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商学院教授阿尔文·罗思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劳埃德·沙普利。原因是两位教授多年来对“稳定分配理论及市场设计”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实践经验。

　　罗思与沙普利的稳定分配理论，较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性质的获奖成就要难以理解得多。总的来说，他们创造了一套用于分析资源配置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早在1962年就由沙普利协同他人一起搭建，并最终由罗思完成实证。该理论框架使用了非合作博弈理论与合作博弈理论的工具。非合作博弈理论以约翰·纳什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重点是团体里没有个体成员可以单独背离并让自身的境况更好，只有每个成员个人发挥最大能量时才能实现纳什均衡；而沙普利本人则是合作博弈理论的主要研究者，重点研究个体形成联盟的激励因素到底有哪些。最终，罗思与沙普利通过研究，提出了一套“延迟接受算法”，这套算法说明市场一方中的对象（如雇佣者）如何向另一方中的对象提出要约，而后者如何根据一定的规则接受或拒绝要约。最终证明，雇主和雇员在理论上有可能实现“稳定匹配”和“激励相容”。

　　相较于其他可以应世的经济学而言，罗思与沙普利的研究成果更像是实验室内部的成就。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实现稳定匹配非常困难，因为控制匹配过程的规则和参与者出于自利而采取的种种策略性行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罗思与沙普利期冀通过方程式揭示各种人性表现下，团体和个人如何达到最好，但人性不是常数，而有太多变量。比如，在有的环境下，人人会选择说实话，并且可以因为采取了说实话为最优策略，而实现了需要匹配。但更多时候人们会选择挑选些假话以达到目的。参与者包括程序本身，无法提前知晓哪种策略最优——真实世界里的情况，限制了罗思与沙普利的“稳定分配理论”的应用性。

　　尽管难懂，尽管不好应用，但罗思与沙普利的成果也不是不值得重视的。原因是，他们以自己的研究证明了以下事实：其一，价格体系并非永远有效。价格体系在许多时候可以调节人们的行为，比如，高油价迫使人们少开车，高工资创造人才流动的机会等等，但是，在公共或慈善领域，迷信价格体系是可疑的，按罗思的话说，是“令人反感的”。对于处于公共事业发展高峰期的中国来说，他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不少迷思——将价格工具作为所有公共事业的主要工具，不能达到最优，相反是危险的。

　　其二，我们许多企业组织的内部管理，往往容易陷入倾轧并充满“东方式的阴谋”，总的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无谓的、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很多时候甚至无法以金钱衡量，其代价涉及到团体的风气、精神面貌等等，并影响到整个社会。如果能够采取开放态度，将罗思与沙普利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接上地气，并尝试植入到团体建设的努力当中，对于中国企业的自强不无益处。

　　其三，更宏观的角度看，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今后中国经济的重要挑战。对于这一点迄今缺乏足够重视。我们忧虑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在今后带来的麻烦，却很少去想，现有的劳动力是否已经真正发挥了能量，实现了合理的匹配。事实上，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大差距。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力资源配置更合理，不仅人口红利可以延续，而且对于今后势必推动的产业升级也能做好人力和资质上的储备。

　　对于罗思与沙普利的“稳定分配理论”，笔者并不了解。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关于个人与团体的博弈与匹配，即人力资源组合的问题，被西方经济学认为是显学——从纳什到罗思与沙普利，相关成果一直站在学术的中央舞台。作为人力资源头号大国，中国不能对此麻木。无论是借鉴还是创新，或至少是学术跟踪，都应该跟上步伐。这是必须补上的空白。

      作者徐立凡系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