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知青摄影家、专栏作家、资深图书策划人周志淳
"尿浇飞轮"
可以说，从1964年高考的“不宜录取”、1965年的上山下乡,使他被拔光了全身的羽毛，变成了一支“丑小鸭”；经过宁夏12年的卧薪尝胆、山西15年的休养生息，逐渐羽翼丰满——上了大学、转了干、入了党、评上了中级职称，就差一个“北京户口”， 跃跃欲试，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了！ 他说，山西的日子很值得留恋，最重要的有上电大这一段。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周志淳从宁夏辗转来到大同。他见到的大同是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景象：用电量入不敷出，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电石灯”（将电石放在水中，靠电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气，点着供照明使用）。由于马路上没有路灯，店铺早早关了门，每到晚上全城一片黑暗，整个城市就形同一座“死城”。
由于教室里的电视信号不好，电大的学员经常骑车驮着凳子到其他电视信号好的分校里听课，别人戏称他们是“板凳大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上级要求必须到距离大同市区15公里的矿务局学校去做实验。有钱的学生可以坐公交车去，而周志淳等家庭困难的学员就只能骑自行车去了。大同冬天白天最低气温经常是在零下10—20℃，这样的气温下往往骑上5公里左右，两脚就冻僵了。每到这时他就跳下来，推着车跑上一段路，两脚就缓过来了，再接着骑。还有的时候由于气温太低，黄油凝固了，把后轮子上的千斤丝粘住了；两脚紧蹬，齿轮空转，就是起不到驱动作用，使不上劲。怎么办？周志淳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往飞轮上尿尿！一泡热尿浇上去，包管“‘尿’到病除”。 于是，我看到了这样一张奖状;“周志淳，1980年9月——1983年12月，就读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入学时以数、理、化272.5分名列大同考区800名考生之冠。上大学三年中，4次获省、市、局奖励，三年各门功课平均85分以上，答辩‘优秀’，获‘省优秀毕业生’称号。”
他找出了自己的照相机，又用三合板赶制了大鲤鱼、小白兔等背景道具。星期天约上一个同事，朝着农村出发了。 当时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但文化生活匮乏，不少人想在家里以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背景或是骑在摩托车上留个影。市场呼唤为农村服务的“摄影师”。 他肩背照相机，手拿打狗棍（农村狗多，而且咬人的狗不叫唤），带着用车床灯改制的辅助光源。他的助手手提儿童三轮车，肩背各种背景、道具。他们一路吆喝着“找响——细响”、 “找响——细响”（当地口音，即“照相——洗相”），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他的做法是本周日照相，下个周日送照片；如果顾客满意，一份交8角钱（一张底片两张照片）；如果顾客不满意，就算自己尽义务了。 当时他迷上摄影已有十多年了，还在宁夏生产建设兵团1团政治处当过宣传干事，摄影角度、用光技巧、画面结构、暗房操作等都有一定的基础。照相机、显影罐、定影罐、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板——摄影的十八般兵器，他是样样齐备，比较专业。 他很会安慰自己：按当时的处境，一般人也许会认为他是事出无奈，寻找生计，第二次“上山下乡”。但是他是个乐天派。他换个角度这么想：我是代表广大已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用我们的文化知识为工农兵服务来了。想到这一点，他的心里平衡了，服务也主动多了。 人像摄影在于要抓取“决定性瞬间”。正像达·芬奇所说“‘窥伺’大自然和人的美，要抓住它们的美最充分地显现出来的瞬间时刻观察它们”。照相时，他认真地选取角度，室内摄影还通过自制的光源充分运用正光、侧光、逆光、侧逆光等种种光线。注意因人而异，老人照相突出表现平和慈祥，年轻人注重显示朝气蓬勃，儿童则力求表现天真烂漫，就这样不断钻研，精益求精，很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少地方他第一次去，人们将信将疑，好在是“交片结账”，一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着胆子照了。下个周日他来送照片时，照片就成了无言的广告，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地赶来找“北京来的师傅”，他的生意还不错呢！ 后来他又“与时俱进”，从单纯照相发展到翻拍、放大，从黑白像到彩色像（当时还没有彩卷，由他的夫人王春萍手工着色——她从小喜欢美术，曾在北京市少年宫获过奖）。尤其是充分发挥他的暗房技术，通过后期制作，拍出了很多造型各异、新颖独特的作品。很多时候看到人们拿到照片后，你争我抢、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与工农兵如此贴近的感觉！ 那几个月，农村他去过云岗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张寺密村、水泊寺村等；煤矿他去过青瓷窑矿、晋华宫矿等；还去过御河桥守桥部队等军事单位。深入工矿、农村、部队，使他深深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开始的可喜变化，感受到共和国脉搏的跳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也成为了他的精神财富！ 在这些日子里，他还第一次有了经商意识：他从商店里5分钱一个买来的气球，顺路带到农村、带到矿上，一个就可以卖1毛钱呢！
刚刚回到北京，亲友帮忙在西城区政协礼堂附近租了间平房。房子虽不大，但当时孩子还小，儿子暂住姥姥家，他和爱人带着女儿倒也凑合。第二年年底，房主要收回房子，这下周志淳可抓瞎了。当时他正在某政府部门工作，行政单位住房问题不好解决，不要说分房，就是借也借不到啊！他顾不得脸面，几次到月坛房屋交换市场摆地摊，4块砖头压住一张纸，上书“征求租房、为房主保密”云云。 后来，他曾陆续搬到海淀、西城、东城、丰台等区的出租房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的夫人曾在他的心头锤过重重的一锤：“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不说话呀？”——那是孩子问他：“咱们什么时候不再搬家呀？’ 他怎么说话呀？他的眼泪在往心里流。他在心里念叨着：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注：电影《列宁在1918》台词） 后来，他跳槽到了一家效益较好的事业单位（按企业模式管理）。单位看他住房实在困难，第二年借给他两间平房，住房是松了一口气儿。 此房据说是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居后院，百年老房，老鼠成患。有好几次老鼠闹得太凶了，他们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打老鼠。一次，他把一只大老鼠引诱到铺着水泥地面的外屋，拿着扫帚扑打，老鼠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竟然跑到挂窗帘的铁丝上，像耍杂技一样走起钢丝来。对付小老鼠他买了不少块粘鼠胶，每天粘鼠胶都没有落空过，记得最多一次一夜工夫粘了8只老鼠。为了纪念这段生活，他还特意用相机拍了下来。 调到这个单位后，他负责北京地区的营销工作。他动脑筋、想办法，不怕吃苦，早出晚归。头一天客户把他撅得含泪出门，第二天他又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出现在客户面前。就这样，他发扬着“你从大门把我赶出去，我从窗户跳进来”的执著精神，一年就将业务量扩大了3倍；三年间将业务量扩大了8倍，工作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1997年单位房改前最后一次分房，领导使劲、同事同情，他分到了丰台区玉泉营附近的一套三室两厅。孩子们有地方放电脑了，家里还添置了健身器。茶余饭后，客厅、餐厅、卧室，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好不惬意！他终于通过艰苦奋斗，把机遇变成了现实！
 照片左下角为“粘鼠胶粘住8只老鼠”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凤凰涅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