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口述历史正在形成一个小高潮。
除了官方推动的口述历史项目，比如社科院的《口述历史》丛刊，上海文广传媒的“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也有诸如崔永元和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以及我年轻的朋友唐建光、刘清峰、艾江涛等完全民间的独立的口述史项目。
口述史在国内，我所接触到的，感觉主要是三类人在做，一类是学者，包括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等；一类是由前新闻记者及现职新闻记者；另一类是与当事人有一定利益关联的亲友同学学生等。
 当然，因为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口述史项目也是良莠不齐的。即便像名动天下的海外口述史大家唐德刚先生，其作品为人诟病的地方也不少。
口述史应该怎么做？虽然国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甚至新闻学者都有各种指点，但纸上谈兵甚多。口述史作为一种更偏重于实践的专业，到底该如何做，对于同样在东施效颦业余断断续续做着一些口述史项目的我来说，我的前同行范海涛女士，在她刚刚出版的《就要一场绚丽的突围——30岁后去留学》书中，所谈到的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口述史的专业训练，于我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也是他山之石。
现代口述史发端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今天虽然全美口述史方面的研究机构林立，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专业，是执牛耳者。而海涛，则是自这个专业成立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是第一位华人学生，甚至也是第一位亚洲学生，她在哥大取得了口述史领域的最高学位硕士学位。她的分享，行云流水，对于喜欢口述史的人来说，不仅是对她留学生活的了解，更是一种口述史专业的无形训练。
在美国，口述史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专业。相比我们，美国人做口述史的对象，不仅有名人高官，更多则是做普通人的口述史。
比如，关于911的口述史，海涛介绍说，到911十年时，哥大已经对600个采访对象做了900个小时的采访，目前351人的687个小时的专访已经可以供人们查询。而哥大的采访对象非常多元，涉及在双子塔里逃生的平民、救火队员、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街边的售卖者、死难家属、心理治疗师等等，“给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做了最大限度的图景描绘”。
 相形之下，我们所做的口述史，更多还停留在达官贵人名流巨富演艺明星层面，至于灾难事件过后对相关普通人采访，最多也就是呈现在有限的新闻报道中，专业的口述史项目，几乎不敢想象。
至于口述史题材，国内也是相当单一，以励志成功学和某种意义上为口述者的“辩诬”为主——这也是我不甚喜欢国内的传记自传和其他口述史作品的根源所在。但在美国，口述史题材广泛覆盖了移民、种族、性别、政治、政府等领域的研究。比如海涛谈到在哥大学习期间去“财富协会”（不是我们惯常想象的富豪俱乐部，而是监狱囚犯，美国人把囚犯也当成一种财富）去做一个普通黑人囚犯的口述史——“一个60年代的纽约、一个旧时的哈莱姆区、一个黑人青年的学坏史、一个罪犯的成长印迹，就这样，如同一幅图景一样，缓缓地在我面前拉开了帷幕。就着那混沌的英文口音，我听到了柯蒂斯·琼斯（Curtis Jones）的故事。”
在我的理解中，如果传统历史书写是纲，是筋骨；则普通人的口述就是目，是血肉。我们需要用普通人的记忆、普通人的命运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这也是丰富我们的生活、涵养我们的智慧和文明不可或缺的。
海涛谈到在哥大学习口述史，要多读书多观察，多接触不同形式的艺术，多去不同的博物馆，才能拓宽思维，更好地理解表象背后的社会。而不断参加各种设计的口述史项目和现场记录，则让人能更快地掌握口述史采访的技巧。当然也要学会学习数字录音、音频制作和编辑、电子存档和口述历史项目的设计及采访，历史和社会研究的分析方法，以及口述证词与视频的结合，等等。这些虽然我们身边一些人也在做同样努力，但来自专业领域的这种要求，更是一种鼓励。
 海涛做过多年财经记者，也出版过图书（《李开复自传》），但正是在哥大的学习中，她学到了口述史的记录技巧与新闻采访的不同：
“我领略到了口述历史的采访方法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方法的天壤之别。作为一个记者，你通常是要针对某一个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你要在采访之前就这个事实做相应的准备工作，不但要了解事件的背景，还要对事实的漏洞有所调查。而记者所问的问题，往往是极其有针对性的，甚至有时候越挑衅越尖锐越好。”
“而口述史的采访方法则截然不同，相对于新闻记者提问时的前倾性，口述历史的提问方法则是后藏式的。提问者的提问方式要简单、迅速、不动声色。但这绝不意味着采访者对采访对象的置之不理和放任自流。口述采访者的功力在于，你要随时随地捕捉被采访者口述过程中有可能隐藏的文化信息和历史背景信息。在这些信息出现时，你要适时而迅速地插入简短的问题，让你想要的信息从被访对象那里流出来。”
 “如果口述历史的采访是一条河流，那么采访者其实应该是一个舵手，在这条河流上舵手只是微微地调整方向，让采访顺着时间流动的方向前进。”
“尽管口述史很难回避主观性问题，但主观性本身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投射，即使口述史只是表现出了一部分真实的东西，但每一段个人口述历史，都可以与官方历史相互参证辉映，并弥补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细节的不足，并“弥补官方历史所遗漏的、或者故意被官方历史遗漏的事实。而口述史和官方历史同时对历史的记录、让口述史达到对官方历史的补充，有助于对历史真实完整的呈现”。
“个体像一扇窗，透过他可以看到整个生命的流程；而个体的命运则是一个框，个体在其中形成、碎裂、具体化。那些重要、野蛮又可怕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体验和感受。讲述每个人各自的感受、理由和动机就在此。”
1922年被苏俄送上“哲学船”递解出境的俄国哲学家、东正教神学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这样说过，我觉得记录这些个体的体验感受，记录个体的命运，正是口述史项目从事者的使命。通过记录普通人以第一人称的口述历史证词，以捕捉并保存那些通常沉默的大多数塑造的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和底色，让沉默的历史复活。
而像我们这样的采访者、倾听者，一旦完成了这一过程，我们不仅拥有了某种理解社会生活的钥匙，而我们也会在他人的命运中看到某种自己的人生，并在未来的路上给我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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