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年卢新华创作的小说《伤痕》
1978年上半年的一天，卢新华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宿舍4号楼的拐角处，男男女女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地拥挤着，互相争看墙上贴着的小说。
小说内容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文革”时期，一个叫王晓华的女生，看到母亲被康生等人诬为女叛徒后，认为母亲是可耻的，于是与母亲毅然决裂。为了改造自己，也为了能够脱离“叛徒”母亲，她选择了上山下乡，到渤海湾畔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只是，在她的改造过程中，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终不能融合到当时的主流的“上进”行列。终于，一个原本朝气蓬勃，脸上还有些许红润的年轻女生，成为了一个“沉默寡言，表情近乎麻木”的年轻知青。母亲来信，讲述自己被“四人帮”陷害，已病入膏肓，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看女儿一面。但对组织充满崇拜的女儿怎会相信母亲的一纸信函，最终还是母亲单位通过公函形式，才使女儿走上了回家探望母亲之路。但一切都晚了，母亲走了，她至死也没有看到她深爱着的女儿。
小说《伤痕》自贴上宿舍楼的墙报后，中文系里就失去平静。其实，《伤痕》最初的名字叫《心伤》，卢新华曾经起过两个头，因为不甚满意，就没有再写下去。后来是在他未婚妻家的阁楼上，以一部缝纫机为案，从晚上六时许写到凌晨两点，最终以泪洗面，一气呵成的。
卢新华将写好的小说拿到学校去，想请老师推荐到杂志社发表。但老师认为，这篇小说与当时所提倡的小说理论相悖。而且，根据她曾在报社与编辑们打交道的经验，她认为，这篇文章是难以发表的。
听老师这样讲，原本充满希望的卢新华只好把小说随手放进了抽屉。一天，中文系墙报主编找卢新华，问他答应给他们写的小说啥时候给他们。这样，卢新华就把《伤痕》交给了他们。
当小说被贴出在墙报头条，整个中文系轰动了。那天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前车水马龙般地热闹起来，许多外系的同学都纷纷结伴而来观看。曾在安徽蒙城当过知青的女老师孙小琪，通过女友俞自由，将小说传给了《文汇报》编辑钟锡知。
《文汇报》得到小说后，颇为震动。但当时正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得出结论。由此，《文汇报》主编马达也不敢自作主张，当文章传送到宣传部领导的手上后，宣传部主管文化的副部长洪泽把小说大样带回家仔细阅读。在读到动情时，这位副部长的失态被下班回来的女儿撞个正着。女儿在看了文章后也不由潸然泪下。终于，《文汇报》于1978年8月11日正式刊载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当小说被《文汇报》以一个整版刊载后，整个社会都为之轰动。其实，小说发表前，卢新华曾做了很多遍的修改。报社曾给卢新华提出了16条改正意见。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结尾处。卢新华原本写的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地漆黑”。报社的同志说，这可能会产生影射。四人帮粉碎了，怎么还会漆黑一片呢？于是，卢新华将结尾改为“车窗外五彩缤纷的灯火时隐时现”；为了能够让人看到希望，还给小说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晓华大踏步地向南京路走去”。
当时，《文汇报》的发行有一百多万份，上海几乎每个里委，或者小巷的热闹场所都有免费的阅报栏。在报纸发表《伤痕》的当天，那些散布在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人山人海。几乎人人都在为《伤痕》落泪，人人都在为王晓华悲惨的遭遇痛心疾首。
若干年后，卢新华的同学陈思和回忆说，报纸发表卢新华小说后，竟然连作者本人也难以买到当天的《文汇报》。
卢新华
卢新华的老家是江苏如皋，父亲在渤海湾畔当兵，于是，卢新华就在山东的长岛，一个靠海的地方度过了童年生活。
15岁那年，卢新华随着父母的转业离开了熟悉的大海，到了江苏南通。1973年19岁那年，他到山东曲阜当了三年侦察兵。1976年，他离开部队，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
对于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一次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墙报栏前人潮涌动。
这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
这位务过农、当过侦察班长的老兵，刚刚从柴油机厂的油漆工转变成大学生，从此被写入当代文学史。他很快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文代会代表……《伤痕》之后，他写过十几个短篇和一个名为《森林之梦》的长篇。“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住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赌场里面看佛经
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辞去《文汇报》记者一职，下海经商。1986年，在当时的“出国热”中，卢新华去了美国，用两年时间，攻下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卢新华经历了事业和生活的多次起落。他跟人合伙开过公司，也曾做过金融投资，但都不成功。学生时代，他就曾靠在有“小巴黎”之称的小镇西木村踩三轮车补贴家用，后来一度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拉斯维加斯赌场
“实际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文字描述的那般悲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加州大学附近的旅游区踩三轮车，对学生来讲是一项颇为划算的工作。‘小巴黎’一到周末就封锁道路，只有三轮车才能通行，干这份工作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来自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白人。他们踩三轮车固然也是为了挣钱，但好像更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他们干起活来通常都笑容满面，风度翩翩，一举手，一投足，一声吆喝，姿态也很优雅，因此我渐渐地也爱上了这一行。既然做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三轮车夫我也不以为意了，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
凭着踩三轮车赚出来的生活费，卢新华拿到了硕士学位，把妻子和女儿从上海接到了美国。不久，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相继出生。
7年赌场发牌手的生活，也不像国内想象的那么凄凉。“在美国做发牌手，要读专门的职业学校，拿到资格证以后才能上岗。工作轻松，且收入不错。”当时卢新华在金融、期货和股票生意上赔光了所有积蓄，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补回损失。“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我，初稿中曾说我去赌场发牌是为了丰富创作阅历。我说这不对，我去赌场发牌主要是为赚钱，因为我需要养家。但我的确喜欢从赌桌上看人生。民间有句俗语，叫‘赌桌上选女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品性尽管平时不容易看清，但一到赌桌上，因为有切身利害冲突，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每个GAME间歇的那半个小时，这位发牌员常常摸出一本书来读，现在说话满口佛语禅机的他，就是靠这些零碎时间读了大量的佛经。
我不想再谈《伤痕》
2004年，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回到国内，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天生的“石女”与3个男人的情感故事。
评论者普遍认为，在小说表面的情爱故事之下，“紫禁女”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学者分析，卢新华以“石女”隐喻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这一意图非常明显。如石女的初恋情人吴源象征着儒家，他入世、积极，作者对这个人物批判居多；另一个恋人常道则是道家的代表，以天地和谐为理想，以退隐无为看人生，看似能够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其实却缘自生理上的缺陷；石女的“假丈夫”大布鲁斯则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象征。女主人公与这3个人物的纠葛，揭示了多种文化在互相激荡、碰撞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坛，卢新华依然绕不开《伤痕》。许多记者找他访问，谈《紫禁女》者甚少，谈《伤痕》者甚多。他一再对记者“申诉”，“我已经不想再谈《伤痕》。”他甚至公开“自我革命”：《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
“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我的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此岸、彼岸且跋涉，空花水月浑不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要大一些。”
人物周刊：《伤痕》当时“让全国人民泪流满面”，你自己哭了几次？
卢新华：我能够记忆得出的是写《伤痕》时曾大哭过，《伤痕》最初在学校墙报上登出来以后，许多围观的读者都是一边读一边流泪。
人物周刊：客观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不管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多么卓著，它依然只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的意义在于，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喊出了第一声，全国人民哭，其实都是在哭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比较独立和批判地看待你的《伤痕》的？
卢新华：我并不认为《伤痕》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可以说是“稚嫩的”，但并不“青涩”和“牵强”。它能够打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读者，靠的是“真实”和“真情”。你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哭自己，但你得承认，人们首先还是在为作品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一洒同情之泪。比如，我的母亲、北京的表姐，还有身边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明知作品是我虚构的，而他们自身也没有类似《伤痕》主人公那样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对于它的“稚嫩”，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也知道，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其实来自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众缘相助。
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 ：据说中国文人下海，你也是第一个，当时离开《文汇报》去经商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卢新华：就我所知，在我之前肯定还有别人，比如女作家黄宗英那时就在蛇口开办有“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因为赵丹先生生前曾计划过拍摄《伤痕》，我和她一家都很熟，初到深圳时还常去拜访她。但黄宗英之前还有谁，我就不甚了然了。
我是1985年辞去《文汇报》的记者职务，和上海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到深圳办公司的。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一生中“工农兵学”都经历过了，惟独“五行”缺“商”，从文学写作需要生活体验的角度出发，觉得也应该补上这一“行”才行。此外，也有赚一些钱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后，可以不必再看“领导者”、“审查者”的眼色，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想法。
人物周刊：说说当时经商的经历吧？
卢新华：最早是和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开办的一家“深圳云兴公司”合作，创办了“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开业不久，因为与几位作家朋友为人事问题发生一些分歧，我就主动辞去了原来内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转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班进修英语，预备出国留学。其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正由浙江文艺社出版，我是先预支了一千多元稿费去交培训费的。此后大约半年多时间，我一直处于无工资可领的窘境，只能在学习之余每周为《文汇报》写一篇千余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得30元左右的稿费聊补家用。
人物周刊：在国外，你也办过公司，做过投资，但似乎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卢新华：出国主要是为了“行万里路”，开阔自己的视野，继续获取经济和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为了能放下身上因《伤痕》而积聚的荣誉光环。到美国后，我踩过三轮车，与人合伙办过公司，做过期货和股票，去赌场发过牌，也回国内投资办过服装厂。如今，合伙办的公司早已注销，做期货和股票赔光了当时所有积蓄，在国内办的服装厂仅存在了4年多即已倒闭。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的性格和血液里始终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经商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赚钱对我诱惑力自然很大，但我的精神层面又常常会涌起一种冲动去抵制这种诱惑，去认识到财富如同一切浮名一样，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人物周刊：你少年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卢新华：我年少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开汽车，这个理想我20多年前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理想早已改变了。但我可以对你说，商人从来就不是我的理想，当作家也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理想。所以，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在离开母国，转换文化背景后，跳出一种时空再来反思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流变，你的思想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卢新华：我不习惯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表直接的意见，而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含蓄地表达出来。如果你读过《紫禁女》，一定可以注意到，我对我们仅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将我们祖上用了几千年达成的信条“存天理，去人欲”(尽管这大可存疑)改变成“存人欲，去天理”，是很有些“痛心疾首”的。
人物周刊 ：《紫禁女》面世以后，反响如何？
卢新华：《紫禁女》推出后的市场反响我还是很满意的，一方面专家的评论比较多、且比较正面，另一方面读者的信息反馈也比较热烈。《紫禁女》好读，也不好读，可以说能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因为通篇充斥了隐喻，文化的负载比较多。但仅就表层的情爱故事而言，证明还是可以吸引相当的读者的。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做一道选择题，你希望中国的人们：A.记住《伤痕》，忘记卢新华。B.记住卢新华，忘记《伤痕》。你怎么选择？
卢新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所说《伤痕》，其实非《伤痕》，是名《伤痕》；我们所说卢新华，其实非卢新华，是名卢新华。如是，我希望无论“我”或者“众生”都不必执着和拘泥于“伤痕”和“卢新华”这样的名相，还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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