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农村的第一年，因为有安家费，而且公社粮站每月还供应一点油和白面，日子还不算太难，但当时我们只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没人会过农民的日子，于是生产队就给我们派了个出身清白的大师傅，安家费也由生产队保管。记得我们的主食是小米、高粱米和大碴子，最让我们的胃反感的是高粱米，每次吃过高粱米饭以后，都会觉得胃里涨得难受，晚上躺在炕上翻饼烙饼的睡不着，实在难受了，就坐起来捶打涨鼓鼓的肚子，几天都拉不出屎。没过多久眼瞅着日子就紧起来了，油吃光了，就吃米汤熬冻白菜，撒上一点大粒盐，盐也不是海盐，是从一个叫“乌伦门沁”的地方买来的，不含碘，当地的地方病就是“大脖子”病,很多人的衣领扣根本扣不上，脖子上鼓起一个大包，让人看着揪心。 一天，我们从地里收工回来，揭开锅盖一看，早上剩的大碴子饭，还原封不动的躺在在锅里，大师傅就在灶坑里填了把火，热了热，可是饭上已经爬满了蚂蚁，
“这饭怎么吃呀？”我们虚心的向贫下中农大师傅请教，
“没事儿，吃了有劲儿”，大师傅乐呵呵的回答。
我们辞掉了大师傅，同学们轮流做饭，怀着可上九天揽月的雄心壮志，拜贫下中农为师，照葫芦画瓢。 因为我们是秋天来的，所以第一个冬天来临时，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回家，要和贫下中农一起猫冬。过年时，我们也按照当地的习惯，用黄米面蒸了一些豆包和年糕。蒸年糕就是把盖帘放到柴锅里，把黄米面和泡好的大云豆一层一层的撒在盖帘上，蒸好了就放在屋外――天然的大冰箱里冻起来，准备在正月里慢慢吃的。那可是内蒙古的东部，和哈尔滨的温度差不多，临近过年时的天气绝对是天寒地冻的，所有的豆包和年糕都冻得“岗岗”的。
当时青年点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女生住在社员家，男生住在小学校，做饭，吃饭都在小学校。那天，轮到我和另一个女生做饭，我们一早就到了小学校的灶间，把年糕摆进盖帘里，放入大柴锅，热了起来。吃饭是在男生住的屋里，男女有别，男生在南炕，女生在北炕，都摆上小炕桌，吃着，吃着，一个女生说：有点什么味儿呀？其他几个女生停止嘴里的动作，仔细的品着，那个女生啊的一声，从炕里窜了出来，跑到门外，吐出了嘴里的年糕，好像是有点不对劲，女生们看了看南炕的男生们，这几个小子今天格外的安静，没有人搭理我们，这时，又有两个女生出去吐了，
“好像是煤油味？”
我们瞪着男生：为什么他们的年糕没有煤油味？又玩什么坏呢？
“我作了雷了”。
一个最淘气的男生招供了；原来，刚蒸出来的年糕是一块大圆饼，蒸熟以后，一定要趁着热切成小块儿，放在屋外冻成冰坨子，再收起来，等到吃时，取出几块放到锅里，烧把火，热一热。我们可没想那么多，蒸熟以后，就这么整块儿冻了起来，等到想吃的时候可傻眼了，那年糕冻得坚硬无比，要用斧子轮圆了砍开。男生是一番好意，头天晚上把年糕拿进屋里，想先帮做饭的女生砍下几块来，在他扬起胳膊往下砍时，斧子碰上了头顶上的煤油灯，灯碎油洒，于是就有了第二天早上的这一幕。男生们知道粮食不够吃，何况年糕还是上等的饭食呢，就想不告诉我们，能糊弄过去，就得了。男生的话说完了，屋里安静下来，我们立起来的柳眉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刚刚到了农村，还在分男女界线，一有问题，经常是唇枪舌剑的，谁也不让步，可就是这块撒上煤油的年糕像只蜡烛，有股微弱的热气在使心里的冰块慢慢融化，一点一点的，让因为无知、幼稚、信仰而努力要显得坚硬的心开始有些柔软了。我们朦朦胧胧的感觉到了，在这穷乡僻壤，只有大家相依为命、休戚与共，才有可能生活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