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晓声担任编剧的电视片《知青》，引来人们关于当年上山下乡是否自愿的激烈争吵。让人欣慰，一些人坦然地说出了历史的真实。“九段学者”秦晖说：我“是自己要求下乡的”。海外网上知名写手马悲鸣说：“我有自愿”。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大声说：“我没有自愿”。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千多万知青，肯定有人是自愿的，有人是“被自愿”的，甚至有人是被迫的。
我1967年11月16日离开北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当时，中央的号召是“复课闹革命”。刚刚进校不久的军训解放军，曾真诚地动员我留下来响应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说我们这些1967年下乡的人是被强制，是无稽之谈。
1968年7月又有一大批北京知青到内蒙插队。我估计，1968年上半年国家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复课闹革命”。1968年7月下乡的这一批人中，多数是自愿的。
这一阶段，一些中学生想“到工农中去”的冲动，得到了学校教育部门的默许，得到了劳动部门的鼓励和推动。总体讲，属于“自发”阶段。
毛号召上山下乡的指示是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刊出的。估计1969年3月以前下乡的人中，相当比例是自愿的。否则，他和他的家长可以观望一段再做出选择。1969年3月以后，就很难说，越往后，自愿的比例会越小，“被自愿”的比例会越大。也有一些人，顶住了，没有下乡。
1978年开始的分田运动与1967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样，有的是自愿的，如小岗；有的是被迫的，如华西、南街、大寨。有的当了“老泡”，扛住了强大的压力，顶住了，如河南刘庄、广东崖口、河北周家庄。
上山下乡和分田一样，开始都是基层群众自发的行为，后来得到上面的默许，再后来得到上面的鼓励，最后成为自上而下的强制。
压力之下，有人服从了，有人扛住了。有的软扛了，如华西。有的硬扛了，如刘庄。有人暂时服从了，后来又悄悄地改了回去。1980年分田后，1985年河南南街重走共同富裕路，大寨1991年，河南北徐庄1998年，也先后重新走上“共富”路。今天，这些坚持“共富”的村庄都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4年，在沈浩同志的带领下，小岗也开始尝试重走“共富”路。 总结建国60余年的经验，凡属“群众运动”，最终效果都是不好的。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人的个别差异，忽视了人的不同偏好，忽视了人多种多样的不同需求。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侵害了人的自由，尤其是侵害了人的“消极自由（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效果不好的原因，就是强制。
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偏好。由于多年吃惯了，我至今喜欢吃一种酸的奶豆腐。对于没有吃惯的人，这种酸奶豆腐是难以下咽的。我看了一场于魁智、李胜素的京剧演出以后，可以兴奋好几天，另一些人则可能无动于衷。我听阿拉坦琪琪格唱长调，如醉如痴，我发现身边有的年轻人睡着了。至今，我对川剧、秦腔、意大利歌剧等，都尚未进入欣赏状态，都尚未找到感觉。
“群从运动”忽视了人的个别差异和不同偏好，违背人的自愿原则，侵害人的自由。这是需要记取的沉痛教训。
 作者谢小庆简介
作者谢小庆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人事部特聘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专家，中国心理学会测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计算机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汉语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理论与方法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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