上有了鱼尾纹的老年妇女,她就是当年那个鼎鼎大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中有着一长串省和中央领导职务的风云人物。

 

合影上头版

 

     1964年,尉凤英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休息时,周总理把东北的三位劳模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咱们工人阶级的代表。”毛主席非常高兴,微笑着把他温暖的大手伸向个头高高穿着中式蓝棉袄的尉凤英,仔细地问她年龄、工作和生活。第二天,毛主席和尉凤英亲切握手的照片以头版头条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不久,党中央命名尉凤英为“毛主席的好工人”。 

     1969年国庆节,尉凤英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讲话。而后,又是周总理把她以及刘胡兰的母亲、董存瑞的父亲等革命烈士的家属,请到中南海小住几天。

      他们被安排在总理家后边的几间房子里。转个弯不远就是毛主席的住所丰泽园,后来听说,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就是让他们住的离毛主席近一些。


总理特关照

 

     他们刚刚住下的第一天傍晚,周总理和邓大姐就来驻地看望大家,尉凤英至今还清清楚楚记着,周总理一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下愣住了,周总理走到大家床铺边,弯下腰,伸出他那只不能再伸直的手臂,摸摸床铺的薄厚,又把手伸进铺好的被子,试试冷暖,才转过慈祥的面孔说:“秋天,北京的气候挺凉的,被褥一定要厚一些才行。”

 

     大家被总理问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了,许多人都偷偷抹去泪花。在共和国21岁生日时,尉凤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看见总理,趁大会没开始,尉凤英走过去:“总理,您好!我也送您一样东西。”周总理双手抱肩,面露微笑:“大尉,你送什么东西呀?”尉凤英连忙把自己胸前当时最珍爱的闪光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像孩子似的说:“总理,这像章是闪光的。”总理眼睛一亮,似乎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像章。尉凤英亲手把像章别在周总理的灰色中山服上,这时总理说:“你们年轻人呀!总是经常地换像章,你看,我就不换。”总理用右手指着自己“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像章说。

 

      尉凤英先后两次给总理写信,汇报她对国家的忧虑,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每次,周总理都委托邓大姐给她回信,并鼓励她给毛主席写信,鼓励她实事求是,活到老,学到老,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工人出身。

 

     “文革”期间,尉凤英一直是“四人帮”拉拢的对象,可她不趋炎附势,也不卖身投靠。毛远新的家就在沈阳,她一次没登过他家的门,她也一次没去过北京的钓鱼台——“文革”中,这里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

 

     毛远新大高个儿,白净脸儿,长得有些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平时深藏不露,习惯思索轻易不讲话,讲话时常常引经据典,很有点“政治家”风度,再加上他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人们自然把他也奉若神明。尉凤英当时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凭着朴素的感情,暗自庆幸自己能在毛远新的领导下工作。

 

     毛远新很懂“政治”,他上任不久,就派尉凤英先后两次到他亲自抓过工作的两个矿山去总结经验,以示辽宁“文化大革命”的新成果。名义上是信任尉凤英,实际上无非是想借尉凤英这个“毛主席的好工人”之嘴肯定他的“政绩”。

 

     尉凤英心里很高兴,她以为雨过了、天晴了,这回该好好抓生产了。来到毛远新指定的矿山之后,尉凤英经过下矿井,和干部工人促膝谈心,发现了很多问题。这里由于尽搞形式上的东西,搞花架子,管理非常混乱,浪费惊人,是个有严重问题的矿。返回沈阳后,尉凤英有些为难,不知怎样汇报,可长期铸造的对毛主席的感情,对工作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允许她说假话,她如实地向省委班子写了汇报材料。毛远新看过后,很不满意,当面指责尉凤英:“你下去干啥去了,谁让你写这个东西?”背地里说:“尉凤英死脑瓜骨,脑子里缺一根弦。”

 

     1973年5月,尉凤英被免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职,调她到妇联工作,妇联不是个“实权”单位,但那些人还是看她碍眼。1974年初,他们又让尉凤英离职,去中央党校“进修”。

 

浮沉不忘本

 

     置身在政治的漩涡中,难得的是尉凤英还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在工作和生活上总是工人的本色。

      多年来,她一直住在东北机器制造厂分配的宿舍中。两间平房,一共17平方米,要容纳9口人,她和爱人卢其昌,两个女儿,她的母亲,老卢的父母,还有老卢的两个妹妹。70年代,省机关按省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分配给尉凤英一套位于市区的4居室单元楼房,尉凤英却谢绝了,她有一种预感,自己只是一个劳动模范,并不适于搞政治,不适宜就得下来。与其将来下来了从好房中搬出来。不如现在就别搬进去。出于同样的考虑她虽然有专车,可仍然常去挤公共汽车回家。一年冬天,有一次她乘12路公共汽车回家。一个车窗没玻璃,恰巧有一抱孩子的妇女坐在那窗前,尉凤英就用自己的身子去堵窟窿。这件事至今仍在沈阳的一些群众中流传。

      调全国妇联后,尉凤英吃住都在办公室,她每月只让家里给她寄20元生活费,其余都留下赡养老人和孩子。她几乎顿顿馒头咸菜,或者大葱蘸酱,只有来了客人才到食堂买炒菜。一次东北机器厂的同志到北京出差,临走,请尉凤英派个车送他们去机场,一趟汽油钱用去了她近半个月的生活费。

      而今,当尉凤英终于离开政治舞台,也远离了社会视线的中心,在寂寥中回首往事的时候,她无比平静。她说:“咱们在两点上没有辜负党。一是政治上,除了党的文件或《人民日报》上的话咱照着讲了,咱没整过任何人,也没帮任何人去整人。咱也没为自己办过任何事,包括子女的事。二是经济上,咱没伸手要过,也没有得过任何个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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