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荏苒，世道沧桑，四十三年过去了，知青插队运动已成为一段渐去渐远的历史，而当年参予过这个运动的知青们，也已基本步入了人生的老境。
他们在插队中，经受了人生的第一个考验，而后又经受了岁月的风霜洗礼，而今已陆续地退了下来，又寻思该怎样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余热。
知青，无疑是中国当代最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产生于国家的特殊年代，肩负着为国分忧的使命而开始了人生的征程。历史业已证明，这个群体没有辜负时代的委托，它在祖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很好地发挥了一代人的中坚作用。
这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有着一段类似的经历，那就是插队。这种共同的经历，无形中成了大家的一种共同记忆。而这种共同的记忆，又形成了这个团体的一种内部的凝聚力。所以，知青们无论曾是在哪里插过队的，东北的也好，海南的也好，内蒙的也好，云南的也好，山西、陕西的也好，其它地方的也好；也无论大家在哪里、在什么情境中相会，都没有初次相见的陌生感，而象是战友的再度相逢。这就是情结，一种知青间特有的情结。这种情结，把知青的情感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大家结成了一个心灵相通的群体。
在这无可讳言的关系社会亦既人情社会中，知青间的这种感情联结，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共有的社会资源，其直接效益，就是一见如故、无私相助，给大家办事提供了不少方便。在这一方面，我个人就有许多切身的体会，但为了节省篇幅，不拟一一例举。当然，我这样说，既不是鼓吹关系学，更不是附庸当前社会的不正之风，而只是反映一下知青间情感的客观存在，并以此说明“天下知青一家亲”的事实。
知青间的这种缘份，必然会成为知青文化的一个要素，并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各地知青文化的交流、融汇和发展。关于知青文化，向来有黄土版块、红土版块、黑土版块之说，而这三种版块及其它下乡地域的知青文化，过去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而较少交叉发展。但随着网络的进步与普及，这种地域间的隔膜被逐渐打破了，各种知青文化开始了相交相会相融的发展。现在，各省市的知青群体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地知青文化方面的资讯得到了空前快捷和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密切了各地知青团体间的关系，导致了多种具有知青文化意义的联谊活动。
知青间的缘份是可贵的，比缘份更高层次的情感则是友谊。知青间的友谊与缘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机缘或巧合，而且是彼此长期相处、相爱、相感、相知过程中的一种情感积累，是一种从理智到感情的完全确认。知青间的友谊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呢？根据我的体会，大家或是在一起插过队，或是在一个单位长期相处过，或是在一起执行过任务，或者是邂逅相遇却一见如故。可以说，彼此间的友谊是在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携手共进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友谊，最经得起岁月的消磨。
我与我的许多插队战友，本来由于人事变迁，已经几十年未曾联系，但却依然心心相印，好象并没有什么时光之隔。看来与大家通过网络恢复了联系，虽然各自的思想、身份、性格、爱好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当年的交情犹在，感情也没有发生隔膜。我们无论在网上，在电话中还是在见面时，只要一谈起当年插队的情景，就都不禁逸兴飞扬地津津乐道，仿佛这是一个我们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还发现，对于插队时的许多生活细节，乃至于对当地父老乡亲们的音容相貌，不但我依然记得，而且他们也依然记得。可见，那时的一切，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我有一个插队时的同学，退休前是辽宁铁岭一家啤酒厂的总工程师，对企业发展贡献很大。他从小爱好理工，又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本是这方面的一个专才。不想退休后兴趣却发生了逆转，开始沉溺于佛学和中医理论，我隐约感到，他原本善良、品质高洁，而今境界又有了新的提升。与其相比，我已经自感平俗，但又觉并未因此而拉远彼此的心理距离，因为一提起当年的人和事，我们谈得还是那么投机。他还陆续从网上给我发过来许多西部歌曲，其中有山西的、内蒙的、宁夏的、甘肃的、最多还是陕北的。据说这是他多年来的一大爱好。我对此一开始很纳闷，为什么他身处东北却偏爱西北民歌呢？我后来明白了，因为他在陕北插过队，“爱屋及乌”，自然会对大西北的风情产生一种特殊的情结。前不久，他还从网上给我发过来一张地形图，那是一张民国初年绘制的洛川地域图。上面的地名清晰可见，地形也约略可辩，但他却对上面没有其插队村的地名而深表遗憾。这当然是他一时糊涂产生的错觉，因为从民国初到现在，毕竟已经过八十多年的变迁，而这种寻法又多么像“刻舟求剑”。他还说他们村的人前几年被分散迁移得不知去向，就是回去怕也见不到当年的老人了。说罢，不觉黯然神伤。
知青间的友谊，有的是在插队时培养的，有的是在工作中培养的，无论在那个时间段培养的，大家都能共同珍视，并一直保持到现在。我的老单位——延安市地下水工作队（原延安地区地下水工作队）知青人数很多，仅返京的就125人。他们是建队初期职工队伍的主体，是单位名副其实的精锐骨干。他们大多为地下水事业奉献了自己精力最充沛的年华，而后随着政策的变动陆续返京，又在新的岗位上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这是一个素质很高的知青团体，其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或技术素质都堪称一流，而且重情感、重义气、重团结、重友谊、内部具有一种罕见的凝聚力。随着团体的流动，他们又将这种凝聚力带到了北京，并组织了自己的联谊会。从此，大家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忆旧，组织回访，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以及与老单位保持联系，接待延安方面的来客，看望和帮助那些遇到实际困难的战友们。
近年来，他们又随着网络的发展，联通了大家的电脑，便利了日常的交流。我虽身处延安，但自与大家联网后，每天都能看到许多他们发过来的资讯，使我不但能及时了解大家的近况，还能及时了解北京最近最新的变化，使原来的千里之隔，变成了现在的咫尺之近。而这不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实写照吗？这就无形中使我有了一种新的归属感，仿佛重又生活在了这个优秀的团体之中。
更为难得的是，这个联谊会不仅编印了原单位全体知青的通讯录，还编印了原单位全体职工的通讯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存在于知青之间，还存在于知青与当地工友之间，而这种情况，又包含了太多知青文化方面的含义。
2011年10月间，该知青会的代表，原北京知青韩方生、戴成器、于进喜、甄淑媛、崔立双、林德云、纪桂芳等七人回访，受到了老领导窦焕超，老同事徐文岳、李来安，刘志飞、郭丽华、师琼和市地下水工作队原同事现领导甯军科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大家多次欢聚一堂，虽阔别多年，却愰然如昨，回忆往事，竟还都记得那样清晰。在此期间，他们回访了富县茶坊的单位旧址，又经甯军科队长安排，参观了位于市场沟的单位新址。期间受到了地下水新老职工的热情欢迎与招待。他们还分别回到了自己的插队地，探望了那里的父老乡亲，大家抚今追昔，自不免有一种岁月沧桑的感慨。
北京现有数百个知青联谊会，它们都是知青们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这些联谊会，有按插队地区组织的，有按工作单位组织的，有按所在学校组织的，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到有关方面的体认，关键是大家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一切活动都是健康有益的，并且严格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
综上所述，我认为知青插队，最大的收获是思想感情方面的收获。所谓思想感情方面的收获，就是在与当地人民的结合过程中，真正懂得了情、懂得了爱、懂得了奉献、懂得了感恩、懂得了感动，懂得了友谊。也许有人会问，对这些人性固有之义，难道他们原来不懂吗？我要说，应该懂；或者说，原本也懂，但后来却被“文革”之风所荼毒、所蒙昧、所麻木，以致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良知。而对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青少年，又该如何挽救呢？这在当时的北京，确实没有挽救的良方，因为那里内战仍殷，这样的问题还进入不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是插队的机遇，农村的生活，广阔的天地，当地人民的情怀温暖、滋润、唤醒、复苏了他们的心灵，使大家的人性得以回归。故我认为知青插队，最大的收获乃至于此，因为这在当时是任何其它地方所无法得到的。
在知青插队的过程中，在他们以后的心路历程中，产生了一种知青特有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青文化。知青文化极像一朵山花，亦或一株野草，开始并不引人特别注意，然而它却以自身的生机活力蓬勃成长，终于撑起知青精神家园的一片绿荫。
我认为知青文化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底蕴是一个情字。这种情，存在于知青之间，存在于知青与当地人民之间，存在于知青与“第二故乡”的山山水水之间，如果离开了这个情字，知青的感情世界就会是一片苍白，也就催发不出任何知青文化的灵感。
我们说，知青文化的创造主体是知青，是因为在每个知青的心中，都蕴藏着一份知青文化的资源，而这种资源的精华就是自己的经历与反思。它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更为难得的，是它还连通着各自的心源，不断受着自己良知的筛选。
笔者认为，知青文化既然是以“情”字为底蕴，那就与其它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带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种情（情缘、情份、情谊、情愫、情结等）只存在于原知青和当地人的心中，这就注定了这种文化事业只能由他们亲自来完成，而无法由其他人代劳，哪怕是自己的后人。因为，如果创造者不是当事人，就难以体会当时的情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
据此，我认为知青文化能否自立于中国文化之林，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希望这种紧迫情况，能唤起全体原知青文化的自觉，期望人人用心用手用笔，把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出来，以为知青文化之火加薪。
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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