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美丽红霞

——悼念草原的女儿、北京赴内蒙牧区插队知青陈丽霞

陈丽霞在中蒙边境的界碑旁。 （2005年）

　　2013年10月18日15点30分，从15岁开始，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生活了45年的北京知青陈丽霞，因病逝世，享年61岁。陈丽霞的父亲是任职商务印书馆的著名俄文翻译家陈大维。1968年，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道木德公社阿尔山宝力格大队插队，后嫁给牧民，一直在草原上生活，放牧牛羊，生儿育女，抚养孙儿孙女。
　　　
　　　　　
　　生前，陈丽霞曾经接受内蒙古电视台《草原往事》栏目编导陈黎明的采访，访谈曾在内蒙古电视台播出。至今，仍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期节目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jcxNTQ0.html）

　　　陈丽霞一家人   （大约在1980年）

　　陈丽霞在接受陈黎明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这里的人特别好，性格好，特别宽容。这里人身上没有那种小农意识。我对小农意识特别反感，……我并不想在北京呆着。”（视频的4分30秒处）

　　显然，陈丽霞不喜欢呆在北京，是由于反感“小农意识”。

　　曾在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插队的张静女士曾经对我说过：“牧民，骨子里就是贵族”。我在2007年发表的《感谢生活》一文中曾经说：“她的话，一语道出了我对牧民的感受。”

　　我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到16岁，之后，在草原生活了11年。再之后，又在北京和草原之间往来了35年。我完全理解陈丽霞的感受，完全理解陈丽霞对“小农意识”的反感，也完全理解陈丽霞为什么“不想在北京呆着”。
 

　　“小农意识”是一个说不清楚的概念，就像“物质”、“素质”、“语文”、“语言能力”、“自由”、“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等等概念一样，是永远说不清楚的构念。我只能说，我理解陈丽霞的感受。
　　　

陈丽霞（右一）与自己的蒙古族亲戚们在一起  （1986年8月）

　　　
　　陈丽霞在接受陈黎明采访的时候，在谈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她说：“我发现这里的牧民特别自信，他们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好。我就感到很自卑。如果我生在草原、长在草原，我不会有自卑感，我也会像牧民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考虑很多。所以，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学汉话，不要学汉文。”（视频的24分处）

　　我注意到，当陈丽霞说“牧民特别自信”的时候，采访者陈黎明情不自禁地、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就是”。我知道，这也是对草原文化了解较深的陈黎明的内心感受。

　　我曾经在草原生活了11年，曾经与蒙族牧民亲密交往了46年，对于牧民的这种自信，对于牧民这种“我行我素”的心态，我也有同感，我对陈丽霞、陈黎明的说法有共鸣。

　　我曾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由于长期在被称为“小联合国”的北京语言大学从事面对各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工作，也曾与不少欧美的朋友有交往。在许多欧美朋友们的身上，我也可以也感受到这种内在的自信。在汉族人身上，却很少感受到这种自信。我理解陈丽霞的想法：不让自己的孩子学汉话，说汉语，希望他们能够像草原牧民一样地自信。

　　我认为，汉人的这种缺乏自信的心态，主要是60多年来前苏联的学校教育模式造成的恶果。在这种苏式学校教育中，儿童的自信被摧残，儿童的自我被消解。灌输“科学真理”的课堂，成为消解儿童自我的场所；以“标准答案”评分的考试，成为摧残儿童自信的利器。事实上，课堂上所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考试中的许多“标准答案”也是非常可疑的。在这种教育下，儿童的自信和好奇心都被扫荡了。

　　钱穆先生的扛鼎之作是《国史大纲》。钱先生在该书前言中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我完全赞同钱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看法，对中华文化怀有深沉的“温情与敬意”。但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省，尤其是需要对自己的教育进行反省。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苏式教育，不能再将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不能再将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孩子的自信，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孩子的好奇心，需要鼓励孩子的怀疑精神，积极倡导研究性的学习，倡导审辩式论证（critical argument）。孩子的学习应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拷贝的过程。孩子的学习应是一个快乐和享受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枯燥和痛苦的过程。
　　　
　　　

陈丽霞（双手做V者）与牧民和知青们相聚在东乌珠穆沁旗  (2008年7月）

　　　
　　陈丽霞在接受陈黎明采访的时候，在谈到自己的孩子们的时候说：“他们既有牧民的优点，也有牧民的缺点；他们既有城市人的优点，也有城市人的缺点。”（视频的26分30秒处）

　　我注意到，她的话与2013年8月12日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雷蒙先生在迎接2013年新生时所讲的话，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雷蒙校长说：“这所学校为你们提供了尽量多的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文化。每一天，你们都不仅能见证文化的不同，更可以了解产生这种差异的缘由。你们可以探讨不同文化的不同观点是否合理，你们要学着用包容、恭敬和欣赏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差异。最终学会怎样去和别人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哪怕无法达成完全的共识。”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缺点。文化的交流，可以实现取长补短。

　　陈丽霞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她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直觉感受。雷蒙校长的话，或许更多的来自于理论的研究和逻辑的思辨。
　　　
　　　

陈丽霞一家在自己草原上的屋前。  （2006年）

　　　
　　陈丽霞在接受陈黎明采访的时候说：总的来说，前20年还是比较好的，在牧民中间，不说我是如鱼得水，也有那么个劲儿，心里洋洋自得。对于牧民，我心里有一种赞赏。那时，大家清贫而惬意。那时，我一直过得很好。我比较安贫乐道，因此，那时快乐多于痛苦。过得不好，与改革开放有关系。经济大潮来了，大家都在为钱而奔忙。我发现，我们家突然变得特别贫穷了。（视频的11分55秒处）

　　我完全理解她的感受。2003年我回到草原时，我的哥哥一家仍然属于大队中最富裕的几家，有上千只羊，有全大队最大的马群。但是，我进到家中坐下后，我的哥哥尼玛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乌日根达来（我的蒙语名字），队里一半的人家已经成为穷人。（灰，乌日根达来，哈嘎思 艾力 亚都了森 休）”

　　面对摄像机的镜头，陈丽霞的表达是克制的，委婉的。但是，她仍然说出了自己的关于所谓“改革“的感受。我理解她的感受，我相信这是她的真实感受。
　　　
　　不久前，陈毅同志的儿子陈小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与记者有这样的对话：
　　　
　　记者：今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 假定上天让他走出纪念堂，放个假，看一眼当下的中国，你觉得毛主席会说些什么？

　　陈小鲁：他肯定不满意了，因为贫富差距。

　　记者：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以他的性格，对当下的中国时局，会说些什么？

　　陈小鲁：我觉得，他还是老一代的观点，对现在的贪腐他肯定不满意，对收入分配的差距他肯定不满意，同样对现在的环境污染他肯定也会不满意。
　　　
　　　陈小鲁讲出了实话，陈丽霞也讲出了实话。的确，改革，开始了一些人的快乐，开始了他们“先富而惬意”的生活；改革，也结束了另一些人的快乐，结束了他们“清贫而惬意”的生活。

　　　我理解陈丽霞的“惬意“，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惬意”。在李三友主编的《扎洛集》中收有我1972年夏天写的一首短歌《乐人行》：
　　　
　　　北方有乐土，乐土有良才。
　　　聚会皆志士，往来少痴呆。
　　　男儿求真理，女儿弃粉黛。
　　　耕作齐努力，牧驭无惰怠。
　　　膂力掀烈马，巧手建新宅。
　　　身凌塞外雪，怀揣栋梁才。
　　　出户纵骅骝，入室溺书斋。
　　　原野竞骑射，厅堂品李白。
　　　持杆长三丈，论史及五代。
　　　浓醇仰头尽，诗文拈手来。
　　　攻读无今古，涉猎及中外。
　　　忧乐连赤县，谈笑多慷慨。
　　　陶公今若在，也将徙其宅。
　　　
　　　从这首40年前写的短歌中，可以看出我们曾经的“清贫而惬意”。

　　　我不相信“惬意”是“土豪”们的专利。据我的观察，“土豪”们未必都“惬意”，普通人也可以拥有“惬意”。

　　　陈丽霞已经走了。许多与陈丽霞具有相似偏好的人还活着。她们和他们的偏好基因还在人类中继续存活着。我希望，人类社会能够给这些偏爱“清贫而惬意”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使他们可以在一起抱团取暖，可以在一起享受一种更适合他们的、不以“发大财”为目标的生活，可以更充分地享受爱情、友情、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我想，我们应尽力使更多的人获得自己的快乐，使更多的人感到“惬意”，既可以是“先富而惬意”，也可以是“清贫而惬意”。
　　　
　　　

陈丽霞夫妇与外孙女塔娜在自己旗所在地（县城里）的家中  （2006年）

       （作者谢小庆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