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对600位知青进行访谈的调查
 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的600位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根据统计数据，结合本调查中心获得的文案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了本份调查报告。
此次调查采用配额抽样方法，运用问卷面访方式进行，由复旦、同济、财大、上外等上海高校部分学生实施。在被访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0.5%，女性占39.5%，59岁以下占13.1%、60-63岁占55.2%、64-67岁占24.3%，68岁以上占7.4%。当年上山下乡地点在东北、内蒙古、云贵占49.5%；安徽、江西占21.4%；上海、浙江占12.6%；其他省市的占16.5%。当年上山下乡的类型中，插队的占40.5%，集体插队或国营农场的占24.7%，生产建设民团占31.7%，其他占3.1%。
曾经的知青，现在大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经过40多年生命过程的沉淀，回首青春时期的经历，现在更多的是冷静和理智。知青去农村，上世纪50年代起被倡导，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到了1968年，则是城市里初中、高中以及中专、技校的毕业生，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毫不例外奔向广阔天地，当时的说法叫“一片红”。
调查表明，不管是早期的下乡，还是以后的“一片红”，大部分年轻人是比较自觉的。有43.5%受访者表示，去农村是听从党的指示；有18%的受访者表示，是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15%的受访者表示，是迫于环境和形势的压力。以后依次为，希望在农村锻炼自己的能力，改变农村的面貌和随大流。（见表1）
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也使知青反思。知青卜大华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后来回忆说：“到了陕北，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农民，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说：知青的艰苦岁月也是思想解放的萌芽。在本次调查中，有75%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让自己接触到了人民大众，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国家的现状。
艰苦的生活让更多人思考。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及对知青经历的整体看法时，有50.5%的受访者选择了“辩证对待”；有22%的受访者认为这段经历值得肯定；有9.2%的受访者抱怨知青生活；同样有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应该否定。以后依次为，应该汲取相关教训，应该忘却这段痛苦的经历。（见表4）
 进入新时期，知青们花费了更多的努力追赶时代步伐。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成长为社会的中坚。知青经历磨炼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走出青年时代的狂热，走向成熟和理智。在本次调查中，认同知青经历“丰富了人生经历，加深了对生活的思考”的占了81.8%；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有所帮助的占了88.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回城从云南开始，当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受中央派遣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到昆明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层级的同志开会，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经过调查研究，赵凡和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分四批两年完成。
自此，波澜壮阔的知青上山下乡潮，转化为知青回城潮。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但是，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后不久，发现名为“知识青年”的他们，并没有多少可用的知识。著名作家张贤亮说，这些知青离开家庭，荒废学业，到农村滚了一身泥，再回到城里的时候一无所有。
而在本次调查中，对“知青经历给您一生带来什么遗憾”这一问题，有49.3%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带来的最大遗憾是失去了正常读书学习的机会；有17.3%的受访者认为，背井离乡失去亲人关爱和家庭温暖；17.3%的受访者认为，失去了正常的青春体验。以后依次为过分劳作损害健康，特殊经历损伤心灵等。（见表2）
知识青年的学历按照今天标准来看并不算“高”，他们大多只接受了初中或高中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随后的十年中荒疏了学业。上海知青叶辛提到：“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
受访者范先生异常平静：“首先，知青上山下乡，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其次，‘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最后发展为‘一片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无论是主动要求去的，还是被动下乡的。都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大约2000万知青在这样的形势下去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
在被问及您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发展是否有帮助时，有24.8%和53.3%的受访者回答获益匪浅和有所收获，有5.9%和9.9%的受访者回答帮助很小或没有帮助，只有6.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阻碍事业发展。（见表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对这一代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地认识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广大中国农村而言，大批知青的到来，缩小了城乡“三大差别”。在此后近20年内，知青们成为了乡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等，是农村发展的带头人。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也在短时间内向原本封闭落后的农村传播了先进的知识与思想观念，为后来政府执行农村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铺垫作用。而且，这种社会支援方式与平衡发展的观念，使广大城市青年对中国乡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在本次调查中，有70.2%的受访对象认为，上山下乡的地点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受访者顾女士说：“我们这一代人，一起下乡，一起回城，都和国家的形势紧密相连。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一样，我们中有的人，经过磨难，事业有成。有的人成了政治家，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教授专家。不过，大多数人是普通市民。我现在退休了，退休工资不高。由于过去读书少，个人发展机会也不多。而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事业有成，我也感觉不错。”
上海知青叶辛说道：“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第二，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省城、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段经历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灵活起来，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2013-06-01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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