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参考消息》稿源的另一方法，是刊登新华社驻外记者写的内参稿件。这是参编部主任陈理昂提出的建议。 这些内参稿件的内容，没有什么机密性，无需在密级较高的《内部参考》中刊登，但它是中国记者在国外第一线的观察所得或者是在当地亲自采访的报道，按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发稿标准，又不能发公开的国际新闻。陈理昂的建议，扩大了《参考消息》的稿源，增加了独家报道，又为驻外记者来稿寻找到出路，因此获得了社领导的支持和批准。 对于《参考消息》刊登驻外记者写的稿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参考消息》应该只刊登国外和台、港、澳媒体上面我们看不到的材料，不要刊登新华社记者写的材料；也有人认为，《参考消息》拥有广泛的读者，订户超过国内任何一家报刊，既然能在《参考消息》上刊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稿件，新华社的国际报道为何不公开发表？ 当然，说归说，《参考消息》还是执行了经社领导批准的意见，刊登了驻外记者采写的参考报道。后来，给《参考消息》写参考报道又发展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任务之一；《参考消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辟的“专刊”、“副刊”、“特刊”，也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和特邀的我国驻外人员发表所写的参考报道的园地。 《参考消息》第一次刊登的新华社驻外记者采写的参考报道，是驻摩洛哥记者陆成哲写的关于我国华侨在北非生活和投资经商的情况。稿件是参编部主任陈理昂亲自挑选并刊登在第三版上的。后来，我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看到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率团赴日本考察农业归来后写的长篇内部报道，觉得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文章也没有机密性，便和杜导正联系，建议他略作修改，在《参考消息》二版上半部连载刊出。 １９８３年，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李延宁奉调出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社长。行前，我找他商量给《参考消息》写稿的事。当时他正发愁自己写的稿件没有出路，便慨然应允了。他到美国后，经常写来对美国的观察，《参考消息》也在二版下方给他留下“地盘”，在他任职期间，那里几乎成了他的署名专栏。 刊登驻外记者写的参考报道，也促进了参编部编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没有经过动员布置，此后每个地区只要发生重大事件，就能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专门的或连载的编译材料，这些材料也没有先登在《参考资料》上。《参考消息》原来只刊登外电外报的纯粹翻译材料，这种编译材料主要是根据外电外报客观地提供事实、背景，报道外界对事物的反应、分析和展望，没有我们自己的评价。可以说，此举是在《参考消息》上开辟了一种新的报道形式，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就连社长穆青对一些报道也表示过赞许，参考报道也因此被列入全社好稿评选范围。 新的报道形式也为参编部干部展示自己的才华提供了新的平台。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在《参考消息》上编译介绍美国社会情况的北美组组长戴增义，就因此被公认为美国问题专家。在实行专业职称制度初期，新华社评定编辑系列高级职称时，戴增义被一致通过为高级编辑。经常编译连载参考报道的张国良、夏海涛、詹得雄等，先后到参编部领导岗位上担任职务。 一些精彩的、符合社会需要的连载，也被出版社看中，印成单行本发行，记忆中有《石油大鳄》、《美国五十州》等好几本。 为了美化版面，让读者更加注意参考编译人员写的连载，后来每篇连载上都增加了特制的美术题头。速写画家李燕生便是这时参加到《参考消息》的队伍中来的。 现在，《参考消息》报上还不时出现编译连载，大概可以算作改革开放初期开创的一个保留节目吧！ 让出“出口转内销”阵地 改革开放初期，《参考消息》在编辑工作方面，不是只有扩大稿源这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影响较大的，是把最受读者关注和欢迎的亮点阵地让出。这个亮点阵地，就是外国记者报道的对中国领导人的访谈记录，在参编部内被称为“出口转内销”。 “出口转内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做法。它产生的背景，是在被封锁包围的环境中，自己的对外宣传力量又极其薄弱的条件下，领导人想出的一个宣传自己的办法。最早的“出口转内销”，大概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对中共领导人的采访和他结束访问后写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最早的“内销”市场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人，其影响之大，及于几代人。以后又有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抗日战争早期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谈话；１９４６年８月毛泽东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及前途的谈话。这两篇著名的谈话记录，现在人们都可以在《毛泽东选集》中看到。 因为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效果好，建国以后便沿袭下来。不过据说又多了一个理由，就是让外国人替我们讲，我们可以对其内容不承担责任，而《参考消息》转“内销”后，中国人同样可以及时知道自己的领导人对外说了些什么。正因为如此，《参考消息》上的“出口转内销”报道，就成为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欢迎的栏目。 既然“出口转内销”有如此好处和受读者关心欢迎，《参考消息》又为何让出这个阵地呢？ １９８０年４月，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中国访问。她是一位著名的长于采访各国领导人的记者，善于当面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要求领导人回答，是有名的“辣椒”。这次来中国，她要求采访邓小平。邓小平接受了她的采访要求。在结束谈话后，邓小平还就回答是否“及格”询问了她的意见，法拉奇当场表示满意。法拉奇回国后，发表了她访问中国的报道和对邓小平的访谈录，引起了国际注意。参编部收到后，赶译出来，准备在《参考消息》上刊登。 我拿了译好的稿件到社机要室借阅我国接待单位关于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时的正式记录，以便核对法拉奇的报道有无出入。机要室人员找出了正式记录，我刚要办借阅手续，社总编室的一位值班副总编忽然走了过来加以制止。我向他说明了借阅的目的，告诉他《参考消息》准备刊登的是法拉奇写的报道，不是我方的正式记录，而这样做是新华社的传统做法。这位副总编仍然不同意，也不说明理由。我见无法沟通，只有要他一同去找社长曾涛。 我向曾涛重申了我的目的和理由后，曾涛考虑了一阵，最后作出裁决：法拉奇的报道，《参考消息》这次不登了，改由《半月谈》发表；以后外国记者对我国领导人的访谈记录，一律由新华社公开报道。我当然只能接受曾涛这个裁决。因为《半月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华社和中宣部合办的新刊物，其前身是“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时事手册》。《半月谈》的发行量虽不及《参考消息》，但能为新华社的这份新刊物增加点声望，没有什么不好。 隔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后，新华社曾经发过一个消息，不过只是程序性的，没有实质内容。这种做法当时就受到胡耀邦的批评，指示以后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记者，谈话涉及全国性政策和宣示了重大决定的，新华社都要立刻作公开报道。曾涛对如何处理法拉奇报道一稿作出的裁决，其根据即在此。这样，《参考消息》就让出了“出口转内销”的阵地。 让出“出口转内销”阵地，并不意味着《参考消息》不再作为中央领导人向公众传达特殊信息的特殊渠道了。在《参考消息》刊头下仍然印有“内部刊物”的年代里，我亲历过并且印象清晰的报道就有好几次。 １９８２年春季有一个时期，国际上对邓小平的健康状况以及政治地位猜测纷纷，甚至影响到国内也有人跟着谣传。一天，参编部忽然收到一封从“汪锋办公室”送来的信。汪锋是谁？我只知道“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是一位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而当时任什么职务，就不清楚了。拆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的是意大利《时代报》一位驻北京记者所写稿件的中文译文，稿纸上端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送《参考消息》发表。”文章内容前一部分就是在北京外国记者圈内当时关于邓小平的种种传言和猜测，后一部分是记者根据自己采访观察的结果，列举事实说明邓小平安然无恙。根据邓小平对文章的批示，《参考消息》当年３月的某天在第一版下部用较大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目的当然是为了澄清国内外关于邓小平的谣言。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便公开做的事，而只能由《参考消息》发挥其特殊作用。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社会思潮顿时活跃起来。社会上对民主、自由有一种看法，误以为今后可以效仿西方国家随意上街游行示威了。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弄清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胡耀邦指示《参考消息》刊登一些介绍西方国家关于群众示威游行的管理条例。因为这种材料不是日常时事新闻中就有的，《参考消息》派专人查阅了资料，组织了报道，刊登在三版显著位置，而且不止一篇。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法律几年前的事。 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现在人人皆知是世界级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的决策定案，也经历了近４０年的过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关于兴建这项工程的争论又重新泛起。这时，胡耀邦给新华社参编部送来了一份水电部的一个代表团对埃及阿斯旺大坝的考察报告，批示在《参考消息》上刊登。很明显，这是用一种特殊方式告诉关心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要很快兴建的人们，对这么巨大的工程决策，必须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论证，而且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中。当时，参编部内有的同志认为，《参考消息》上刊登这种官式总结让人“倒胃口”，但我们还是执行了总书记的指示，在１９８５年５月６日《参考消息》第二版上半部刊登了它，让读者自己去理解。 以上几个事例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人仍然将《参考消息》作为传达某些不便用或难于用其他媒体传达的信息的特殊渠道。按照现在的观点，大概就是一种“导向”吧。只不过它是在一种特定问题上的导向，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导向。故事还有，只是这几个在我记忆中特别深刻。 中央领导人不只把《参考消息》当作传达特殊信息的工具，还经常对《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情况时的批评、建议作出内部批示，督促地方和有关部门注意这些批评、建议，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这种互动来看，《参考消息》也成为一个舆论监督的工具。 “周末版”和《参考消息专辑》的出现 与《参考消息》版面调整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出版“周末版”，这是发生在１９８４年的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国各报都在力求活泼版面，而《参考消息》发行量的下滑趋势还未停止，这迫使我们不得不为它继续开动脑筋。有的报纸出版了“周末版”，我想这也是一个路子。 １９８４年初在社里的一次聚会上，正好我的座次和副社长冯健相邻。我试探着向他提出：《参考消息》能不能办“周末版”？他反向我问道：“你是不是想让报纸‘软’一点？” “软”是１９５７年鸣放、反右时期中国新闻界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我当时设想的《参考消息》“周末版”，只是想让版面活泼一点，内容多样化一些，能够吸引读者，还没有把它概括成“软”。冯健这么一问，我便顺口回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没想到，他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吧！” 我回到报社心里挺高兴，心想冯健办事痛快，也没有写正式报告要求批准，就直接在参编部中布置下去，调了新华社进城以来就从事参考报道工作的老编辑李抹陈专门负责“周末版”。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日，《参考消息》第一个“周末版”就同读者见面了。 然而，第一个“周末版”没有在读者中获得特别反响，原因就是动手太仓促，酝酿不充分，策划不周全，没有做好事前宣传工作。但是，“周末版”还是办了下来，而且越办越好，读者反应也越来越热烈，甚至有读者来信希望整个《参考消息》都办成“周末版”。这就为以后办好和再往后开设“专刊”、“副刊”、“特刊”打开了一个思路。 还有一件事虽然和《参考消息》本身改进编辑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因挂上了《参考消息》的招牌，在此还应该提一下，这就是出版《参考消息专辑》。 出版专辑，原是参考报道工作中的一项传统，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参编部成立时就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只是专辑有的挂在《参考资料》名下，称为《参考资料专辑》；有的什么刊物名称都没有，在参编部内被称为“白皮书”。专辑的出版时间也不固定，视工作需要和编译力量而定，有的是上边出的题目，参编部组织力量完成的。这些专辑，发送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内部的，免费随有关刊物发到订户手中，就是没有《参考消息》订户的份。 改革开放初期，专辑工作的改革是：换了招牌，从《参考资料专辑》改成《参考消息专辑》；发行对象也从随其他内部刊物订户免费发送改为面向社会，出版前先在《参考消息》上广告公示，需要的订户先缴费预订，订户没有条件限制，尽量满足需要，同时避免造成浪费。简言之，就是扩大这一部分信息的开放程度，取消读者的限制条件，变免费提供为有偿服务。 《参考消息专辑》的内容仍是围绕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务选材：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统一祖国；再就是增加一个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反应，这是《参考消息》读者关心的热点课题。它没有具体的编辑出版计划，而是视信息开发情况和编译力量而定，可以说是“短、平、快”或“现炒现卖”的办法。 我约略查了一下，从１９８３年下半年到１９８６年底，也就是从《参考消息专辑》出版第１期《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海外人士评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到我离休，不到４年的时间里，共计出版了２８期。其中的《日美欧苏是怎样发展科技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试验――外国报刊谈中国改革》、《现代世界的政治体制》、《２１世纪新领域》等，都是其他媒体没有发表过的，都是第一次和中国读者见面。 出版专辑，中国读者可以用最省钱的、最便捷的方法读到丰富的信息，对于人们了解世界大有好处。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陈云等，就曾派人来订购他们感兴趣的《参考消息专辑》。 中缝刊登广告与“内部刊物”４个字的悄然消失 《参考消息》中缝刊登广告，与《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是改革开放初期《参考消息》的一项创新工作，给新华社的广告事业也带了头。 我分管《参考消息》后，建议版面进行调整，但总感觉一、四版和二、三版之间的两个中缝长期空置而没有利用起来太可惜。当时参编部正在恢复和建立内部各项管理制度，要巩固这些制度需要激励机制，需要一定的经济力量支持，我想可以利用《参考消息》两个中缝刊登广告，搞一些收入。恰好部办公室主任李鸿林也建议《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俩联合向参编部领导班子提出这个建议，获得一致支持，并决定让李鸿林到社办公会议上去备案。不想在社办公会议上，一位社副秘书长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你们要搞资本主义啊？！”虽有这样的看法，但社办公会议没有作出明确不准刊登广告的意见。李鸿林回来一说，参编部副主任杨效农听后发火道：“什么搞资本主义？批评由我承担。”这样，参编部领导班子再一次下了决心，开辟《参考消息》的广告事业。这是１９８０年春天的事。 建国后，报纸很少有刊登广告的。《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不知能排上第几名，在新华社中这确实是一件带头的事。从此，新华社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有形媒体阵地开始了广告事业。发展到现在，全国没有一家媒体不刊登广告的。 １０年以后，随着《参考消息》的篇幅增加，给广告提供的空间也愈来愈大，广告的年收入很快就超过亿元大关，成为新华社财务收入的主要支柱之一，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期。 《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一直是通过邮局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编辑部从来没有同邮局系统打过交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考消息》编辑部收到有关订阅方面的来信突然增加，被迫和邮局打起交道。发行量下滑后，编辑部派出一些人到各地了解情况，不可避免地也向地方邮局作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各地大专院校还存在很大空间，而这里本是开放阅读《参考消息》的。为加强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１９８４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先后作出批示，国家教委在１９８５年１月还发出文件，要求全国高等院校校方给所有学生每间宿舍订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参考消息》。１９８６年８月，《参考消息》专门开了发行会议，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国家教委和邮政总局都派人参加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行政力量支持《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就在此次会议前的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参考消息》报头下的“内部刊物”４个字已经中宣部同意变成了“限国内发行”。这时，《参考消息》报的发行已不完全依靠邮局订阅，开始允许上报摊零售而成为完全公开发行的报纸了。隔了不久，连这几个小字也没有了，只是在主管机关内部登记时，作为“国内发行”报纸。 从“内部刊物”到摆上报摊公开叫卖，《参考消息》在改革开放初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顺其自然的。尽管这期间的各种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报纸发行量的下滑，但是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领导人把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报纸作为预定的、有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早在《参考消息》报出版的第二天，１９５７年３月２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出版《参考消息》报时，指着报头下的几个小字（当时是“内部刊物，不得遗失”８个字）说：“什么‘不得遗失’？人家遗失了，有什么要紧！不要那么多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时至今日，经过２０多年的拼搏，《参考消息》报虽然主要仍是通过邮局订阅，但其发行量完全依靠市场，行政力量对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在多年的市场调查中，全中国日报的发行量记录表明，《参考消息》报仍然连年拔得头筹。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这是一件多么可贺和不容易的事！这个事实也表明，中国社会对《参考消息》报是肯定的，是需要的。 07-12-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