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过后，大选重新回归美国焦点议题。再有一周将产生新一届美国总统，谁的胜算更大，选民、媒体乃至总统候选人，都必须靠民意调查进行判断和调整。民意调查来自民意，又影响民意；民意调查独立于选情，又左右选情，成为选举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拐杖”。

　　民意调查的发源地就是美国。182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当地的《哈里斯堡宾夕法人报》为了预测选民对当时四位总统竞选者亚当斯、杰克逊、克劳福德和克莱的立场和态度，对选民进行了调查并于同年7月24日发布了调查结果。然而最终选举结果却证明，这次调查的结果错了。尽管如此，那仍被看作最早的民意调查活动。

　　到1935年，美国社会学家和记者乔治·盖洛普成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民意调查机构。翌年，盖洛普调查机构的民意测验准确预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民意调查之父”盖洛普也因此不断扩大其调查机构的规模，及至今天，盖洛普依然是美国最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

　　民意调查作为了解民众对国家各类事务取态的调查，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议程的重要环节。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其手段不断完善，内容逐渐扩展，从起初侧重于国内事务发展为涉及内外事务政经社会的各类事项。不过大选年的选情民意调查依然是最显重要的。

 

　　民意调查说到底只是预测，偏差无可避免。在大选中闹乌龙的民意调查不乏“经典案例”。1948年总统大选中，盖洛普民调预测与最后的结果大相径庭。根据民调结果，盖洛普最后一次的预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将赢得49%的普选票，民主党候选人杜鲁门只能赢得44%。但最后统计结果却是杜鲁门获得49.5%的普选票；杜威获得45.1%的普选票，杜鲁门最终连任总统。如此巨大的偏差，让素有盛名的盖洛普倍感蒙羞。

　　事后分析，这次民意调查出现失误，居然是因为调查手段的“科技进步”。到上世纪40年代，美国家庭使用电话的越来越多，为了提高调查的效率，盖洛普采用了电话调查方式，却疏忽了一个重要事实：电话当时还未完全普及，这样调查结果就更倾向于富裕家庭，忽略了普通选民。另外，按照其规则，盖洛普在大选前两星期停止民意调查，但当时有近14%的摇摆选民还没有确定立场。

　　经过长期的发展，民意调查的程序愈发复杂，基本而言要经过设计调查问题/确定调查对象的数量和分布/将民调问题发给问卷设计者/进行调查/专家统计分析/数据进一步分析/发布调查结果这样的过程，尽管通过重重方式力求调查的客观、充分、均衡、科学，但种种因素都会妨碍调查结果同选举结果的“匹配”，甚至宗教的、社会的、性别的因素，也会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对民意调查产生无法预估的影响。

　　比如“布拉德利效应”，这是由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前市长、非洲裔美国人汤姆·布拉德利得名。布拉德利1982年竞选加州州长时，民调结果同样显示他大幅领先对手。 而投票结果公布后，民调结果被证明错误。他的共和党对手最终赢得选举。

　　到了2008年大选，民主党推选奥巴马参选，舆论和选举专家时常提及“布拉德利效应”，认为奥巴马具有黑人血统，基于社会理念和种族舆论，一般会出现中立选民或者白人选民在民意调查不说不选奥巴马，但正式投票时不投奥巴马的情况。这一年的选举结果无需多言，人们也因为奥巴马的获胜，不再多提“布拉德利效应”，时过四年也很少提及。然而，谁又能说“布拉德利效应”就失效了呢？

　　特别在民意支持率不差上下的情况下，一周之后，来自草根的黑皮肤奥马巴和家财万贯的白人罗姆尼，最终谁会举起胜利的手势？——民调不算，选票定。
 

       作者夏文辉系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