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永青：知青与人民心中的丰碑 1964年5月，我主动放弃上海的商业工作，不顾父亲反对，写了血书，积极报名参加兵团建设。6月30日，经过上海市团校培训一个月，与300多名学员一起支边进疆。
 回首往事，我在兵团这座大熔炉火热的生活中经受锻炼，增长知识与才能，逐步懂得如何用自己生命与热血去奉献祖国边疆建设事业。在边疆工作生活34个春秋中，我荣幸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与关怀。特别是1965年7月5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接见我们上海知识青年消息报道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激励祖国各地复转军人、大学生、知识青年支边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批批进疆的队伍分赴天山南北，充实兵团各行各业的建设岗位，不少的成员现已成为兵团的骨干力量。
难忘的接见 永恒的力量
1965年7月5日，我经过盛暑严冬的劳动锻炼，已成为总场一分场子女学校的教师，这天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午饭后，上海知青连指导员马太定让我与10名上海知青一起跳上一辆大卡车，向总场场部飞驶。在车上，马指导员告诉我们，周总理想了解兵团知青情况，要接见你们，喜从天降。我们欢呼雀跃，同时又思索如何向总理汇报。
 下午3点多钟，我们一行急匆匆从二分场一条长廊般林带东边向西步行。我一向步伐较快，首先看到总理站在一张方桌旁谈话，急忙向大家说：“总理就在前面，快来！”一边飞速来到总理身旁。大家一齐拥上前，争着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握手。摄影记者争着拍下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我就是站在总理左侧、满面笑容聆听总理教诲的女知青。
总理见到我们，以慈爱的笑容问：“稳不稳？”
我们齐声回答：“稳，安心的。”
陈毅副总理问:“你们想不想家？”
我们争着答：“不想家。”
马太定指导员向总理简要汇报，我们这批上海知青一年来开荒种地，经受锻炼，并已成为农场广播员、教员、果农、菜农的情况……。
总理想了解我们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首先问我：“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我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
总理马上说：“噢，你来的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
我真没想到，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复杂，总理却这样鼓励我。回想我进疆前，父亲曾来信给我和有关部门，不同意我到兵团。因我曾患肺结核病休学三年，高考时体检不合格，没能考大学。却到新疆恶劣的环境去务农，等于去“送死”。他还劝我放弃到兵团，送我到香港或日本去学习我曾最感兴趣的无线电技术，也可以为国家效劳。街道团委与本单位也劝我回单位工作。这些都被我强烈的进疆愿望和决心谢绝了。总理的这番话正说到我的心坎里，我选择的路走对了。
 总理又问我文化程度。我答：“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陈副总理爽朗地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我立刻得到启示：我经过劳动锻炼，不仅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思想深处开始懂得劳动的意义，理解了由苦变甜，由理想变现实的客观真理；从与兵团老职工同甘共苦中，认识到普通劳动者崇高的思想境界。真是“一年劳动课，胜读十年书”。
当总理问起卓爱玲家庭出身时，针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的压抑感，严肃地说“我的出身和历史比你们都复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前途。”
总理的这段讲话，鼓舞了全国出身于复杂家庭的青年们，跟党走，报效祖国。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冲击下，包括我在内的这批青年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
人民的总理 心中的丰碑
1976年1月8日，我与当年受到总理接见的几位知青正在接受《民族画报》记者采访，沉浸在当年总理接见的幸福之中。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我们悲痛欲绝，真不敢相信总理竟会离开我们。我从心里一遍又一遍呼喊：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了表达边疆各族人民热爱总理，颂扬总理关怀新疆各族人民，教育青年的丰功伟绩，石河子总场（当时为145团）党委经请示上级同意，决定在总理接见我们的原址林带里，修建一座周总理纪念碑。1977年6月，我和亓毓纯（总理接见的知青）同志一起作为纪念碑工程领导小组秘书，担任接待及相关工作。从纪念碑工程奠基到落成，以及建成后相当一段时间，我有幸作为工程建设者之一，经历了无数次难忘而激动的场面。这座国内首建的周总理纪念碑，真正体现了“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的深情。这不是一座名义上的纪念碑，更确切地说是真正代表人民心声的丰碑。
6月10日，纪念碑破土奠基。工地上红旗招展，机声隆隆。石河子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工人、学生及团场干部、群众都涌到工地，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高速度、高质量建成总理纪念碑，作为石河子的永久纪念，让世世代代铭记敬爱的周总理视察石河子工农业生产，看望干部、群众，关怀知识青年健康成长的历史功绩，让总理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也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工程指挥领导小组特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我接待的义务劳动人群中，既有年过花甲的老红军，又有年幼的儿童，更多的是石河子及本团场的干部、工人、学生、家属，还有来自新疆各地的各族干部、群众，甚至还有国际友人。如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亲手为纪念碑栽种了常青的樟子松。1977年8月30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来到工地，缅怀周总理，与我们合影留念。当他得知将续建陈列室并为总理塑像时，就热情地提出回沪请有关艺术家们帮助塑像，还给我和设计工程师来过几封信。至今我仍保存着彭加木先生的照片和来信。不幸的是，他于1980年6月在新疆罗布泊科学考察中献身了。
纪念碑工程是处在文革刚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程急需的钢材、水泥、木材、白水泥等原材料十分缺乏。我急工程之所急，多次到地区有关部门及南山水泥厂争取多供应水泥。南山水泥厂厂长答应：再大的困难，也要首先设法为纪念碑工地供应水泥。凡我求援之处，总有许多热心的同志大开方便之门。碑座急需水涮石。团汽车连驾驶员冒着酷暑到库米什（干沟）千方百计拉。因加工条件十分简陋，供应量少，他们请求加工点加班供应。拉回的半成品要人工砸成小颗粒，十分费力。我们就组织学生、家属义务劳动。我还特地带6岁的女儿到工地参加砸水涮石劳动，让她记住工程的意义。
 当纪念碑体矗立起来后，最关键的是碑正西面将镶嵌12个大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我和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们多次绞尽脑汁地研究如何造字、加工等一系列难题。担负施工的工程连领导和技术骨干都缺乏经验。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提出用黄铜铸字，用黄金镀面，经久不衰，永放光芒。团领导同意此方案。为了得到铸字的几百斤黄铜及黄金，我多次到地区、自治区找计委及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批示解决。正是总理纪念碑工程的重要意义，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再紧缺也要设法满足。当我从自治区人民银行拿到镀金用的150克黄金时，心中无比激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触摸到黄金，虽是半只金手镯，但其份量是极其沉重的。为了铸造好这12个大字，团修造厂领导、干部、职工全部动员起来，连夜冶炼铸字；木模工加班做模型。天刚亮，还带着余热30多公斤重的黄铜字，被争抢着去细锉、打磨、抛光，一道道细致而精心的加工，使黄铜字个个吐露出金光。为了完成镀金关键性工作，我来到乌鲁木齐市电镀厂，请厂领导安排最有经验的老师傅亲自加工。该厂从未镀过如此大的部件，调整加工设备，加班加点，终于将黄铜字都镀成金字。我和亓毓纯将12个金字护送到纪念碑工地。1977年10月下旬，正面镶嵌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2个金字的纪念碑正式落成。纪念碑东面刻着周总理接见干部、群众和上海知识青年的记事；南面是总理为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北面是总理为大寨大队题词。整个碑座庄严雄伟，四周栽种从天山移来的樟子松。纪念碑落成典礼十分隆重，石河子地区干部、群众聚居一堂，庆贺人民心中的丰碑矗立在农场土地上。纪念碑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青少年教育的基地。每年清明节、青年节、儿童节等节假日，一队队青少年在纪念碑前宣誓、瞻仰，缅怀周总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纷纷立志为祖国实现四化而奋斗。
 2010年9月杨永青与北京知青网总编姜成武在新疆石河子兵团纪念馆周总理塑像前合影
我有幸在纪念碑落成前后，接待过粟裕将军、陈慕华副总理、科学家华罗庚、黄家驷等重要宾客，还有国际友人。特别难忘的是：1980年6月23日，敬爱的邓颖超副委员长来到纪念碑。我特地为她老人家准备了一本总理在新疆视察活动的影集。正当我准备将影集献给邓妈妈时，不料她老人家一下拥抱了我。我措手不及，左手夹着本大影集，显得十分不协调，连忙伸出右手同她握手问好，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总理在新疆视察的照片。”邓妈妈连连点头说：“好，谢谢。”在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主席团会议室，我作为新疆代表给邓妈妈送了3 张7寸纪念碑黑白照片，并请邓妈妈有机会亲自到纪念碑来。邓妈妈连连答应：“好。”想不到1980年6月23日，邓妈妈果然来到纪念碑前。这也是农场广大干部、群众多年来的盼望。为修建纪念碑，我每天清晨骑10多公里自行车，穿越高低不平的道路，晚上常披星戴月往回赶。一次不小心连车带人冲到路旁沟渠中。家中两个子女，一个上小学，一个在托儿所。儿子脖子上套个钥匙，自己到食堂买饭吃。我们全家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支持我完成光荣的使命，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到底。回顾这段工作经历，我与施工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群策群力精心施工，完成了场党委和干部、群众的重托，也实现了自己埋在心底的愿望。今天，见到邓妈妈感到无比幸福。
坚持边疆建设 多办实事
敬爱的周总理以毕生的精力实现为人民服务崇高的理想，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1972年，我丈夫因他家庭特殊困难，调回内地城市工作，将儿子也带走，多次劝说我回内地工作。我牢记周总理的教诲：“你们是搞农业的，要把农业搞好。”我带着女儿坚持在农业连队工作，带头组建科研组，推广“5406”菌肥、腐植酸肥，勘测土地，改良土壤。在零下20多度严寒，我骑自行车往返100多公里，到玛纳斯林场“八一农学院”索要玉米良种。连队科研组受到团场奖励。文革后，经我多次劝说，1977年我丈夫带着儿子又回到石河子工作。曾记得，我在连队当副连长主管后勤，每月每人3两油。70%玉米面，一位老职工半开玩笑地问我说：“我家的铁锅生锈了怎么办？”这句话，多年来使我深思。1977年底，我调到“五·七大学”（农业试验场），认识罗赓彤技术员，了解国外油葵新品种，出油率高，就向团长文克孝推荐试种推广。1978年3月，我担任副团长，主管科研工作。积极支持油葵扩大种植，较快又推广到北疆地区，经济效益很好。1981年，我已经调到自治区科协工作，连队职工告诉我，家里清油吃不完，用大缸装，问我要不要？油葵改善了群众生活，推动农场经济发展。此项成果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推广二等奖，罗技术员获得全国农垦部等单位优秀科技工作者奖励。
 1979年初，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发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我已调到自治区团委担任副书记。我想起1978年6月离开农场时，团场还是亏损的。周总理交代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觉得自己在农场工作更合适，1979年2月，就向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提出要回农场工作。3月，我参加团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青年造林大会。王任重副总理指出，当前，一些下乡青年纷纷要求回城市。现在，我们还要不要提倡艰苦奋斗。我立即向王任重副总理提出，愿意返回农场工作，得到自治区党委支持。批准我挂职回总场二分场担任教导员。我回到农场，继续推广油葵，积极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支持科技人员推广各项先进技术。1981年2月，在党的经济政策指引下，农场职工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生产建设大变样。我离开团场时，团场已扭转亏损。
1981年3月，我主动要求从团委调到自治区科协做青少年科普推广工作，提高各民族青少年科学素质，为边疆培养大批有用人才。文革刚结束，科协工作中断多年，一切从头开始。我积极建议组建青少年部，并担任首任部长。先后建立起自治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青少年科技中心、青少年科学基金会等组织，推动全区各地州及兵团建立相应组织，构建全区青少年科技教育网络，联系教委、团委、妇联、体委及有关学会，培养各民族科技辅导员、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每年开展生物、地学、天文、航模、电子、计算机、小发明、科技展览、夏令营等丰富多彩活动，涌现出大批各民族优秀科技辅导员、科技爱好者。其中，石河子市五中蒋步星同学是我区计算机竞赛优胜者，还获得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奖，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在中国科协支持下，我区列入198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先后得到了数百万元科普车、科普器材，缓解了边疆缺资金的困难。我在出席全国五届、六届人代会期间，积极建议国家加大青少年校外科技教育场所的建设，克服当前教育片面追求分数的缺陷，提高青少年科技素质，为国家培养大批合格人才。1996年4月16日，我赴全国贫困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青少年科技中心考察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受重伤，退出我深爱的工作岗位。
 2010年9月杨永青（中）与刘德宝（左）北京知青网总编姜成武（右）在新疆石河子兵团纪念馆前合影
回顾94年6月，赴南疆途中洪水汹涌路断艰险，曾到海拔3500多米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同事一起向塔族青少年宣传科普知识；1991年冬季，担任自治区东疆片农村工作团巡视组长，曾在零下20多度寒夜驱车克拉玛依；深入南疆砖铺地，红柳枝铺路沙漠边缘若羌、且末；寒冬腊月3个月走遍半个新疆；1990年为了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担任农村工作团吐鲁番分团副团长在维吾尔族聚居的鄯善县工作8个多月，曾经历火焰山45度高温，为了解决草场纠纷，专程到木垒县边远牧区。我爱边疆的山山水水，爱边疆的各族群众。我将自己的青春献给边疆，是周总理的教导鼓舞我，坚持边疆建设不动摇。我可以告慰敬爱的周总理，您当年接见我们知青的巨大关怀，已化作我们的实际行动。新疆正在祖国日新月异建设中大放异彩。
如今，石河子周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几经扩建，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A级旅游景点。周总理当年接见上海知青的大幅彩色照片挂在纪念馆。讲解员每天诉说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激励一代一代青年为祖国边疆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作者杨永青，1941年出生，1964年自愿放弃上海的工作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先后担任农工、教师、副团长、“五·七”大学副校长、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1965年在石河子总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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