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叔宁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命我作序。我和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同学。这所学校创建于1901年，原名五城学堂，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国立中等学校。我是1964年入学的初中生，他是1963年入学的高中生，在校期间并不相识。1969年初到山西沁县插队以后，才互相熟悉起来。我所在的长胜村位于县城南边10里，他所在的李家沟位于县城北边20里。见一次面也不容易，要和老乡借自行车才能成行。但因为都有关心时政的兴趣，所以每年要聚一两次。

 

 

                                                                                                                北京师大一附中

 

 

      就我自己的思想状况而言，一直到插队的时候，都是当时主流宣传的接受者。而卢叔宁的思想，则颇具异端性。1970年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批判以后，小道消息慢慢地传到了我们知青点。于是，我们村几个同学找到段柳的杨小平，又写信约卢叔宁，到县城西边40里的后泉知青点，在一起讨论了一次。当时有人提出陈伯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他怎么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预言，看着吧，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话说到这儿，我也没敢想他是指林彪。我们当时的消息很闭塞，农村的消息更少。卢叔宁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当时高层进行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查，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整体观察，作出自己的判断。不到一年的功夫，发生了“913事件”，我们马上感到，事态的变化卢叔宁言中了。于是，又请卢叔宁来段柳聚了一次。当时卢叔宁心情很振奋。他把秘不示人的日记拿出来，向我们几个同学念了几段。这下子才知道他对毛泽东晚年的施政方略有根本性的怀疑。当时大家十分惊讶。面对林彪事件带来的思想震荡，我们还没有理清头绪，他已经提出毛泽东晚年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虽然经历了文革初的疾风暴雨，我们似乎见过一些世面，但卢叔宁的观点还是让我们感到振聋发聩。

 

 

 

 

      其实，卢叔宁当时能够独立思考，与他的处境密切相关。文革前他本是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考重点大学没问题。但文革的第一年，他父亲就因不堪凌辱而弃世。当时叫“自绝于人民”。卢叔宁兄弟姐妹受到株连，也被打入另册，与一切机遇绝缘。这成为他反思现实的动力。其二是他的阅读相对超前。文革发生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主导思想已经近二十年。这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唯一的思想背景。卢叔宁也不例外。但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著作，每个人的接受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有些人不甘于按照官方的号令亦步亦趋。官方提倡背“老三篇”，他偏要读毛泽东的长篇大论；官方提倡读毛著，他偏要读马克思的原著。卢叔宁就是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他不算离经叛道；但对于主流宣传来说，他已经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走得很远了。我印象中，他和我谈论过文革前为了反修出版的古纳瓦达纳所著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本书是批判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如何阿谀，斯大林死后又如何翻脸的。这本书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站得住脚已是问题，但当时却成了卢叔宁怀疑林彪吹捧的思想资源。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来源，便是鲁迅。我知道他对鲁迅的书不是一般地爱好，而是有着认真的研究。他曾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这是真心话。我曾和他有过一段扒车遭到收容的经历，在共同失去人身自由的一个月里，聊了许多话题。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具体的话我记不住了，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颇有微词。在文革中，鲁迅被抬得很高，却按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行了改造。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所以鲁迅在他心目中，不是任人涂抹的偶像，而是一个独立的、批判的，对现实和历史充满了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他从鲁迅哪里汲取的怀疑、批判精神，引导他形成了对思想启蒙的强烈渴望。他大约在19 73年写过一首题为《清江河的传说》的叙事长诗，其寓意明显地是批判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1998年，卢叔宁的文革期间的日记整理成《劫灰残编》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为文革年代思想史上幸存者的个案，他这本书得到了钱理群、印红标等史家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大陆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一代人面对着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卢叔宁当时已经30岁，还是抱病参加了考试。虽然考分数不低，但那一年的录取方式不是一条线，而是两条线，对66、67届高中毕业生的要求高于一般考生，而且分配到师范院校。所以分数很高的他却被被录取到地处长治的晋东南师专。所幸的是，教师中还有几位从京城沦落到偏僻山区的高人。毕业时，作为高才生的本可留校任教，但又遇到人事上的倾轧，只好回县城中学教书。这时知青们大多已经走了，那种纵议天下的思想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县城里土生土长的知识者关心的更多的是自己周围的一摊事，国家大家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过于飘渺。周围失去了对话呼应的民间思想群落，一个人便很难孤独地前行。当一个国度之内的思想环境失去了公开地横向交流的可能时候，偏居一隅的智者可以凭自己的胆识比众人走得更远；而当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和国际接轨的机会，谁的思想要想站在时代的前沿，就必须身处思想文化界的中心，起码也要与这个中心保持经常和密切的对话。偏居一隅的冥思方式就不可能再领风骚了。县城的文化气氛自然使卢叔宁倍感寂寞，80年代后期，当深圳特区招人的时候，他决定远走南国，到蛇口工业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然而，这仍然不是一个思想的环境，在那个商业气息十足的城市里，周围的同事们都热衷于炒股，他开始隔隔不入，后来经周围同事动员介入股市，虽然也成了一个赢家，然而，他志不在此。教学之余，他的乐趣还是读书，关注国家的命运前途，文明的兴衰成败。退休以后，定居妻子的家乡湖南常德，仍然如此。

 

 

 

 

      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年逾花甲，退出了社会的一线。思今抚昔，常生恍若隔世之感。现在社会的价值观已经趋向多元。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人言人殊。虽然有人坚持必须清算毛泽东和文革，才能彻底告别专制主义，但也有人把文革看成民主的盛典，把毛泽东视为底层翻身的希望，反对官僚和腐败的旗帜。而文革的真实过程，当事人的真切感受，却很少见诸传媒，更难于进入公共视野。权力的定调和遮蔽，使公众接触的文革信息往往只是一个经过大简化的结论。有鉴于此，我觉得，经历过文革的各类当事人，坦率地公开回忆往事，就显得十分宝贵。私人的回忆文本，可能因此产生公共意义。每个过来人的处境不同，对文革的回忆自然千差万别。但真正能够还原历史丰富面貌的信息，就蕴藏在这千差万别的细节之中。吴法宪、邱会作这些曾经处于政治漩涡中枢的当事人的回忆录，固然价值很高，有助于读者接近文革的真相，但当时卷入文革漩涡的青年人的回忆录，也有另一种价值，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感受文革的脉搏。有些人的回忆录可能对历史的反思未必深刻，但其中只要包含鲜活的细节，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越理论的抽象。

 

 

      所以，我曾经向包括卢叔宁在内的许多同龄朋友建议，抓紧退休以后的空闲时间，回顾生平经历，形成文字，即可与同龄人交流切磋，也为后世留下历史的证词。今天，趁叔宁兄这本回忆录付梓的机会，我再次建议同龄的朋友拿起笔：抢救记忆，时不我待。我们已经不再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