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一位“国学大师”品行经历的争议和汶川地震中的“背妻男”争议，都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激烈地进行着。

　　“国学大师”多年来是媒体追捧的人物，现在媒体却几乎一致地以“倒掉”、“欺世盗名”等表述对他进行了尖刻的品评，不仅年龄品行受到质疑，学问水平更被说得相当低下，在互联网上的评论更是毫不留情；而“背妻男”一度被视为传统的、至情至性的代表，其再婚后却引发了诸多议论，更有人指其品行有诸多缺点，比如是个“不孝子”等。对这两个人物，媒体和公众“一边倒”的肯定和“一边倒”的否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

　　平实地说，这两个人物当然不会如媒体最初所称颂的那样完美，但也未必就如后来媒体所否定的那样一无是处。他们其实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有诸多人性弱点和道德瑕疵，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如果被当作普通人来看，其毛病可能无伤大雅，但一旦被描画得完美无瑕，当然也就容易被看出破绽。比如“国学大师”品行经历的一些传闻，在文化圈内其实一直是茶余饭后的话题；而“背妻男”的问题，在他的社区和人际网络之中肯定也不是什么难以知晓的秘密。作为常人，他们的毛病当然是缺点和问题，但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国学大师”的私生活问题，当然也属于个人的缺点，但毕竟其已在当时相当严苛的条件下付出了多年劳教的代价，自己加以回护虽然不妥，但也是人情之常，在外人看来也未必没有其可怜可悯之处。诸如“吹牛”、自我夸大这样的毛病，更是一般、普遍的人性弱点。批评当然需要，似乎也不必过度。“背妻男”的再婚在道德上似乎有失完美，但在法律上也难说有什么问题。其实，媒体在追捧他们的时候，只要稍加留意和多做了解，这些缺点和问题本该非常容易被呈现，那样的话，报道可能更加准确和理性，公众对于这些人物的理解，也就可能更加客观。但一些媒体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仅仅根据有限的了解就对这些人物加以无限的肯定，从而促成了几乎一致的公共舆论，变成了社会的定评。这些人物于是变成了“完人”，其长处被无限夸大，其短处却被视而不见。而且舆论常常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夸大，对于当事人自己未必完全切实的叙述，采取无保留的相信态度，其实也是在推波助澜。而当事人自己也难免顺水推舟，在水涨船高中失掉了自我约束的分寸。于是，许多夸大就更加漫无边际，许多溢美之辞就愈发脱离实际。最后，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嘲讽。

　　一旦这些“热点人物”的一些问题和毛病被揭露，公众和媒体又往往有一种“看笑话”心态，一哄而起，对于这些人物的“倒掉”充满快意。此时，这些人物的缺点和问题又难免被无限夸大，过去的疮疤被揭开，过去的不得体之处被随意嘲笑和挖苦。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特点和无限传播能力，网络舆论往往会更加严苛和随意。在一哄而起地肯定之后，再一哄而起地否定，这样的状况难免形成一个“怪圈”。媒体和公众往往按照自己的想像和需要塑造一个人物，把他捧起来的时候唯恐其不完美，充满道德崇拜。而一旦发现他的缺点和问题，又以揭秘的方式无情抨击，充满道德义愤。我们往往急躁地寻找“完人”，又往往急躁地全盘否定。鲁迅先生所说的“捧杀”和“棒杀”的一体两面在这里体现得相当充分。

　　当然，公众人物应当更加自律，更加实事求是。但同时，社会和媒体似乎也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公众人物。这里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分寸感，对一个人的长处、贡献和道德水准，都应当做实事求是的评估，肯定其可以肯定的方面的同时，对于其弱点和问题也应客观地看待、客观地报道。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当初媒体在肯定“国学大师”或“背妻男”的时候，能实事求是地点出其问题，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有所失望和焦虑。同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从容感，就是对于人性有更加客观的体察和了解。应该认识到，人性和社会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于完美的人性和道德的光辉，要抱有坚定的信心并不懈地追求，但对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生的不完美的客观体认，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我们在追求道德理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追求本身也是长期的；我们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也应该体认到不完美也是人生一种难以避免的常态。一个理性而非情绪化的社会、从容而非急躁的社会，其实会进步得更快，也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