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一批军队转业干部被安排到北京各中学当党支部书记。一次书记作报告,讲着讲着讲起了他当年打游击的往事,所有的人身上都长了虱子。照他的说法,“虱子是革命虫,不干革命就不会长虱子。”可能是多少受了他这种“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乡后面对着虱子的威胁,我们表现得比较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虱子是一种较小型的人体寄生虫,以吸食人血为生。一般生活在贴近人体表皮的地方,象毛发的根部,贴身衣服的衣缝处。据在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姨夫说:虱子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几餐不到时候不吃,吃饱喝足就睡觉休息。一般白天人活动时虱子不吃不动,到了人休息时,虱子就该活动了,并且是越暖和它们越欢势,把人的身体当成了跑马场,非常的痒,往往折腾得人难以入睡。虱子不但吃喝玩乐在人身上,就连生儿育女也不挪挪地方,所以凡是有虱子的地方,总可以发现虱子的儿子──叽子(实际是虫卵)。 至于虱子是从哪里来的,说法不一。城里人认为雨点落到头发里就会变成虱子,其实毫无科学道理。我们知青的家是村里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午间休息或是晚上下工后,常有一些年轻人聚到我们这儿海阔天空地胡聊。有时在村子北面的地里干活,休息时有些人懒得回家,干脆到我们这儿来。东北农村接待客人礼貌的作法是请人上炕。队里的人到我们家,开始还客气,后来熟了就不请自上(炕),往往坐满了一炕的人。东北农村习惯,早上起床后,睡觉用的铺盖迭好后放到被柜(一种卧式柜)里,家里显得很整洁。我们知青没有被柜,就把铺盖卷起来堆在炕里角,睡觉时一拉开就行了。平时累了,还可以靠着或枕着铺盖卷休息。社员们到了我们家,随便的人干脆就靠在我们的铺盖卷上,虱子大军大概就是这时候转移搬家开辟的新根据地。据知青WBG说,他曾看见一个经常和我们打打闹闹的社员躺在炕上,从身上摸出个虱子来,随手一弹,虱子没了踪影,就此卧底潜伏下来。 男生长虱子似乎毫不奇怪,女生一向爱干净,好象不会长虱子。其实不然,到了那个环境,谁要是不长虱子倒是有点奇怪了。只不过女生爱面子,长了虱子不声张,“打掉牙往肚里咽”罢了。“纸包不住火”,一天早上刚起床就听见女生屋里SL在大喊大叫,向女生一打听,原来是这位S小姐在自己的被褥里发现了虱子,正在追根寻源,穷追猛打。她发作了一阵儿,见没人理她,更没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自知没趣,一个人坐在炕上生了会儿闷气,只好把虱子和烦恼一起丢到爪哇国了事。 俗话说“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世界上哪有不咬人的虱子,只不过多了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而已。我们虽然不怪了,北京城里人还是要“少见多怪”的,所以我们每次从乡下回到北京,进家(应该说是大舅家,我自己家已经迁到邵阳)第一件事就是把里里外外所有的衣服都换了。换下的衣服还不能随便乱放,得赶紧塞进一个尼龙网兜里,然后把这个网兜挂到窗子外面去,一边挂一边嘴里还不闲着:“你们(指众虱子们)这些乡巴佬,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吗?!快交代,怎么混进北京的?”众虱子们不出声。“不交代,就到外面喝点西北风凉快凉快。”等一锅水烧开了,再把这些衣服用开水彻底烫一遍。有一年大舅的儿子XB从内蒙临河回京,匆忙之间忘了把深色浅色衣服分开,开水烫过以后,虱子倒是断子绝孙,一件天蓝色的棉毛衫变成了花的,布满了虎不象虎、豹不象豹,黑不黑蓝不蓝的花纹。那年头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没有票券也买不到东西,XB只好忍气吞声,穿着这件自制花衣服窝窝囔囔地过了好几年。 六九年春末夏初,妈妈托回京探亲的知青带一个小皮箱给我,为客气就打电报叫我到火车站去接。那时电报只传到县城邮电局,县邮局再通过电话通知到我们所在的大队,大队接电话的是位没文化的老农,再通过便人转告我。消息几经周折传到我这里,只知道要我到火车站接人,什么时间,什么车次全然不知。考虑再三,赶早不赶晚,宁可我等人不可人等我。第二天,我赶到通辽,先到火车站看车次。那时通辽还是个小站,每天只有三四班从南向北的客车,我记住几次车到站的时间,到时候就去车站等,其余时间就在通辽市瞎逛。三顿饭就去饭馆,不敢叫什么菜,每次半斤面条(粮票最小半斤,少了不卖),早饭是半斤油饼,一碗豆浆。那时候住旅店要凭介绍信,就像现在要查身份证一样。我一个知青为私事外出哪里来的介绍信,就算是有介绍信,一天几毛钱的店钱我也出不起。晚上只好到火车站候车室,找个长条椅,能躺就躺,不能躺就坐着,胡乱混那么一宿。好在那时的人适应能力特强,只要不是站着就可以睡得着。有一天晚上运气不错,候车的旅客少,我一个人占了个长条椅。睡到半夜不知几点,忽然梦中惊醒,低头一看,看见身上爬满了黄豆大小的虫子,我急忙坐起身来,用双手使劲在身上划拉,那些虫子动作很快,飞快地钻进椅子缝隙里不见了。几只动作稍慢的被我弄死,在衣服上留下六七条红褐色的血迹。细想一想,肯定是臭虫趁我熟睡时来偷袭我。再找别的臭虫,早已是踪影全无,我实在困得利害,想想没法可想无处可以安身,只得倒下头继续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