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篇报告文学]魂系“第三只眼”（一）【艰难时世】（上） —记北京知青摄影家、专栏作家、资深图书策划人周志淳
【题记】
现代医学对第三只眼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许多宗教仪式上，人们经常在双眉之间画上第三只眼以便获得与宇宙进行直接交流的通道。 照相机就是摄影者看世界的第三只眼。摄影者通过第三只眼去观察、体验形形色色的客观世界。
背景资料：周志淳，男，1946年11月出生。北京市人。现年65岁，中共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笔名“贺兰哨”，研究生学历。曾任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图书中心副总经理兼发行部主任等职。1969年学习摄影，1999年开始从事摄影创作。以新闻摄影为主，曾在《中国摄影报》、《人民画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旅行家》、《北京月讯》等各类报刊上发表几百幅作品。 主要著作有《再看普京》、《数码摄影实拍手册》、《周毅亭家书》等。
也许是大学学理工科的缘故，周志淳竟是一位满嘴充斥着数字化的“三栖”专家： 他总结自己一生屡受挫折的时候，用了这样一组数字——入团用了6年，上山下乡12年，从高中到大学用了16年，入党用了21年； 他1977年8月21日离开上山下乡的平吉堡农场（原农建13师1团）调到山西雁北某工程公司报到上班，各有关单位来回踢皮球，光盖各种公章就跑了67趟； 他曾5年搬过6次家，也曾30年里购置过8架相机记录自己一家的巨变； 他曾给自己制定了25份人生规划，每一份计划都有预定目标、实施方案和效果总结，件件有交待； 他从1969年以来所拍摄的照片，胶片的超过1万张、数码的约有4、5万张。他和夫人的卧室、他自己的书房，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是几个铁书架或当作屏风，或当作装饰，那上面堆满了相册、摄影笔记、人生总结等等，密密麻麻，已经整理好的本册就有109本之多； 他1999年以来，和老伴王春萍一起，边旅游边摄影，2007年就已走遍了包括新疆、西藏、港、澳、台在内的全中国著名旅游景点，到2010年已涉足5大洲。其中自费旅游花去了相当一部分积蓄； 他主持发行的原外交部长钱其琛撰写的《外交十记》，先后印刷22次，累计销售30万册； 他亲自撰写的《再看普京》，出版以来重印了3次，并由外交部2次赠送给胡锦涛主席率领的中国访俄代表团。这本书曾被近百家媒体或连载，或节选转载； 笔者也尝试着“数字化”一回，在“百度”上搜了一回“周志淳”三个字，竟能找到5030个相关结果！ 然而，我最欣赏的，不仅是这样一组组充满着传奇与感人故事的数字，更钦佩他的为人和品德。 他这样评价自己： 我就是一个“泥人儿”，国家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我就把自己打碎，用眼泪塑成什么样的人。国家需要理工类的人才，我就塑成理工类的人；国家需要文科类的人才，我就塑成文科类的人；国家需要管理类的人才，我就塑成管理类的人！  前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与周志淳合影
（注:本文拟分为“艰难时世”、“凤凰涅槃”、“美学咀嚼”、“天路之旅”、“吞吐肯尼亚”、“企鹅之歌”、“日本三昧”、“牵引人生的两个支点”、“终成正果”等几部份。以下为第一部分—）
（一）【艰难时世】（上）
这可急坏了母亲，她多次找领导反映家中困难，又屡屡投书《人民日报》、全国妇联，均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工薪阶层，全凭那点儿工资生活。无奈，只好把周志淳和妹妹寄养到大姨家，一步一回头地到大同去了。 从那以后每年春节过后，周志淳从火车站送母亲回来都暗暗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将来考上理想大学，把母亲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参加高考的1964年。
1964年元月举行高三上半学期期末考试。周志淳7门功课取得34分的好成绩（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 为此他报的“第一志愿：北大物理系，第二志愿：邮电学院。”
8月20号开始第二批学校录取通知书也发下来了，周志淳还是天天到楼下去等邮递员，邮递员还是老远就冲他喊：“今天没有你的！”“抱歉，没有你的！”“真抱歉，今天还没你的！”周志淳明显地感到，邮递员已经没有前些日子热情了——可不是吗，人家心里有话了：“就这成绩，还从一类学校开始就坐立不安呢，真是自不量力！” 9月初，周志淳终于从邮递员手里接到一份通知，信封落款处的大红铅字是“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圈里人都知道这种信封里面装的肯定是“不录取通知书”。 接过信件时邮递员对周志淳说了几句话，也许是安慰，也许是奚落，反正这些都不重要了，周志淳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听不见了！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自己恍恍惚惚地觉得应与 “家庭出身”有关，左邻右舍一打听，让他不幸言中：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下场都不好，其中最甚者就是周志淳这种直系亲属在港台的考生。 可能又是直系亲属在港台惹的祸，一直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他和65中的另一位高材生苗洪才在9月中旬分别接到一份北京广播函授学校朝阳分校的“录取通知书”。 听说有的同学呆呆地在天安门广场上坐了整整一夜。14岁的妹妹仿佛也在一夜间长大了，她劝周志淳：“哥哥，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周志淳平静地说：“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这一辈子的路将要比别人艰难得多。” 唉，五味杂陈的1964年！ ——那一年，周志淳17岁。
多少年来，周志淳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始终不得其解：1964年那次高考，我究竟考了多少分？ 2011年6月，在一次上山下乡知青小范围的聚会上，一位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多年的兵团战友告诉他们，当年凡是“政审”一栏盖有“不宜录取”印章的考生，试卷压根儿就没有参加阅卷工作——命运与他们开了这么一个大玩笑！ 不过，周志淳可以告慰母亲的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他作为山西大同地区的年过30的“高龄”考生，重新披挂，再一次走进了高考考场。这一次他的高考成绩是：物理97分、数学95分、化学80.5分。以三科272.5分的总成绩夺得了山西大同800名考生之冠（其中不乏历届北京重点中学在山西插队的高材生）！
机务工作充满着艰苦甚至是风险的考验，有道是：“机械自有三分险，突然事故不可免”。 1971年7月22日，周志淳一行10人坐着东方红—28 轮式拖拉机从团部库房打粮回来，行驶到十连路口和大桥之间，拖拉机突然从公路右侧来了个急转弯，跑到公路左边，接着车头一栽，掉到几米深的路基下。周志淳当时坐在司机王福生的边上，那时候跑运输的轮式拖拉机驾驶员座位结构简单，舒适性、安全性都差，更没有驾驶楼了。
片刻的沉寂之后，开始乱了：会计苏国祥中午喝了二两酒，醉醺醺地趴在司务长刘志成身上，而刘志成的两条腿被压在拖车帮下。他大叫着：“哎呦，我的腿不行了！”其他人被压在装粮食的几十条大麻袋下又哭又叫，就是看不见人。车头撞到排水沟的树上，拖车立了起来，与地面翻成了90°角。凭他们这几个残兵败将来收拾残局已经是黔驴技穷，所以一听有人喊：“赶紧去人打电话，让连里派车派人来救援”，周志淳就一瘸一拐地去了。 后来才知道造成这样一个大事故是由于拖拉机花键销子断了，负责导向的前轮失去了控制。这是那年团里除了15连年初车毁人亡之后的第二大事故，不幸中的万幸，除6人负伤外（司务长刘志成的腿被拖车上两个大螺钉刺穿），没有造成人身事故。
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历练了他们，使20岁出头儿的他们就在逆境中成长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从容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 1975年，周志淳调到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偏偏他又喜欢上了放电影。正好电影放映员缺人手，他又申请作兼职电影放映员。 然而兼职放映员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可真大啊！每天下午6点政治处下班，匆匆忙忙吃两口饭，就要做晚上放映的准备工作。8点到10点放映。放完电影后还要倒片、保养机器。一般来说休息就要到12点以后了。专职放映员依照惯例第二天上午可以休息，而他由于是个人自愿强烈要求做兼职放映员，领导与周志淳“约法三章”，不得耽误政治处日常工作，所以名正言顺没有他的半天休息时间。结果他比别人辛苦多了，头一天晚上12点以后休息，第二天6点半就得起床，筹备8点正点上班。 工作压力,倒还好说;精神上的压力比这可大多了。“电影放映”作为一门技术,由放映电工、电影放映机、电影扩音机、爱机护片等四个板块组成.。每个电影放映员都要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过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实际排障等层层严格考核方可颁发“电影放映合格证”，持证上岗。 于是，他如醉如痴地学放映技术，学电工知识，学电路图……学一切和放电影有关的知识。于是，他又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个敢把电影放映机拿回家大卸八块、重新组装的知青； 第一个摸黑换电影胶片的知青放映员； 第一个敢于用手工收片子的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第一个兼职电影放映员、第一个参加兰州军区《人民军垦报》新闻报道学习班的农建13师北京知青……
周志淳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去看书。 刚上初中的妹妹走过来悄悄地对他说“哥，分我那块西瓜我没吃，在碗柜里放着呢，你吃了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妹妹从小就懂事。三年困难时期，他家到月底都要吃几顿菜粥，干等着24号下午，赶快去粮店排队抢购下月的口粮。24号中午抖抖米袋子、扫扫面袋子，东凑凑、西凑凑给每人熬上一碗稀粥，再加上每人每月供应的半斤点心，权且算是一顿午餐。 每到24号中午，妹妹就只喝一碗粥，而把自己那份儿点心小心翼翼地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拿出一块，她一半儿，哥哥一半儿，慢慢解馋。 此时，他知道，妹妹给自己留的不是一块普通的西瓜——这是一份责任，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 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周志淳全身的“排骨”清晰可见，1983年夏天，周志淳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后，儿子放暑假，全家人一起出动，骑着单车去大同郊外游泳。“我带上了全家唯一上档次的新式武器——70多元的红梅120相机。” 周志淳说。 说是游泳，其实当时全家就周志淳会游泳，只能在浅水处玩水。夕阳西下，光线非常好，周志淳赶紧地请同事拍了张全家戏水图。回来洗出来一瞅，“好家伙，个个身上都露着肋骨。”周志淳指着身上的“排骨”开玩笑：“谁买我的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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