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说啊，这所学校最应该像延安抗大那样。以培养中国广大农村明天的主人为目标。”黄念生如是说。

    “这个提法不妥。知识青年只是农村牧区建设的生力军，可不是主力军啊。知青要是都成了主人，把广大贫下中农往哪儿放？”毛兵慢条斯理地顶了小黄一句。

    “我不是那个意思。学抗大总比学朝农来得带劲吧。”

    “那倒是。那个朝农也就是那么回事。不过，你可得记住：这个话现在可不适宜讲出去，但是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有意识地淡化它。”

    “唉，你对江西共大怎么看？”小黄的思路又跳了一下。

    “那可是老一茬青年团员们艰苦奋斗的成果。虽然现在有人说它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可我却一直是把这所学校和延安抗大同等看待的。不瞒你说，当初提出要建立咱们知青自己的大学时，首先反映在我头脑中的就是这两所学校了。抗大是培养政治性接班人的，江西共大现在主要是培养农业生产技术人才的。我想啊，这两者的结合，正好是咱们应该考虑的办校宗旨吧。”

    “嗯。你这个意见还是比较全面的。我的大致想法也是这样。对了，卫东的信里不是也有这份意思吗。”小黄的思路又开始跳动了。

    “噢，说到卫东，我可是真的担心他的身体呢。这小子下乡头一年就瘫过一回了，据他说他的医生告诉他可能活不过三十几岁。再不帮他快点上来，我还真怕他会小命难保呢。至于说观点嘛，我看他应该属于浪漫派一类，天真和幻想的成份居多些，算不得是一个成熟的理论研究者。不过，他倒是肯定相当符合你小黄的胃口呢，因为在你的博大理论中，也是充满着激情和豪气的嘛。”毛兵相当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个人意见。

    “看来，你还是要坚持不来这个学校，过几天仍然回队放牧去了？”黄念生充满深情地望定对面这位并肩工作了几个月的挚友。

    “看你，也真是的。不是说好了不再提这件事的嘛。我的主意从来就没有变过。这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凭现有条件在队里靠自学也还够对付一阵子的。等到将来需要深造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上咱们这所大学的。”

    两个人就这么会心地交谈着。甚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书记大人没在，据说是外出参加一项什么活动去了。刘万昌并没有放弃努力，紧紧拉住接待自己的老相识——景平书记的秘书，把自己的来意实实在在地全倒给了这位老兄，并以“全区知青”的名义“强烈请求”这位兄长给予全力支持帮助。

    刘景平书记的秘书是一名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后来被人称为“末班车大学生”的年轻人，对于如同自己弟弟一样的知识青年还真是很有感情；加上刘万昌在景平书记面前相当“得宠”，他所求教于景平书记的大事小情还真没有一件被拒绝过。当下，他胸有成竹地答应万昌“一定帮你把此事圆满办妥”。

    当天中午，景平书记的这位秘书又应邀赴了老耿和老王在机关食堂里“招待”的一顿便宴。三个人又叽叽咕咕了将近一个钟头。

    仅仅三天功夫，刘书记果真重新批示：“请财政厅先拨50万元，用于筹办学校。”仔细分析下来，这位景平书记的批示内容，实在也是煞费了他一番心血了。这次的文件由秘书递上来的时候，他记得自己似乎已经批示过了；但秘书一口咬定没有那回事，并反复向书记强调了这份文件是知青办的许主任和知青标兵小刘一同“亲自”“专程”送过来的。看来，只简单地批成不让办校是不可能了。思前想后，他在批示拨款的同时，还是用了“筹办学校”的字样，以防未来有一天出了什么事，自己还可以有个说词。其实，你批给了人家钱，不就是在让人家把学校办起来嘛。他景平书记当然也十分清楚这个结果的。

    因此，当这份犹如尚方宝剑般的批示文件从刘万昌手中递到许主任手上的时候，在场的人全都由衷地欢呼起来。连那些反对者都没有看出刘书记批示中的另一层意思，一致认为“这事成了”。

    校址的选定又很费了一番周折。毕竟是要办一所学校，而且需要考虑到生产基地的建设和交通方面的相对便利，更重要的，还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几番选择后，初步考虑把地点定在了离呼和浩特市较近的乌兰察布盟。又经过几番筛选，终于选择了自治区知青工作先进县凉城县所属的岱海知青农场。该农场由凉城县委、县革委兴建，已经开办了两年，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农场地处拥有三十万亩水面的岱海岸旁，背依有着优秀历史记录的老抗日根据地——被人称为“蛮汉山”的青翠山峦，距离凉城县数里之遥，更由于拥有大片待开发的土地而十分有利于新学校的建设。

    为了给学校建设储备人才，自治区知青办宣教处受命，在这里又连续开办了自治区知识青年第三、第四两期批林批孔学习班。从学习班上选留了一批办学骨干，开始了这所学校的初期筹建工作。

    学校定名为“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其中，“共产主义”当然是鲜明地表明了这所学校的宗旨与性质写照；这既是明确显示了我们向江西共大看齐的初衷，又专门不像江西校那样冠以“劳动”二字，据副书记兼副校长宋石如同志特别解释：“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已经成为人类乐生的第一需要，因此没有必要再多余地加上这两个字了。”最前面特别冠以知青二字，更是专门向世人正式公告我们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殊性质和其学员的特殊身份了。

    黄念生是一名革命烈士子弟。他的爷爷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便已经任了中共某区委宣传部长，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并肩战斗了。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在工作岗位上。父亲遂被党组织抚养起来，后来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一名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其对党的感情之深厚自是不容多说。黄念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自小，他的心目中就只有革命事业是最神圣、最伟大的。因此很小的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要一生一世做一名像长辈们那样的职业革命者的理想。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为了中国革命而生的，也一直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实际的具体革命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他的理想看到了实现的条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让他觉得是真的找到了这条具体道路。因此，他是带着极大的狂热和最大的决心来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

    他在下乡实践中坚定不移地信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孟老夫子的名言。把每天的艰辛劳作看成是磨炼自己意志的考验，也看作是积累自己革命实践经验和知识的课堂。从下乡的第二年起，他就在生产队里担当起了政治队长的职务，开始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对第二故乡的改天换地实践了。

    靠了自己特别擅长的宣传与鼓动，全生产队的社员们还真被他调动了起来，打着“学大寨”的旗帜，喊着“战天斗地”的口号，大家对家乡的穷山恶水还真是作了一番不小的整治。可惜的是，近乎原始的操作并不能明显改变这块土地的贫瘠。第二故乡的变化并没有达到黄念生理想的水平。

    他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寻找新的出路。

    这时，“林彪事件”发生了。黄念生被父亲悄悄地叫回了北京。父亲给他介绍了许多“内幕消息”，也告诉他中央对于知青下乡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城市多余劳动力的新型安置方法看待的发动初衷，劝告他考虑一下是否回城。而当时的黄念生并没有同意父亲的建议，他认定了自己现在走的这条上山下乡之路是最符合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这条独创性的革命道路的。但是，他听从了父亲的另一项建议，开始更加注重理论上的学习和思考了。

    在黄念生的思维里，上山下乡既然是自己认定的一条当时代最革命的实践道路，那么，从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方向上，自己就一定能够找出一条通向最后胜利的基本方向。

    他开始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了。知青上山下乡既然是以彻底改变农村牧区的落后面貌为自己的根本任务。那其实质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中国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大业，恐怕首先就要想方设法地解决好中国农民的彻底解放问题。而知识青年就应该是完成这项伟大战略历史任务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

    他感到自己的思想真正地升华了。也认为自己是真正抓住了知青运动理论的根本。于是，他开始从这个认识出发，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理论说教体系。也就是凭着这套理论，他逐渐地在各种知青会议上崭露头角，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名自治区数万知青中一名最出色的理论家了。

    现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又明显地发展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崭新里程碑处。一所至少他个人认为是以自己已经认识清楚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指导的全新的知青大学就要通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双手从无到有地在人间创建出来了。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就这样，黄念生在与毛兵共同进行了一系列建校最初的筹备工作并将毛兵送回他下乡的锡盟牧区后，又匆匆投入到主要由自己提出的到全自治区各处进行深入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实践里。在几名自治区知青办干部的共同参与下，他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跑遍了当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四盟（分别是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和锡林郭勒盟）三市（分别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乌海市）大多数旗县的许多公社。在一个个由不同地方下乡的知青们组成的形式上总是有某些相似的知青点上，黄念生又结识了许多新战友，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相关理论认识的结论。

    其实，在他这次调研的过程中，相当一批知青是仅仅出于对知青战友的亲情、或者是仅仅认为这是一个使自己最终能改变现状且自此干脆跳出农门的新途径才对办这所大学感兴趣的。因为一方面到这种大学里去上学，至少可以混个“吃住无忧”，另一方面“这毕竟是只收知青的学校嘛”，那样岂非少了许多与村里势力人物的竞争；即使是那些已经和正在准备想方设法回城的知青，也认为此事并不会实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设计、而且闹好了还可能给自己的回城增加一个有份量的法码，因而也对小黄的鼓吹表示了相当的赞同。而这些认识对于黄念生而言，都不过是自己所认识的深刻理论之最为表象的反映，是从另一个侧面反证出了自己所认识理论的绝对正确性。因此，当同行的某位知青办干部以此为由提出对于建校的疑义、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值不值得费心血为知青们办这样一所大学？”时，黄念生总是立刻提出激烈的反驳，以他的雄辩很快把舆论导向了有利于建校的方面。

    当然，黄念生也还是在此行中找到了自己志同道合的真正战友。

    在他们到达俗称“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巴盟河套平原一个生产大队时，担任大队长的干练天津女知青郑仙巧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知青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的公社。公社党委和革委会里就有着五名知青在任。像郑仙巧这样的大队干部，在那里已经是相当普遍了。不仅如此，这个公社里还有数十名知青在从事着以科学育种为中心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自治区知青标兵之一的邱家恒就是在这里培育出了被命名为“同杂二号”的高产高粱品种，而这项发明使得这里的大片土地收益得到了成数倍的明显增长。

    郑仙巧没有能去参加自治区知青先代会。而当她听到黄念生等人关于筹办知青大学的设想后，则是从心底里对这项事业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她与黄念生接连挑灯夜谈（白天劳动任务太重，根本没有谈话的时间）了三个通宵，终于决定申请首批到这所学校学习提高。

    郑仙巧是从天津一所重点中学来到这里插队落户的。她幼年丧父，是由寡居的慈母含辛茹苦地把她拉扯大的。自小，小郑就养成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毅力，凡事都要干出个名堂来。文革前，她的理想是考上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她的这个梦想，上山下乡又为她提供了能够一展身手的大好机会。在乡下，她与当地年青的男社员比拼着干，硬是很快拿下了各种连许多当地社员都学不全的复杂农活。加上自己相当深厚的文化知识底蕴和灵活而善思考的头脑，她很快被社员们心悦诚服地选举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归宿来。到了七五年这一年，她的男友已经被安排到公社当了干部，自己的未来大概也早晚得走这一条路。不过，就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一点似乎还不是一两年内能解决得了的。从大队里社员们对自己的信任看，自己这个大队长至少还有几年可干呢。在这时期，能够有一个系统学习提高的机会，真还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

    公社里的其他知青战友，特别是那些已经提到公社当干部的知青们，也都认为这对小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在大家的一致热情推荐下，再加上小黄的一力保举，自治区知青办带队的许主任当场拍了板，决定吸收郑仙巧为这所尚未见到眉目的知青大学第一批学员的领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