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月还得去离我们村二十多里的地方姚店买粮食，每人45斤都得自己背回来，回来后还得去皮，开始我们不会就让老乡给弄，有的老乡很好，弄好了就都给我们。可有的老乡不都给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了就不让他们来弄了，我们自己学者推磨，开始我们还和队长要了一条小毛驴，让社员帮我们给他套上，我记得第一次是把小麦磨成白面，小毛驴被蒙上了眼睛，我们打它一下它就不停的走，我们拿着簸箕想把磨上的东西弄下来，可是它不听得一圈一圈的走，我们不知怎样让它停下来，我们一会用中文，一会用俄文，我们越是大声地喊它就越是走得快，把我们忙的手脚不停。把老乡乐得前仰后合的，后来还是老乡帮我们把驴叫住的。我们就去赶集时在姚店买了一只母鸡和一只小猪，母鸡花了0.7元小猪花了3.00元我和马安利想我们的粮食也吃不了，就喂一只鸡和一口猪吧，我们真的要当一回农民了，小猪和母鸡都放在我们的窑里，我们给小猪喂了些粮食，它吃得可香了，吃饱了就在一边我们给它用很少的草铺的一个小窝爬着睡着了。可那只母鸡怎么也不吃东西，我们隔壁住着一个大嫂子，说是叫她嫂子，是因她已结婚了，其实她比我们还小哪。我们大声地喊；“嫂子你快来呀，这个母鸡为什么不吃食哪？”嫂子应声跑过来低下头看看了我们买的母鸡，她突然站起身来笑得前仰后合的对我们说；“你们真是的，那鸡瞎人也瞎呀！”我们这才仔细看,哇,那只鸡的两只眼没有黑眼球。没办法我们只好让大嫂把鸡杀了给炖了,马安利把她从北京带的大米拿出来做了米饭,我俩美美的吃了一顿。

    开始我们只会做小米粥，后来学会了做玉米面的贴饼子了，那没有菜连酱油、咸菜、黄酱都没有，我们只能买到大盐，我们把大盐擀碎放到小米粥里，要不就是吃一口大饼子吃一个大盐粒，后来家里有条件的给邮固体酱油和罐头。延安那地方吃饭是手端着碗到处走，我们就去老乡家蹭些咸菜吃，还有的人家有芝麻盐。老乡家也少得可怜，我们不好意思吃多了，就一顿换一个人家。那的老乡困难极了，我们村每年每人才80斤皮粮，大部分时间都吃糠咽菜，他们把谷糠用锅炒熟磨磨成粉用箩把细的粉筛出来待客用，他们把它叫做炒面，剩下的粗的用水合成面团再上锅蒸熟，就像牛拉的粪又黑又粗。有一次一个老乡给了我一块让我吃，我咬了一口又苦又涩，我实在咽不下去就到门后偷偷的给吐了。

    老乡们特别珍惜粮食，也特别的会利用土地，有一次我看见大队长的门屋檐上有两棵草，我就一跳顺手给揪了下来，队长的老婆很不高兴得说那是她种得两棵小麦，我听了他的话很是内疚，是呀粮食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这件事让我永生不忘。

    很快夏天到了，有时下完大雨山上的大水就顺着山流了下来，又是流进我们的窑里，我和马安利坐在炕上，看着大水一下把我们的门闯开涌了进来。地上的脸盆在水里来回的飘荡，我们还高兴的笑那。我们趴在炕上用手玩水，有一次水都快到炕沿了，我们还玩那。邻居大嫂子看见了，忙让我们出来，说：还玩那，一会就上炕了，水再大就淹死你们了。这时我们才害怕起来，赶紧跑出窑洞，去大嫂子家。水流走了我们进窑一看窑里都是黄土泥，我和马安利一盆一盆地往外弄泥。

    这时北京的学生都往北京写信，说这里不能生活下去了，北京派来慰问团，我们学校派来了是我们学校人缘最好的一个体育老师，我们都叫他张大块，当时一个女生叫白松敏的同学还拿了一个糠饼子让张大块吃，她对张老师说；‘你要是能吃了它，我就能在这里扎根。’当时张老师手拿着糠饼子掉下眼泪来。慰问团刚走了没几天发大洪水，白松敏，还有两个女生一个叫藤秋霞，一个姓孙的外号叫‘王八’的女生，他们叫洪水给卷走了，那个姓孙的救上来活了，那两个女生就永远离开了人世。她们真地永远扎根在那里了，藤秋霞还是我的邻居，她的父亲还跟我的父亲一个单位。她的父亲文化大革命让人给打死了。她是他家最大的孩子，又死在了延安。后来我回北京看见她的母亲我都不敢看她。当时她的母亲看见我，那种无神无奈痛苦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2002年我又重返延安当年插队的村，还特地到坟前悼念她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