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世纪》2003年第5期王鹏的文章《（大公报）一则报道决定红军长征终点》，文章的观点与收入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中《到底是哪一张报纸“定乾坤”》的文章相同，即都认为红军“长征”途中因党中央领导人偶阅天津《大公报》有关国民党在陕北“剿匪”的报道，这才决定把“长征”的“终点”确定在陕北。其实，关于决定了红军“长征”的“终点”的报纸，不止一家《大公报》，其他还有一家《山西日报》。当然，如果以这两张报纸当时的发行量和影响而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所看到并影响了“长征”落脚点的，首推《大公报》，但也不能由此排除《山西日报》的“作用”。

       众所周知，红军开始“长征”之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形势复杂多变，并没有很快就确定自己的“长征”路线，也谈不上早已制定出“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位置。到了1935年9月，俄界会议虽提出陕北、甘东是“长征”的必经之地，但也并未说明它就是终点。因为当时还提出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况且当时红军还不知道陕北已有相当力量和范围的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长征”的终点的决策了。最后让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红军“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决策这一历史契机的，是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重大关隘腊子口并于18日到达哈达铺之后。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通道，也是当时红军北上的一个重要通道和天险。随即红军乘胜攻占了哈达铺，红军在缴获了大批军粮、公盐之后，又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山西日报》。正是这两家报纸，让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作出判断，把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陕北。

       关于这件事，后来一些“长征”的经历者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聂荣臻也在回忆录中称:“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关于这些报纸的来由，据说当时国民党军鲁大昌部的一个少将副官从兰州返回时路经哈达铺，恰好被红军侦察连捕获，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命令搜查其所携物，于是发现了这批报纸。1935年9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阅读了这些报纸后，当即写下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不久，该文发表于28日出版的《前进报》（由中共前敌委员会与陕甘支队政治部联合出版）第3期，文章署名“洛甫”。显然，当时张闻天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阅读了这些报纸。

       张闻天阅读的是《大公报》。其中，7月23日阎锡山的讲话、29日的社论《论陕乱》及8月1日的有关报道等引起了张闻天的极大关注。据此他在笔记中写道:“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也即该报报道所披露的陕北红军（所谓“匪”，即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所谓“匪区”，即陕北）的情况，张闻天对此在笔记中做了详细摘录和分析。

       最后，张闻天根据报纸的报道，作出一个判断:“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那么，如果主力红军进入该地区并与之“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据此，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开会商议，改变此前于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组成毛泽东等“五人团”指挥军事）上制定的战略方针，即认为“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随即，在张闻天写下上述笔记的同一天，红军召开了红军团以上的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刘志丹等红军所在的陕北，而张闻天在同一天所作的笔记中也已透露出了这个决定的信息。

       于是，我们可以就此作出判断——红军“长征”途中到达哈达铺，中央领导人因偶然阅读到了天津《大公报》以及太原的《山西日报》等，从而了解到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形势，于是才作出了把革命大本营最终放在西北的战略决策。张闻天的这篇笔记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现在这篇笔记已收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