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三届人：沧海桑田的一株标本
——《世运与命运》修订版后记
 根据档案披露的分配方案，在上海老三届中，一九六六届初、高中毕业生参与分配的有18万多人(含郊区)，其中分配务农的占56.9%，进工矿的占43.1%；一九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参与分配的有10万多人(不含郊区)，其中分配务农的占21.1%，进工矿的占76.9%。而一九六八届分配时，恰逢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也就大批地上山下乡了(这与本项调查上海老三届群体离开城市的比例平均约60%十分接近。当然主要是"六八届人")。且务农者中，有的进军垦、国营农场，有工资、有探亲假；有的则插队落户，挣工分、盼分红。至于是在上海近郊、江浙一带，还是在云南、贵州，或黑龙江、内蒙等地，天南地北的地理差距姑且不论，但知青接受地的经济状况，决定有的劳动一工一元多(如黑龙江爱辉)；有的劳动一工则一角都不到(如安徽淮北五河)，所构成两者的境遇便判然不同。我们认为这是老三届群体的第一次分化(可称"命运转折")，其总的特征是从城市学生的集体身份，分别转向了城市工人、农场职工和公社社员等；其具体的世路和命途，包括收入、婚恋、发展等种种人生的课题，一是因分配去向城与乡、工与农的泾渭差异；二是因个人、家庭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及所经历的努力和机遇等，而书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故事。
 大约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当年奔赴农村战天斗地的老三届人，或通过读书、招工；或通过商调、病退等纷纷回城了。无庸讳言，无论在境况方面，还是在心态方面，这批归来的"游子"与当年留城的老三届人相比，均有很大的落差。然而，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运动从农村起步后入城，并直接面对由计划经济强力托举的国有企业。于是，不管是留城的老三届人，还是回城的老三届人，都面临新一轮的选择和发动。其间，或许是有能力的，或许是有准备的，或许是有智慧的，或许者是有胆量的……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而除了少量的个体经营者外，有从政者、有管理者等公务人员；有教师、有医生、有学者等知识分子，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去重新读书，是否去拿到大专以上的文凭。我们认为这是老三届群体的第二次分化(亦可称"命运转折")，其根本的特征就是从中学毕业生变成了大学毕业生。根据本项调查，在上海的老三届群体中，有29.5%的人获得了大专以上的文凭，尽管属于77.78.79级(称为"新三级")通过高考成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即绝大多数是通过电大、职大、党校、自学考试等方式完成学业的，终究说明约有4/1强的老三届人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的功能。交叉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在这部份老三届人中，男生>女生；高中生>初中生；插队者、农场者>工矿者，而更为关健的数据是：绝大多数的管理者、知识分子是文凭的拥有者，第一线工人自认获得学习机会的只有7.0%，获取文凭的只有2.4%。于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在以文凭为提拔、任用标准的社会认定中，这部分老三届人无奈地成为了"弱势群体"、"边缘人"(下岗者、待退休者)。
 确实，老三届群体的第一次分化发生在"文革"中，是以"四个面向"为去路和分界的，除了届别与形势、政策之间变化等关联外，很大程度取决于被分配者的"成份"属性(比如第一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报名者进行政审时，就拒绝了一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老三届群体的第二次分化发生在改革开放中，是以"提拔"、"任用"为目标和指向的，除了少数已走出传统体制的私营业主外，很大程度取决于被"提拔"、"任用"者的"身份"定位(以"文凭"为标志)。
由此可见，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重"成份"到讲"身份"，落实在老三届人的命运上，其间的时空跨越和性质变化，既千丝万缕，五味陈杂；又酣畅淋漓，大道清晰。所以，当话题进入到"时代的主题"――对改革开放的看法时――我们发现：在老三届群体中，持"拥护"、"支持"态度的高级管理者为94.6%、文化工作者为83.4%(无疑与成功者、主政者的因素有关)，即便是普通工人的认同度也达到61.2%(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职业群体持"观望或无所谓"的态度为32.6%。故成功者、主政者应格外关注这一群体的冷暖)，而持"不理解或反对"态度的平均比例只有4.2%。这说明老三届人整体上体悟社会的全面进步，赞同国家的大政方针，老三届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牢固而厚实的社会基础。
 至2010年前后，老三届人渐次性地进入了退休期。尽管摆脱了公共事务的承担，享受着社会保障，以至未来生活的安定和幸福，一是取决于身体是否健康；二是取决于子女状况的好坏，但老三届这代人终究是受过教育的，终究是有历练的，其生命轨迹始终与共和国同震荡、同起伏。所以，关于老三届人"生存和发展"的记录并没有停止，反倒是这株刻印社会变迁的标本，通过一个长时段的磨砺，变得更客观，更透明了。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本书选择这个时候再版，并纳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当代史资料丛编》系列，就是在为这株标本松土、浇水。近日，一位叫欧力唯的法国小伙子(由法国巴黎高师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正以上海为基地，对当年的老三届知青进行社会学调查，其问卷涉及因上山下乡导致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尤其重视知青经历与个人发展的关联。这种跨国的关注，证实了"老三届-知青"研究的价值所在。这是一种研究的接续，更是一种研究的突破，我们祝愿欧力唯的研究获得成功。
 或许是人生走进了新阶段的需要；或许是为了建立新的集体认同；或许是延续并转换新的记忆方式。这些年上海的一批老三届知青联络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业工作者，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此间，一个重大的学术变化，就是将多年形成的文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路径，向历史学的方向拓展。例如在已送呈的研究方案中，就有《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七卷本)、《上海档案馆馆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选辑》、《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等知青史料的建设。试想，当这批集合着大量知青原始档案和原始数据的史料类书排列上架，再有导师带研究生沉潜进去，从中发现问题，确立主题，推出一批批的研究论著，中国的"老三届-知青"研究怎能不呈现蔚为大观的局面呢！确实，只有当研究对象进入到历史学的范畴中，即既有史料开掘的支撑，又有问题构架的铺展，才会使它在原点上丰满起来，厚实起来。进而言之，也只有历史学的底座打造得牢固了、扎实了，才能真正保证，并提升整个学术研究的水准。
缘此，我们期待着"老三届-知青"研究更上一层楼。
记于2010年5月13日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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