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80年代的夏雨诗人
时间：2013年5月25日下午 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报告厅
嘉宾：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丽宏(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诗歌评论家)、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宋琳（诗人）等。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史，在经过了一段沉寂之后，近年来又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怀旧以及由此引起的“甜蜜的忧伤感”外，对当下物质主义文化氛围的不满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大学生诗歌运动属于广义上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的余续，其规模大大超越了朦胧诗群，并将朦胧诗的影响从理念扩大到日常生活和写作行为中去，就精神的自足、语言实验的勇气与活力来看，或可称之为一场学院“诗界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的夏雨诗社成立于1982年5月，早期主要成员是78、79和80级中文系学生。5月下旬，《夏雨岛》创刊号诞生，老诗人辛笛和邵燕祥、校友赵丽宏写来了贺信。 迄今为止，夏雨诗社已为当代诗坛贡献了好几位有分量的诗人，从这个“流动的飨宴”出来后，他们没有放弃写作，没有被流俗的漩涡裹挟，尤其是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后造成人文领域巨大的落差，没有夺走捍卫诗歌的勇气，这些都成就了汉语的光荣。
——宋琳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时代
钱谷融：今天大家来思青春，我青春早已不再，所以跟我没啥大关系。不过因为我在师大好多年，1955年成立的时候就在了，看到你们来的确非常高兴。讲话我向来不会讲，我就表达我一个心意，向大家鞠躬一次吧。 赵丽宏：我今年也61岁了，但站在这里,就觉得回到了二十几岁，上大学的时代。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我是77级，是“文革”结束以后的第一届， 77、78、79级的师大学生，文学创作的空气非常浓厚。我们进了大学以后成立的文学社是“草木社”，我毕业以后学弟学妹们来找我，说要成立一个夏雨诗社。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所有同学，至少是大部分同学，都写东西，写诗的同学非常多，有一些后来成了有名的诗人，有一些没有。我看过同学们写的诗。有些诗写得好的人，一首诗都没有发表过。 感谢诗，使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困难和挫折，一切的黑暗。现在写诗少了，但我还像以前一样爱诗，忍不住了就写几句。
 诗歌言说记忆
陈晓明：年轻时我也写诗，但是很惭愧，拿不出手。后来读博士，一位经济学的女博士抄了我写的所有诗，但是我自己竟然没有留下一首。这位女博士读过很多诗，对我的诗有点欣赏，但是这样的故事，后来不了了之，尚可作为我青春时期对诗的一种纪念。 我同意诗来自青春、激情，甚至会说社会、现实、历史、对时代、对人民的爱等等，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诗最基本的诗意、诗性是来自思。 我经常说，诗的本源在于思。我为什么不说“思想”？我觉得“思”和“思想”有非常大的区别。今天，常困于思想泛滥。思想有时是一个具有暴力性的概念。
 唐晓渡：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冲着夏雨诗社来的，实际上也是在向一个属于我们自身的传统表达一种敬意。 我是1977级，南京大学的。当时，《夏雨》在大学生的诗刊里面是办得非常出色的，同样出色的还有复旦的《诗刊》。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所有的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南京大学当时也有一个杂志叫《耕耘》。 说到诗歌本源问题，我想到米兰·昆德拉的文章《某地背后》，里面引用了一位捷克诗人的诗句——“诗人不创造诗，诗在某地背后，它千秋万岁等在那里，诗人只是发现了它而已”。
 张清华：诗歌的本源，可以说是无限多的。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各个方面，和诗歌都有关系，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源，我认为是人的基本良知。这个基本良知是什么呢——即便是在最不正常的年代，也能够说出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观点。
方克强：如果没有诗歌，我进不了大学。77级高考的时候，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我去报考，填的志愿是理工科。组织科的人跟我说，这是我们厂里的政策，你必须证明你在某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你才能报考。他说，你报理工科你搞技术革新了吗？你有什么成果吗？我想我连个技术工人都不是，我在厂里干的是一个非技术的、辅佐的工作，那没资格了。后来他说，你不是发表过几首诗歌吗？你考文科可以，所以最后我报考了文科，进了华东师大。
 宋琳：诗在本源意义上是诗歌言说记忆。青春也是一种记忆，经验也是我们记忆中很宝贵的一部分。诗人要有能力去把握记忆。这里面有个人的记忆，有社会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当一个时代社会记忆或者集体记忆缺少见证的时候，诗人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以个人的身份和角度去对这个时代做出见证。 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中间的一支就是诗歌，因为社会转型，人们需要表达内心。 我现在不太能够满足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作为一个诗句，我能够欣赏，但如果作为一个命题，它显然有破绽和悖论。有时候真和美是会发生冲突的。当下，诗需要重新建立和现实的亲密接触，这很重要，是一个关于真的话题。
 “集体无意识时，被动走向诗歌”
徐芳：夏雨诗社创立是1982年，我是1980年入学，1981年的时候发表了第一首诗，当时学校的诗歌氛围实在是太浓，浓得化不开，我觉得我是在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就被动地走向了诗歌，开始了写诗。有一个同学曾经说，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不写诗，无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你就会显得比别人傻。 80年代记忆里面满是文史楼的壁报，还有我们书包里总是藏着一本两本的油印的诗歌刊物，有人声鼎沸的赛诗会，有被仰慕的、偶像化的校园诗人。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稚嫩，只是因为写了那么一首小诗，被正式地发表了，然后我在校园里走路速度就变得很慢，老有人拦截我要和我谈诗歌。那个年代，现在回头来想，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甚至怀疑这存在过吗？这是我的真实记忆，还是我想象出来的一个诗歌的光荣时代？ 离开了诗歌年代，诗歌其实是在没落，甚至有一个朋友在9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面称我是诗歌的“留守女士”。听到这样一个称号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悲凉的，但是我也因此常常向自己提问，我为什么要写诗？现实太强大太坚硬了，我偏偏要去写要碰撞现实的、柔软的诗歌，这一硬一软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心灵的需要。我真的是语无伦次了，实际上我觉得正是因为现实太坚硬了所以才需要梦幻。 我想说，我自己的创作，是拜时代所赐。
 “禁锢是一点一点打破的”
王圣思（华东师大中文系78级，诗人王辛笛小女儿）： 31年前，学校大礼堂5月举办夏雨诗社的成立大会，父亲被邀请作为诗人出席。我比父亲还要紧张，因为在那之前，他曾经做过一次不太成功的演讲——上海工人文化宫请他去做一次诗歌的讲座，我当时也在座，但如坐针毡，因为他仿佛还是在批斗大会上，还在急于用一些政治的术语表态。大会很快地结束了，我背后的一个青年人一脸嘲讽地说了一句：“辛迪、辛迪，笛子吹破了。”回家后，我把这个年轻人的评价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听哈哈大笑：“比喻很形象、语言很生动。” 1982年5月的大礼堂，79、80、81、82级的同学一起在座。那天因为大礼堂全部坐满，大铁门已经关闭，而这时候铁门外还有很多同学要进来，铁门被敲得砰砰作响。没想到，父亲走上台，要求管大门的同学把大门打开，他形容同学敲大门这一不太文明的举动，是“春天的雷声”，是“呼唤诗歌的鼓点”。门外的同学们进来了，把走廊都挤得满满的，这时我父亲朗诵了他的新作《这儿正是春天》，里面有两句诗说——“冬天从烟囱里出去了，春天从门窗里进来了”。这时，大厅从刚才的喧闹寂静下来，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我感觉，禁锢是一点一点打破的，思想是一点一点解放的，心灵是一点一点获得自由的。
 “给小人物擦皮鞋”
徐德明：对江南春，我是非常有怨言的，因为夏雨诗社到1992年之后就“毁”在了他这任社长手里——我说江南春这小子有一点混，他得益于诗社，而且成长于诗社，到最后诗社经他手后沉寂了20年的时间。
王晓丹：前几天，听到我们郑洁师姐说，“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只有两种人，一种夏雨诗人，一种夏雨情人”。 1990年我就到美国去了，以后也就没再写诗了。但是在夏雨诗社那样的环境里，得到的诗的意境，始终在我的生命中都有传播，这也传播给了我的孩子。
 王秀才丹： 我可能是夏雨诗社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藏族诗人。 当年，宋琳老师那时候是我们的选修课诗歌课的老师，他当时给分的时候让我们自己选，问我们“你要多少分”。他带我们去见的朱大可老师——朱大可老师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打倒权威，然后给小人物擦皮鞋。
 胡尚铃：我是中文系81级的。 那时在食堂里，有位80级，但凡碰到一个漂亮女生坐到他对面，他就会用非常深沉的、类似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样的语调，问她：“你写诗吗？” 上大学时，我老家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小男孩，到大学寝室里来向我借钱，说自己碰到了什么意外什么事，别人认为他就是一个骗子，叫我不要借给他。但是他喜欢诗，我便带他去学校图书馆，他看到诗集爱不释手的样子让我觉得这不是坏人，所以慷慨解囊。我没有多少钱给他，所以额外还给了他粮票，还给他买了一本诗集。30多年过去，我再也没见过那个人，也不知道那人是什么情况。
 插图/GEE 东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