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 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 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 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 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2003年春，我给刘进打电话说起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找同学了解当年情况，帮助自己回忆。2006 年，我和一些同学集中走访了不少老师、校友，后来还开过几次座谈会。在我们班（女附中66 届高三3 班）两次班级座谈会上，十几位同学敞开心扉，从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谈到文革初期学校发生的几件大事，她们具体、生动的叙述唤起我不少记忆。还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时期的笔记或给我写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帮助我回忆、梳理、分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状况和文革开始后头三四个月的经历。
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 现在我已记不清楚大字报的标题和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是对学校不让我们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近年，有几个同学回忆起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开头的一句话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贴出后，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有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 学校一下子乱成这样，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有老师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反党”，校党总支的老师也害怕我们滑向右派学生。当天下午他们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帮助教育我们，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贴大字报就是反党。6月3日晚，团中央的几个干部来到学校，他们说我们贴大字报做得对，做的好，坚决支持！还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听到他们的肯定，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注1)，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有序地开展文化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有党派来的工作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 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 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 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工作组除了具体安排运动进程外，还提出了“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的口号，学生按班级每天半天学习、半天揭批。一位同学当时的笔记记录了6 月底传达了李雪峰、胡克实的报告，布置的讨论题有“放手发动群众和加强领导的关系”、“文斗和武斗哪一个水平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带着刘进和我到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卓琳也在场。当时主要是工作组汇报，邓插话或集中讲几点。很多原话我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袁某带人冲会场时，邓当即说这是个坏人。邓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恢复团组织的办法就是把学习好、思想好、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学生吸引到团组织周围，让闹事的没有领头人。还说要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辩论清楚这些问题，缺席辩论也可以；说运动每发展一步都要排队分清左中右；还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一个学校顶多一两个，要抓紧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师。当天下午，张世栋在全校讲话，号召开展“要不要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辩论，辩论进行了三个半天。那几天满校园贴的都是批驳反工作组同学的大字报，有些同学还被追着打骂，一些人回到家里还有家长找谈话。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 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它客观上起到推进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 月31 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 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 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 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卞校长问题还没有定性就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刘进说应该赶快向市委汇报，于是我们和一些还在医院的同学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刘进和我都记得他说的大意是：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走回学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我们刚跟着工作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参加运动，学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怎样，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再这样乱下去不行了。8月8 日，刘进、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商量怎么办，有同学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想以筹委会这种有组织的形式继续革命、参与运动。于是，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 通过2003年以来的调查和回忆，女附中的红卫兵应该是筹委会成立之后出现的。那时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北京城区各中学。说出现，是因为女附中的红卫兵没有贴大字报宣布成立，也没有章程和组织机构，很松散，所谓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的，那就是了。红卫兵和筹委会由同一批人负责，我也是负责人之一。8 月18 日前两天，我们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后，各班都开始做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为了能戴着袖章参加集会。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 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 当时我曾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她问什么意思？我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当天回到学校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个同学来找刘进和我，其中有一个是反工作组的骨干。这个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原来我们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继续参与运动，没有想到这种作法是延续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再担任筹委会的职务了。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 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之后还有不少记者想来采访，我一概谢绝。外校红卫兵有事来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学生来学校设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说“要武”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我感到不解，我们班曾抄了几个同学的家，我没去，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暴力活动。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 班的4 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从武汉回来后，班里同学见到我，说你这个不懂政治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去了？从此，我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会上骂了我父亲，说宋任穷的鬼女儿去武汉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妈妈被押到沈阳软禁起来，与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1969年初春，我从沈阳逃出来到内蒙牧区找同学插队，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乡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们把自己口粮、衣物匀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样走。插队时我一直埋头劳动，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乡和大队公社领导的推荐下，我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因谣传被退掉。老乡和知青都去反映情况，最后是负责锡盟招生的金老师顶住压力想办法录取了我，让我走进长春地质学院的校门，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幸运地开始求学生活。此后，我不提过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远离喧嚣，认真学习和工作，平静地和家人生活，与同事和朋友相处。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她举出的唯一证据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为抢救卞校长而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她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名单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老师，我的名字写在最后。 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性学研讨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国女学者EmilyHonic 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据那位校友的说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把我给毛献袖章与我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系在一起。 有美国朋友说，这样的说法太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了。他们认为，社会上的谣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写进学术著作性质就不一样了，影响恶劣。他们建议我表明态度，说清情况，必要时诉诸法律。后来，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与Honic 及出版社进行了沟通。他们了解真相后向我公开道歉，并承诺如该书再版会予以更正（注2）。 在此之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也曾动员我接受她的采访，起初被我谢绝了。后来发生了这件事，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沉默，他们认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说明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我才在纪录片杀青之际接受了卡玛的采访，并从2003 年开始调查回忆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 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为什么不露面？因为我不想在美国成为公众人物而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更不愿单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扰。 三、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 可同学们告诉我，已进入了评选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而且，我退出也会给学校和推荐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我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荣誉校友”的评选。我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博士，这是我被推选的理由。 同年3月，我们班准备制作一张名为《六十回眸》的光盘作为校庆礼物，也是为我们自己共祝花甲。关于光盘的图文，班里形成共识，不提8·18，不用我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因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评选，所以班里把这个原则也反映给校庆办公室和校领导。我按班里的要求，把自己离校后的照片选了一遍，选照片时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一些抒发感情、说明背景的话，以供做光盘时参考。这些材料我在4 月底发给了做具体工作的同学，没有想到这封私人邮件会上传到学校“荣誉校友”评选的网络上。7月23日，我在母校网站上发现后非常惊讶。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8·18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我马上找到刘进，请她和学校联系，要求校庆办公室将关于我的图文全部从网上拿下来。虽然刘进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庆活动结束仍未见改变。 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90年辉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的第三章也用了这张照片。 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四、我的反思和道歉
40多年过去了，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写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答案是，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作为女附中的一名学生，我永远忘不了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这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也是我和许多同学心中无法解开的结。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间，几位同学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长的遗像献花以表达我们40年来的思念、哀悼与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 “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对上述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
写于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原载于《记忆 2012年第1期》
注2：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c 及出版社的道歉信见《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 卷第2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