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凤海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于广云则说，早就结束了。他们经常为此争论，争论不休的时候两人就喝酒。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高玉珍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回到北京。
30年前，落户陕西延安的2．8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开始返城。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的高玉珍期盼着自已有一天也能回到家乡。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高玉珍的愿望最终随着“肝癌晚期”的宣判而烟消云散。2006年9月19日．58岁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队的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的家中与世长辞。
她的离去，使至今还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数又减少了一个，变成320人。
没想到，她还是埋在了这里
高玉珍曾是毛泽东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
高玉珍的葬礼显得十分冷清。北京老家没有来人，5名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最高礼节的迎接。这些“娘家人”送来的花圈的挽联上，将高玉珍称为战友。
1969年2月5日，年近20的高玉珍坐上西去的知青专列，来到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一列充满歌声和憧憬的列车。
接受再教育期间，这位刚烈女子的命运．因为一个玩笑而再次改变。
那是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同宿舍的三名女知青让高玉珍去外面拿尿壶。光着身子的高玉珍刚出了门。便被恶作剧地关到了门外。随后，女知青们大喊抓贼，同院住着的男知青纷纷开门出来。慌乱之下，高玉珍跑出院门，钻进对面的院子里，院子里住的是贫协主席。
贫协主席家徒四壁，早年丧妻的他带着一个7岁的孩子。面对深夜闯进家门的高玉珍，善良的贫协主席急忙取来破棉被将她裹起来。
半年后，高玉珍怀孕了。县上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将贫协主席五花大绑．初定20年刑期。批斗会那天，高玉珍跑到会场，解开绑在贫协主席身上的绳子，告诉政法组的人，“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
这件事情被汇报至中央，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高玉珍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位和当地人结婚的北京知青。
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龚凤海泪流满面。37年前，龚凤海和高玉珍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延安，“我倒没觉得她可怜，只是她把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里，没想到，她最终还是埋在了这里。”
龚庄村的真正主人
龚凤海插队的地方叫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村，让龚凤海感到稀奇的是。龚庄村并没有一名姓龚的，“看来我才是这个村的真正主人。”
一语成谶。
刚来时，队长发给他一条鞭子和30只羊。两年多后，羊群壮大到80多只。
1972年，龚凤海被招入位于黄陵县店头镇的某劳改农场工作，当过保管、看过大
门、做过收发．但是始终没穿上制服。龚凤海曾要求开汽车，领导说汽车太贵重，出了事损失太大，结果派他去开拖拉机。
龚凤海认为，自己没被转干的原因是存在不正之风．“我绝不会做请客送礼的事情，不能惯他们的坏毛病。”
1979年4月，30岁的龚凤海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某公司当司机。然而仅仅一年后，由于生活上的不适应，他出入意料地要求调回黄陵原单位。1983年，35岁的龚凤海和一位当地人结婚，三年后离婚。
上世纪90年代初，龚凤海再次萌生了回北京的念头；但最终没能实现。龚凤海一个人住在劳改农场的单身宿舍里，墙上贴满了美女招贴画．这个举动招来了当地人的不少非议。
龚凤海显得十分坦然，“谁不爱看养眼的美人?别装得像根葱似的。”
曾有好多热心的人给龚凤海介绍对象，但对方见他连个房子都没有，第一次见面便告吹。龚凤海找单位领导要房子，但领导说，你迟早要回北京。要房子有什么用，除非你在这里再婚，才能考虑给你分房的事情。
龚凤海一直在这个鸡与蛋孰先孰后问题上被忽悠着。
对于返京，龚凤海已不再想了，他没法面对自己的哥哥嫂嫂们，“就我目前的窘境，回去不是寒碜他们吗?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何况我姓龚，龚庄村才注定是我最后的家园!”
单身多年的龚凤海性格有些孩子气，同为留守知青的于广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边喝酒边抬杠。
龚凤海称，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可以思考和分析很多问题，他说，有三件大事曾让他猜中、一个是邓小平复出，一个是刘少奇平反，一个是发行大面额的钞票。
但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无法想通，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来到龚庄村?
假离婚事件
在留守知青里面，于广云的年龄最小，54岁，但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要老许多，一口牙掉得所剩无几。
于广云于1975年和当地人刘百琴结婚，婚后两人回过两次北京。于广云在北京有六个兄弟，但他回去从不住兄弟家里，而是住在昔日的知青哥们家。在自己的兄弟家里，于广云总感觉憋得慌，“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弹。”
为了能调回北京工作．在1986年，于广云曾和老婆准备办理假离婚，他告诉老婆，等他回了北京，再想办法把她调过去。按当时的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同时调回北京工作，但一方是当地户口的，只接受知青本人的调动要求。
在于广云苦口婆心的劝导下．老婆终于同意了他的想法。但在办理手续时，有人对他老婆说，于广云这个说法不太可靠。老婆立即反悔。
在当年，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为能调回北京工作，曾发生了无数起假离婚事件，但几乎都弄假成真。
回到北京．我们还是外地人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回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回到黄陵县。北京的变化让陈志有些不太适应，“以前离家时，住的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现在都住高楼大厦了．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竟然都不认识。”
让陈志更感难堪的是，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外地人，瘦小的他经常被别人
怀疑是小偷。
2005年，因公路扩建，陈志住的房屋被拆迁，黄陵县政府为其安排了两口旧窑洞。经过当过瓦工的陈志一番拾掇，窑洞焕然一新。陈志家的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香烟，打开一看，里面竟全是他自己卷的旱烟。
喝到微醉的时候，陈志显得有些悲伤，“其实我们这些留守的知青．谁不想回去呀?叶落归根，但我们是没有能力回去呀!”
陈志认为，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他们这一批人和北京的家人感情已经非常疏远，父母都不在世了，其他亲属对他们回京并不欢迎。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陈志认为，“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
陈志28岁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这一点让陈志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的孙子一出生．就会是北京人。
在留守的知青里面，惟有姜作涛说一口纯正的陕北话，“你到南桥山上，一问北京学生住哪里，大家都知道。”北京学生，是当地人对北京知青的称呼，这一称呼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另一称呼是北京娃。
几年前，姜作涛花了八万元在位于延安市南桥山的半山腰里买了两孔窑洞。山脚下是他工作的单位，姜在单位是一名锅炉工。透过窗棂可以看见单位新盖的22层高的家属楼，“没有给我分，给我分了．我也买不起。”
姜作涛至今保留着插队时的一只木箱子，说曾有外国记者2000块钱买，他不愿意卖。木箱子上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依然十分清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历史没有结束
于淑敏把自己再次返回延安的经历称为“二次插队”。
1978年，在延安插队的于淑敏回到北京工作，1996年退休。2002年10月．于淑敏只身来到延安，在延安街头开了一家“北京娃饺子馆”。对于重回延安的原因，于淑敏认为是“被情感所牵引”。
于淑敏经常去她插队的地方，每次去都要给当年插队时的邻居留点钱。当年，这位邻居曾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送过她一个用糠做的馍馍。
1999年，于淑敏曾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北京知青赴延安30年联谊会，“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龚凤海和于广云在一起就抬杠。龚凤海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于广云则说，早就结束了。他们经常为此争论不休，争论不休的时候两人就喝酒。喝多了，他们就一起唱那首让人斗志昂扬的歌，歌的名字叫《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
山丹丹开花赛朝霞／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
《嘹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2期 孙春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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