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时代广场的蓝山咖啡馆，经常有一些西装革履的商界名流开车过来，他们三五成群结伴相约在包厢里，喝一杯咖啡，或品一壶茶，听着音乐，谈笑间商务往来频繁。
“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很有钱。”咖啡馆的丁小姐说。他们都是一些青年企业家，是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当地有名的“富二代”，他们父辈的名字都响当当。
2004年底，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组建了萧山青年商会，这是浙江省首个青年商会。他们中间有万向集团老板鲁冠球之子鲁伟鼎，开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兴良，传化集团总经理姚文通等知名公司的少壮派掌门人。
商会新任常务副秘书长赵静说：“这个商会是一个学习型组织，邀请高层次的经济学专家、教授来为他们做针对性讲座，为每个会员量身定制学习方案。”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东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巴曙松、中国改革基金会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中国改革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钟伟都是该商会的智囊团成员。
以往，他们的父辈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时，多会独自承受，少与外界交流。而现在，这些青年企业家们积极参加每月一次的聚会和联谊活动，蓝山咖啡馆成了他们的俱乐部。
创富者用心良苦培养后人
“富二代”与他们父辈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伺。创富者往往给予子女优越的生活条件，寄予了更多的期望，把对子女的教育列为头等大事。
与创富者接触的一些学者介绍，创富者多在忙三件事，一是发展企业；二是与政府打交道；三是教育孩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许多人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上最好的大学，比如剑桥、哈佛、耶鲁。
为企业延续，创富者多用心良苦。
浙江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手把手帮带”接班人。现为不少企业家效仿。业界人士称，其子鲁伟鼎接受中学教育后，鲁把他送到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回来后就开始每天带着他一起上下班，手把手教他处理企业的各种事务。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将女儿刘畅扶上台前，早已经规划了她的人生。1996年，l6岁的刘畅赴美求学，2002年获得MBA学位后归国。
不过，民企完全“子承父业”的并不多见。浙江大部分“富二代”不是一味继承家业。不愿意和父母从事同样的事业，而是选择更适合自己、更有前景的新行业进人。
浙江大学“少帅班”曾被冀望“带领家族企业走向新繁荣”，但学生毕业至今却无一人回家协助父辈二次创业。班主任邬家英介绍。首批29名“少帅班”毕业生只有1人选择自己创业，在杭州筹资创办了推理游戏有限公司，其余都在房地产、汽车、网络等行业自行谋职。
“我不是拿来主义．直接接受父亲的事业，那会让我没有成就感。”一学生表示，家族企业压抑太大．父子双方往往因理念上的差异产生矛盾，无法施展拳脚。这样一来，“老子不放心，儿子不舒心，父子离心。”
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们大可不必过多担忧，‘富二代’能否当掌门延续财富，如果真有心关注他们，应期待他们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
卓称，“富二代”继承的财产虽然名义属个人，但实际是社会的财产。财产所有权当然属于他们富人家族，但产权只有社会化，充分发挥其功能才有意义。“富二代”把财产经营好，那么，这是一种社会的希望与嘱托。
当前，“富二代”动摇了计划体制形成的中国人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它意味着，不通过自我奋斗就成为有产者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财富的合法继承也将受到法律保护。由于致富一代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民意承认吸收，“富二代”的合法性也就多少有些疑问。
一些学者担心，中国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里出现严重贫富分化，“富二代”无疑使这一状况具有贬义色彩，激化仇富心理。
中国社科院原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认为，“富二代”目前尚不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相关法律还没有出台以前，可以从舆论、观念、意识上引导，将富人的部分财富通过捐献等方式回馈社会，达到财富调节目的。
《凤凰周刊》2007年第16期 谌彦辉/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