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政府部门不是办公司．管理要收费、审批要收费……各种收费乱相，理应尽快成为历史，政府行政和执法的零收费，是建设人民信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关键。
“愈演愈烈的收费问题虽经多次清理，但成效甚微。”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朱明煦说，“由此可见，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政府改革。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利益关系阻力很大。”目前行政部门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和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
收费过多、过乱，加重了群众和企业的经济负担，抑制了社会创业，可谓“收费猛于虎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甚至认为．目前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和卫生防疫等行政部门的绝大多数收费都不合理，把个体户、私营企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都“收垮了”。
因此，当人们得知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5月初向其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通知，要求对现有行政审批项目进行集中清理，并于7月15日前完成的消息，不禁对中国能否尽快告别“收费政府”的形象再次给予充分的关注。
收费规模到底多大?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字，2005年中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再加上各种基金征收总额2000多亿元，全社会需要付出6000亿元以上。但事实上收费总额远不止这个数目，朱明煦认为应该在1万亿元以上，“而且更为可怜的是目前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多少”．
周天勇举例说，“从法理上讲，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让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一类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来收费，但是中国很例外”。2004年，中国的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等政府部门年收费达9367．67亿元，加上检察院和法院所收的356亿元，共计高达9723．67亿元，严重的是，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财政预算，50％左右没有进入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朱明煦说：“无论合法或不合法，这些钱绝大部分变成了收费部门的‘小金库’任意发放和挥霍。”
“谁收费，谁受益”的制度设置已经成为行政部门收费胃口越来越大的动力源。云南省财政厅的一名研究人士形象地称“有条件收费肯定收，没有条件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收，没有哪个部门愿意落后”。，
尽管从20世纪末起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要清理、整顿各种乱收费和不规范收费，但是情况总是此消彼长，老项目消失了，新的项目又出现了。周天勇说：“被取消的一般都是很难再收到钱的项目，能收到的肯定不会取消。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可以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巧立名目、疯狂收费来形容。”
乱收费的由来
一般来说，行政收费是政府在征税之外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其意思是“国家机关为了保护居民、法人和组织的利益，为其提供某种特定劳务或履行专政职能而收取的工本费和手续费”。
朱明煦说：“这是一项经常性收入，但收费数额不多，因为它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不允许超过成本，因为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说法超过就是税收了。”
“情况发生改变是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朱明煦说，“这个时期财政收入占全国GDP的比例从l978年的31．2％下降为l995年的l0．7％．由于政府担负的职责较多，但钱又不够用，于是考虑让各部门收费创收．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各部门‘乱收费’的潘多拉盒子由此被打开了。”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政府部门还创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数字：之前行政经费仅占财政总收入的4．7％，之后已经占20％。地县一级。收费和罚款已经占财政的50％一60％了，个别县，收费和罚款额已经占财政收入的70％。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地前行着．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高潮。后来时任总理朱镕基都坐不住了，群众在生气，他也发怒了，这才引起了全社会对收费造成的恶果进行关注和思考，但是已经有了“覆水难收”的架势，成为目前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久治不愈的一个毒瘤。一个教育乱收费问题，从1995年开始年年清理，l2年了，还没有见分晓。
“政府收费中心”
现实情况是，“下达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已成潜规则。周天勇表示，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许多行政部门在设立之初，就没有获得国家财政拨款预算，而是由国家下发相关文件设立该部门的收费、罚款项目，以此养活机构内的公务员。
2007年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向其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通知，再次要求对现有行政审批项目进行集中清理。但是周天勇对这些工作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说：“如果行政部门的审批权、监管权和处罚权仍然合一，相互之间没有制约，清理就难免流于形式。”
朱明煦也表示，许多行政部门不仅仅考虑着“生存”，还考虑着“发展”，更考虑着“致富”，所以收费是他们不可能主动放弃的行为。
国务院历年来针对收费问题发出数不胜数的清理文件和通知，基本上很难实现预期效果，因为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下级政府和官员们总能想出对策。令人深思的是，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为了方便群众办事，纷纷集中成立了“政府便民服务中心”，让所有的行政、事业部门都来设个办事的窗口，而由于收费行为的广泛存在，这些中心往往被群众称为“政府收费中心”。另外，一些地方公路收费站点过多过密。收费标准过高，运输企业负担重，群众反映尤为强烈；同时公路养路费年年收，可每年应征多少，实征多少．征收的养路费都用哪里去了，交通部门一直“含糊其词”。
周天勇表示，西方发达国家也有非税收入，但其占财政的比例很低，“通过公共服务来牟取暴利，发家致富，在发达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说：“原因就是在于财政承担了行政部门的全部经费，另外这些部门随时受到法律、议会和新闻媒体的层层监督。”
收费乱相应尽快成为历史
2007年4月27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表示，中国的税收收入已占财政收入的95％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这标志着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的基本完成。但庞大的政府收费规模使这一转变打了折扣。周天勇说，2006年中国政府财政收人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7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国有企业上交利润2000亿元以上．中国GDP的实际税负已经在33％左右，这种程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
朱明煦也认为：“事实上中国没有进入国家财政的行政、事业收费更是天文数字。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的预算之外的‘苛捐杂税’(费)，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各种收费曾经超过正税，引起农民强烈的不满，甚至出现社会矛盾激化。”
“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拖延了，无论社会和国家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各种收费乱相，应该尽快成为历史。”周天勇说，“中国要建成人民信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关键是要实现政府行政和执法的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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