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不平凡的春天。我有幸参加了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工作组，跟随周总理和邓大姐去河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如今虽已过去44年，可总理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眼前。
我接到通知，让参加周总理领导的工作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劳动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1961年春，党中央为了解决农村的严峻问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为了使其更符合农村实际，着重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分别深入农村搞调研。
当时我在全国妇联工作，邓颖超同志是我们的副主席，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4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邓大姐已决定我和汪淑远同志参加周总理领导的工作组，去河北邯郸农村搞调研。她还约我们去西花厅接受任务。我们先后听取了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和邓大姐对我们的安排和要求。
作者（右二）随邓颖超（左一）下乡调查
童主任向我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工作组一定要深入群众，虚心听取农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到群众中去找真理。邓大姐热情地接待我们，并部署任务说：“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搞调查研究，恩来同志不久要到河北邯郸农村去，我也准备带你们去。你们这个工作组由许明同志(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带队，由总理直接领导，许明同志已和几位总理秘书先下去了，你们也要赶快下去，总理和我晚两天下去。总理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注重调查研究，要记住下去后不要带任何框框，要深入群众，倾听农民的意见。近年来，浮夸风盛行，要听到群众的真心话并不容易。”我们表示一定牢记大姐的嘱咐，努力做好工作。
按照总理办公室的安排，4月27日我和汪淑远动身去邯郸，当晚到达，在市委招待所见到许明等同志。第二天即随工作组来到邯郸地区的武安县伯延公社，主要就公共食堂问题开展调研。
伯延公社没有贯彻中央1960年11月制定的《农村工作十二条》，仍实行公社所有制。几年来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摧残，这个原来武安县最富有的村子已变得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十分困难。
我们工作组来到伯延公社的先锋大队，看到老乡多是面带菜色，许多人得浮肿病，地里几乎看不到人劳动。我和许明等同志到农民家串门，往往是没进屋门就听到孩子们闹饿的哭叫声，有些人家炕上躺着病人。我们耐心地和他们拉家常，请他们谈谈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食堂办得好不好。他们含着泪不愿开口，经一再劝说打消顾虑后，才说出粮食太少，食堂办得不好，吃不饱饭。如果能把粮食拿到家里自己做，再加上点菜，干稀搭配，能比在食堂吃得饱些。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同志一致认为，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如果能解散食堂，再把菜地分给农民，他们肯定比现在吃得好，就会渡过这段困难日子。
总理说：“我也入了食堂退出来了，和邓颖超同志在家吃小锅饭，难道我们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4月29日，周总理和邓大姐来到邯郸。先听取了省、地委负责人的汇报，他们都仍坚持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在市委招待所，许明同志也向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工作组调研的情况和意见，反映了农民群众渴望解散食堂的呼声。
作者（二排右二）随同周总理去河北搞调研时合影
5月3日总理和邓大姐乘吉普车来到伯延村先锋大队。他们先到工作组和大家见面，和每个同志握手，敬爱的周总理就要来到我的面前了，我很激动，又有些紧张，我极力克制就要流出的泪水，握住总理的手问候总理好。总理问我：“吕同志，你是哪的人?”我忙回答说：“我是辽宁省海城县人。”总理亲切地对我说：“我一见到你，就看出你是东北人。”当时我还不知道总理少年时曾在沈阳读过书，因此对东北人熟悉。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总理紧接着问我：“你看，要是食堂解散后，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由于工作组对这个问题已进行过讨论，所以我能立刻回答总理说：“首先应该解决食堂菜地的分配问题。”总理满意地点点头。
那些天，在先锋大队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周总理、邓大姐的身影。总理看到靠墙根有三个老汉蹲着晒太阳，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总理问：“现在生活怎么样，食堂好不好?”老汉们说：“好，好，好!”总理听他们的口气不是真心话，干脆直截了当地问：“散了食堂行不行?”三个老汉惊呆了说:“啊，真的，真的?”“真的，行不行?”总理又问。“真散食堂，那可谢天谢地!”三个老汉乐得合不上嘴。
我和邓大姐、许明等同志来到一位女社员家。邓大姐和颜悦色地说：“你说说，食堂到底怎么样？不要有顾虑，怎么想就怎么说。”爽快的郭仙娥开口了：“这位大姐不像当官的，说话和气，我就有啥说啥了。社员一提起食堂就想哭，粮食指标低，一天一人才六两，要是让领回家，多加点菜，干稀搭配兴许能吃饱。现在吃不饱饭，不干活还没劲儿，一下地就更没劲儿了。”邓大姐听了很难过，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农村还这么穷。
周总理在先锋大队连续四天召开了社员代表座谈会。在工作组住的院里，三间正房，屋内放了两张旧桌子拼成的长桌，四周放的长板凳，十几位老乡和总理围坐在周围。邓大姐和工作组的同志坐在靠西墙的一排板凳上。总理和气地和社员拉家常，问寒问暖。
总理和社员拉家常 资料照片
总理问村里有没有不参加食堂的，大队书记说有个老翻身户不愿进食堂。总理说请他来谈谈吧！老汉来后，总理问他多大年纪，家里几口人，入食堂没有？老汉不安地说：“全大队就我一人没入食堂，挨斗了。”总理说:“批斗你什么呀?”“说我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其实我是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点软的、热的，食堂饭不合口，就退出来了。”总理笑着说：“我也入了食堂退出来了。我经常开会，到食堂已开过饭了，厨师还要给我重做，我不愿麻烦他们，入了一段就退出来了。现在我和邓颖超同志在家吃小锅饭，难道我们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屋里鸦雀无声，人人支起耳朵听着这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总理接着说：“吃不吃食堂是生活方式问题，扯不到社会制度，更不是什么大方向问题，关键在于办食堂是否有利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是否群众自愿。”
总理的话像温暖的春风，老乡们个个笑逐颜开，会场活跃起来，大家抢着发言。有的说：“咱社员就是不自愿吃食堂，没有说食堂好的。”有的说：“食堂司务长、生产队长、会计们说办食堂好，他们能吃饱。国家给社员每天6两粮，到我这儿只能吃上4两，那2两都让他们多吃多占了。”还有个社员大声说：“要是不散食堂，再过些年月，社员全不干活了，地里长不出粮食，你北京的仓库里装什么？你还不也饿肚子!”
座谈会上，总理面前的桌上，放了记录本、笔、老花镜。他一会儿戴上花镜记下重要的意见，一会儿又摘下花镜和社员们亲切交谈。
总理又问：“大家都赞成散食堂，那么食堂散后要解决哪些问题呢?”一位生产队长说：“食堂的菜地要分配好，我看按以前每家的自留地多少分了就行。咱队里开会具体商量商量就行了。”一位壮年社员说:“公社化以后实行供给制，社员的生老病死都包下来，强弱劳力，干多干少都一样，我看还是恢复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好。”在座的社员都抢着说：“强劳力不能和懒汉吃一样的饭，就是评工记分好，要包就把五保户、困难户包下来。”
总理把这些话记录下来说：“这些意见很重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嘛。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你们要认真讨论，解决好。”
“你们这桌都是年轻力壮的，该多吃点，给你们加个菜吧!”
座谈会开了两天。第三天会后总理和先锋大队队长说：“明天到你们食堂吃顿饭，和老乡吃一样的。”次日中午总理带领我们工作组一起来到先锋街第六食堂。老乡已经把饭打回家了，不大的食堂摆了两张饭桌。我是工作组里最年轻的，我要到下首桌上坐，这时总理的警卫长却非让我坐到总理那张桌去，我坐在总理身边，和总理一同吃着黑馍馍，喝着稀糊糊，饭食虽不好，但吃起来却感到十分香甜。本来已经准备散食堂了，可总理还要亲口尝尝食堂的饭，亲身体验一下农民的疾苦。
总理和社员座谈 资料照片
总理来伯延的消息在老乡中逐渐传开，最后一次座谈会开完后，一出大门在路旁竟有上千位老乡列队来看望、欢送总理。总理举起右手向社员们致意。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位老汉，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感激之情，噗通一声跪在总理面前，口中喊道：“周大人，周大人，你来解救咱们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总理忙说：“老大爷，快起来。”这时我正走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忙把老人扶起来。
回到邯郸，周总理、邓大姐和工作组同志都住在市委招待所。在这里总理又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汇报会，并围绕《农业六十条》(草案）调整所有制问题、生产分配生活等问题展开讨论。总理让大家畅所欲言，怎么想就怎么说，对总理的讲话有不同意见也可争论，我们也列席旁听，我从来没参加过这样民主、生动活泼的会议。
总理、邓大姐和我们都在招待所食堂吃饭。总理刚来时就向招待所同志说好，吃饭不能有肉鱼蛋。但食堂大师傅看到总理日夜辛苦，经常要到下半夜才睡，觉得应该给总理吃好些。有一次，给总理桌上加了一盘炒肉丝，总理很快发现了，邓大姐双手端着这盘炒肉丝，送到我们桌上，她说：“你们这桌都是年轻力壮的，该多吃点，给你们加个菜吧!”我激动得含着热泪，什么也说不出来。
半个多月的宝贵时光就要过去了，周总理和我们工作组一行登上返京的专列。列车奔驰在冀中大平原上，我走到总理和邓大姐的车厢，想再看看他们。邓大姐看出我的心思，把我带到总理车厢门口，亲切地对我说：“进去吧！”我站在门口看到总理正在看文件，在旅途中总理还忙工作，我怎忍心打扰他呢？站在门口悄悄地多看他一会儿就很满足了，感到非常幸福和充实。我在一代伟人直接领导下下乡调查，亲眼看到伟人尝人民之疾苦，听人民之心声，使我受到深刻教育。我将永远学习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精神，永远在心底珍藏这段美好的时光。
作者吕学敏简介
吕学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离休干部。1949年后被中组部从辅仁大学历史系抽调至全国妇联工作，曾担任蔡畅秘书，跟随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蔡畅等领导人出差调研。后一直在国家出版局从事出版研究工作。
往事侧记：三位大姐长征中的故事
我青年、中年时候在参加过长征的三位女红军的领导下工作，在蔡畅大姐直接领导下做秘书工作，也随同邓颖超大姐搞调研。我曾亲耳聆听蔡大姐对我讲述她在长征中的一些故事，看过有关邓大姐、康克清大姐在长征中的书籍，我很想把从三位大姐处听到或读到的她们在长征中的一些事迹写下来。
这三位革命老前辈，在长征中都在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还有贺子珍、李伯钊等30位女干部，她们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大。
长征中的邓颖超和周恩来 资料照片
邓大姐当时身患肺病，发低烧，痰中带血丝，她和怀孕的贺子珍、廖似光等都编在干部休养连，邓大姐常常拖着病弱的身子竭力做一点工作。她忘我地照顾别人，队伍到达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怀孕7个月的廖似光腰酸腿软、肚子阵阵作痛，虽然连政委扶她骑上自己的马，但廖似光缰绳都抓不住了。邓大姐知道后，立即让出担架给廖似光，自己颤巍巍地扶着警卫员一步一喘气地走，廖似光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蔡畅大姐亲口对我说:红军在生活方面一切从简，很难谈得上讲卫生。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小盆，喝水用它，吃饭用它，洗脸也用它。我们叫它为“一品盆”。行进中休息时，遇上晴天，暖和的阳光下很多人脱下衣服捉虱子。有一次她看到朱老总也蹲在墙边，蔡大姐就问他:老总你捉了多少虱子啊？朱老总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答：“团把子！”当时红军一个团有多少人，总有上千或几千人吧。朱老总用他率领的军团数字来形容虱子多，真够风趣的。
红军要过草地了。第一天天降大雨，邓颖超骑的马受了惊，掉进沼泽地，她从马上摔下来，双脚陷进泥潭里。邓大姐一动也不敢动，支撑着身体，在沼泽中站立很久，直到后面的同志来到，才把她小心地拉起。第二天她发起高烧并且拉肚子，周恩来也发烧，但医生手中仅有一支退烧针，邓颖超悄悄让给了周恩来。
在长征中，蔡畅大姐先后在中央直属纵队地方工作部、总政治部及国家保卫局工作。一路上她时刻关心周围战友，组织上给蔡畅也备了马，但她很少骑，总让给伤病员骑。她身材纤瘦，身着红军制服，脚蹬草鞋，腰上挂着一支手枪，显得英姿飒爽。她和队伍一起翻越五岭，过雪山、草地，在二万五千里的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蔡畅大姐年轻时的资料照片
过草地时遇到一块较平坦的地方，战士们停下来休息，看到蔡畅，大家齐声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蔡畅笑着问：唱什么呢？她曾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于是她说唱《马赛曲》吧！她唱的是法文，虽然大家听不懂歌词，但都受到感染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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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年龄最大的女红军蔡畅 资料照片
终于走出草地了，最后一站是巴西。这里已有居民和房子。邓颖超高兴极了。房子是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面养牲口。她支撑着疲惫到极点的身子，走进房子，一下子倒在满地牲口粪中，再没力气上楼了。她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慢慢起来。这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大姐来看她，见她那副模样，禁不住哭了，因为她只有三分像活人，以为她活不成了。
到达陕北后的朱德和康克清 资料照片
康克清大姐在长征前即吃过大苦。她家里太穷，她从小就被送人当童养媳。以后她参加革命，并和朱总司令结婚。长征时她23岁，身体强壮，是个优秀的射击手。她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肩背步枪，常常和朱老总在一起。她是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的政治委员，像多数女干部一样，她分到一匹马，但很少骑。
她的吃苦精神堪称“军中女杰”。红军一路上有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稞。收割时朱总司令总打头阵，而康大姐也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朱总司令逊色。长征结束后，她曾对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因为她总是顽强地战胜各种困难。蔡畅大姐也对我说过:长征也不算太艰苦。
参加过长征的30位女红军部分照片
长征结束后，一路上跟随蔡畅大姐的小马累死了。大姐伏在小马身上痛哭很久。蔡大姐告诉我，她当时哭得比她妈妈去世时还伤心，因为马儿和她同艰苦共长征，是长征的功臣。
蔡畅大姐书房的东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用镜框装起的她母亲的全身照片。大姐告诉我，她母亲50岁时，一次在湘乡县城看到一张小学堂招生的告示，她立即带领儿女到小学去读书。学校见她年纪大免她体育课，但她还是跟在大家后面跑。以后她自己建立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54岁时随同儿女到法国勤工俭学。蔡大姐每天都能看到这位可敬爱的母亲的身影，她和母亲心连心。
40年前，我坐在蔡畅大姐身边，听她讲述她在长征中的故事、她亲爱的母亲的故事。
供图/吕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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