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甚至是荒谬性，但是这场运动对农村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对农村青年的影响作用是相当深的。正如在四川省插队落户过的旅法华裔作家戴思杰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叙述的那样，从大都市来到小山村的插队知青“我”与阿罗带来的闹钟打破了乡村惯有的时间观念，而且把西方文学故事带到了乡村，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小山村，并最终使“小裁缝”走出大山。 当时延安作为革命老区，来的知青多为北京知青，而且很多知青是高官子弟或家境优越人家的子女，大多具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如习近平、史铁生、陶正、孙立哲等。这些北京知青给陕北带来了全新的都市文化，强烈地冲击着闭塞的陕北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这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因为知青的到来发生着强烈的碰撞，都市文化以其文化上的现代性而在这次碰撞中处于优势地位。北京知青参与上山下乡运动，并非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锻炼，而是抱着在农村大有作为和改造农民的思想来到农村的。正如陶正所言：“我当时的全部感受只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干。嘴里还得说接受再教育，心里念叨的是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我也真想在革命圣地学到什么革命传统。陕北穷，落后，能大有作为，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十七个人编成一组，专挑荒僻穷困的地方落草扎寨”[1]。这样，文化上的优势与知青传播的欲求相契合，影响冲击着尘封已久的乡土文化，打开乡土世界人们的现代视野，启迪乡土青年的思想情感。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当年正值青春年少的路遥受知青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知青对路遥的影响不仅仅止于此，而要比这更为深远。路遥的身边生活着一批知青，如陶正、孙立哲、张五爱、林红、林达等，这些都是影响路遥一生的朋友。他们不但从生活、情感、能力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路遥，更对路遥的思想和后来的文学创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闻频曾回忆道：“路遥平时话不多，也不爱与人交谈。但他爱和北京知青交往，他在那里获益匪浅。他常向我讲述他和张五爱、陶正、孙立哲等清华附中学生交往中的感知。可以说，是这帮知青打开了这个陕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视野从这片黄土高坡，导向了全国，导向了世界，导向了社会的高层次”[2]。
第一，知青对路遥艺术视野的影响
路遥生于农民家庭，长于农民家庭，从小面对的是连绵的黄土高原，相处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接受的是乡间伦理的熏陶。在那个城乡制度严格的时代，乡村被彻底地孤立起来，感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滋润，墨守着千年积累的乡村文化，做着夜郎自大的自足梦，殊不知，乡村以外是另一番美好景象。在乡村的世界里，乡村的生活技能和生存经验是最主要的，现代的知识与文化在乡间很少，且得不到农民的足够重视，即使送孩子上学也仅仅为了“识几个照门字”，并不是有意识让孩子系统接受现代文化的熏陶。路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3]450。但是，路遥从小就有追求现代文明的诉求，环境并未影响到从小自强好胜的路遥，所以路遥流着眼泪看着自己的父亲弃子而去而未追出去，“因为，我想到我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3]451。上学后，尽管接受了系统的文化学习，但是并不能满足路遥的需求，所以路遥想办法“看书、看报章杂志，因为书报上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有推广价值”[4]。路遥经常到延川城里的新华书店和阅览室看书、看报。“在这里，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在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铁路、海洋和轮船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这些遥远的国家，知道了卡斯特罗、卡扎菲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4]。但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路遥的求学梦，并荒谬地把路遥推上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家在农村，自然得回家去”[4]。这场运动并未终止路遥追求现代文明的脚步，并未终止命是却从另一个途径让路遥与现代文明进行着零距离的接触，这就是北京知青的影响。 北京知青的到来开阔了路遥的文化视野。尽管路遥从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中已经接触到现代文明的机理，但是这种嫁接过来的现代文化是时代和政治合谋后的文化，与真实的都市文化相差甚远。真实的现代都市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鲜活的文化体系，它囊括了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内容。就现代精神文明而言，也不仅仅是课本、书籍和报纸上宣扬的教条化的政治文明，而要比那更为复杂、丰富、鲜活。北京知青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路遥这一空白。北京知青从小在城市长大，系统地接受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教育与熏陶，周身散发着城市文化的气息。虽然他们也响应政治号召，摆出一副政治面孔，但是他们骨子里坚持着都市文化。“都市文化人具有相对的判断和抵御能力，他们会在附和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给予适当的反击，而乡村的蒙昧状态就决定了他们（本土青年）缺少这种判断和抵御”[5]。路遥就缺乏这种理性判断和抵御能力，文化大革命荒谬地将19岁的路遥推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路遥的感觉也很好，一派意气风发的样子”[4]，完全被革命浪潮所左右，没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北京知青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路遥这方面的缺陷，这对路遥后来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拿路遥的知青朋友陶正为例，来到延川农村后，秉承了自己的理想，办油印小报，建广播站，办扫盲班，组织青年突击队，稿农业科学实验，忙的不亦乐乎，甚至“可以无视灰色的理论，与朋友们探讨该不该搞点‘资本主义’”，认为“人也许都是自私的，问题在于这私心的取向”[1]28。在长期文化封闭的陕北农村和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独到的思想只有在知青那里才会出现。这不要说那时的路遥望尘莫及，就连曹谷溪也对这些思想惊叹不已，这也就不难解释路遥为什么爱和知青们交往。路遥在知青那里不仅仅鲜活地获得了现代都市文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领会了现代文化的精髓。路遥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始终秉承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坚持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不随文学潮流而动，正是现代文明理性精神的鲜明体现。而这一精神正是来自于知青的启迪和影响。 北京知青在路遥文学创作之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路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尽管主要是路遥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周边环境的熏陶影响同样十分重要。路遥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幸运儿，他初学写作过程中就得到了北京知青和谷溪的指点引导，一步步走向了成熟。谷溪对路遥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人们对北京知青对路遥文学创作的引导作用知之甚少。路遥身边的陶正，“他的激情，他的坦率，他的目光远大，他的朴素和单纯”[4]，他的文学上的卓越才华和非凡思想都给路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路遥的夫人“林达也是个人才，她当时在延川县委通讯组工作，是曹谷溪手下的一位‘笔杆子’，无论在领导还是群众中都有很好口碑”[4]，对路遥的文学创作的影响那是必然的。
第二，知青对路遥创作心理的影响
作家创作心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路遥的创作心理形成同样如此，知青是路遥创作心理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知青对路遥创作心理的形成并非单纯是直接的线性影响关系，而是给予了路遥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反向促化了路遥心理特征的形成。 北京知青对路遥来说，不仅仅是开阔了生活和艺术视野，更重要的是对路遥心理的影响作用。路遥是一个心理非常敏感和极具自强意识的人，尤其是对于城乡差异带来的城乡文明冲突有着独特的感触。路遥曾谈到：“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到要把我这种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3]450。而城乡矛盾在路遥心理上引起震撼对路遥日后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生》便是这一心理基础上叙写的小说。最开始冲击路遥这一心理的是上学时城乡学生的生活差别，但是同样落后的县城城乡物质水平相差并不是天壤之别，而北京知青的到来却使城乡差别急速扩大，刺激着路遥敏感的心灵。北京知青与农村青年相比，在物质、精神和情感上都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深深影响到路遥后来的创作心理。 其一，物质优势。路遥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家中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床被子，完全是‘叫花子’状态”[3]450，七岁时，家里没办法养活，就把路遥过继给了其大伯。路遥的这些苦难在当时陕北是很普遍的，而北京知青在来陕北前是无法想象陕北生活苦难的。知青王晨回忆道：“陕北生活之苦，的确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使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大都市的青年人，感受到心灵的震颤”[6]。这些苦难在封闭的环境中并未被身处其中的人们所觉察，但是有了知青这一参照物，陕北农村的苦难就凸现了出来。北京知青的城市生活虽不能说是锦衣玉食，但至少是衣食无忧，不用整天面临生存的艰辛，与农村生活相比，他们无疑在物质生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路遥从小就对城乡间贫富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小时候上学时城乡学生的物质生活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给自己性格心理的影响。从大都市而来的知青，物质生活水平比之县城学生来说，那是天壤之别，这更激化了路遥的性格心理。所以，路遥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农村，走出贫困，走向城市，进入现代都市文明。路遥是具有强烈主观情绪的作家，他把这一心理投射到小说主人公身上。路遥小说的主人公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面对强大的世俗力量和来自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的压迫，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但是这种来自心底的自卑并没有使他们产生悲观、绝望的心理，更没有使他们走向自暴自弃，而是使他们对周围的现实，对自己的境遇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抛弃了浮躁的沉稳的心态中，牢固地树立起要想解救自我，必须具有自尊、自立与自信的人生信念与态度，积极地寻找从困境中突围的路径。他们不仅是征服世界的强者，同时也是征服自我，不断走向精神更新的强者。 其二，文化优势。知青从小接受的是比乡土文明更为开放先进的现代文明的教育，而路遥等乡村知识青年尽管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但是还是处在乡土文明的大环境中，受着乡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这一不同质文化发生碰撞后，乡土文明的落后性和闭塞性就暴露了出来，乡土文化也在这次角逐中败下阵来。正是知青们文化上的优越性，才使他们深受乡民们的欢迎和尊重，这表面上是对知青的爱护，实质上是乡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膜拜与致敬。路遥与北京知青相比，受到学校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理念和学习途径等的重重限制，从小接触现代文化教育的机会要比知青少得多。知青们虽然处于红色年代，但是仍然可以接受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熏陶，甚至插队来时都带着这些“禁书”，而这些名著中的一些名字对于路遥来说都是陌生的，何况是阅读。所以路遥在进入延安大学后，整天呆在图书馆中阅读中外经典著作，正是要弥补上这一课，抹平这一文化上的差异。这一文化差异激发和坚定了路遥的奋斗意识，并转化为一种创作心理，投射到小说人物的身上。路遥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与路遥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如马建强、高大年、高加林、孙少平等，他们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家庭，但是有着远大理想和自强精神，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诉求。但是，在城乡户籍制度的阻挡下，只有通过学习文化知识一条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学好文化知识就成为这些人物奋斗的最终目标，即使克服重重困难也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拥有了现代文化未必就能进入城市生活，这个转化过程仍然困难重重，但是这并不能磨灭高加林、孙少平们的奋斗意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仍然艰难地奋斗着。同时，这一文化差异也影响了路遥的文化心理。路遥尽管执着地追寻着现代文化，但是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他内心中往往不是那么和谐共融的，有时甚至激烈冲突，这种情况下，路遥往往会情感上偏向于乡土文化，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作品中就转化为对乡土文化的过分执着和迷恋，这一方面小说浓厚的乡土味促成其小说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的小说创作的纵深发展。 其三，情感优势。正是知青在物质上优势和文化上的优势，造就了知青在情感上的优势地位。尽管常言道爱情的双方地位平等，但是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门当户对仍然是影响情感的一道铁栅栏。当城与乡发生感情，其不平等性就自然体现了出来。在知青的心里，城市是自己的最终归宿和奋斗目标，没有一个知青愿意在穷山恶水的陕北农村呆一辈子，所以，往往不愿意选择农村青年为情感对象，甚至“无论在情感上掀起怎样的狂澜，心底总存一丝理念：不能在这里安家”[7]。同时，由于文化的差异，知青一般也看不上文化落后、视野狭窄的农村青年（当然不包括个别优秀的农村青年）。在陕北青年心目中，知青来自北京首都，见多识广，多才多艺，有能力有文化，是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白雪公主）。路遥在情感选择上同样如此，把北京知青作为自己执着追求的情感目标。所以，路遥与林红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恋情，尽管对方“确实举旗未定”，“但是王卫国铁了心，只爱这个‘林妹妹’”[8]124，把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了她，甚至是“死也值得”[8]125。但是，“林妹妹”最终还是远走高飞，把爱情的苦酒留给了路遥。尽管初恋失败对路遥打击非常大，但是并不能改变路遥的情感目标，甚至更激化了“吃钢咬铁”的路遥强烈的征服心理，要以自己的才华征服城市女性，赢取她们的芳心。所以，不久后，路遥与知青林达逐渐产生了情愫，“对于路遥来说，那是一个落难公子遇到了京城来的多情少女”，“路遥从林达身上看到了昔日林琼的影子，她们有着同样的成长背景和环境，有着北京城里人的生活风度，有着女知识青年的特殊气质”[8]129。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但是知青对路遥情感上的影响却并未消退。作为从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路遥，在其行为、言行和做派上自觉不自觉地秉承着传统文化的行为准则，但是这些行为准则与林达所接受的都市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路遥与林达的婚后矛盾，以至于路遥在大病不起的情况下，林达还在和路遥闹离婚。正是知青对路遥感情上的深刻影响，使得路遥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情爱模式。路遥小说中最基本的一个情感模式就是“农村才子+城市美女”模式，高加林、孙少平、马建强等农村青年以自己的才华和性格征服了美丽而多才的城市女子。路遥的小说中另一情感模式就是城市一方对农村一方的情感背叛。《人生》中，高加林对刘巧珍的背叛，黄亚萍对高加林的遗弃；《姐姐》中知青高立民对姐姐的背叛；《痛苦》中的考上大学的小丽对高大年的背叛，等等，而农村一方的刘巧珍、“姐姐”、高大年却都痴情一片，全身心地投入感情。
第三，知青对路遥文化选择的影响
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是在不同质文化的碰撞对比中凸现出来的，没有它质文化的参照就认识不到本质文化的魅力。北京知青的到来，给闭塞的陕北带来了现代文化，开阔了陕北人的视野，影响了陕北人的思想，但是陕北以其厚重的陕北文化回赠北京知青，让北京知青感受到了陕北文化的独特魅力，深深地热爱喜欢上了陕北文化。正是这种不同内涵的文化让北京知青十分好奇，正如《血色浪漫》中钟跃民所说的：“酸曲儿，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酸曲儿的语言很直截了当，又是老公公扒灰，又是大姑娘偷情，民间似乎并不关注它的道德内容，也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是否能影响到所有的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在一些穷乡僻壤会不会有所遗漏,就像你刚才谈到的陕西方言中还保存着很多古语,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9]。因为北京知青对陕北文化的喜欢迷恋，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他者”的文化视角整理搜集陕北文化资料，形成一种文化思考或形成文本状态。陕北文化经北京知青的挖掘、整理和提升，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因子的现代文化的一个部分，这反过来影响了陕北文化。像路遥这样的陕北知识青年由于没有异质文化的比照，反而容易忽略陕北民间文化的厚重。同时，知青代表着一种现代文明，知青对乡村文化的认可代表着陕北文化被现代文明的吸纳，所以这种认可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文化自身的价值感。当然，陕北文化并不是第一次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延安时期，一批城市知识分子运用信天游的形式，改编和创作了《东方红》、《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兰花花》等大量的革命经典歌曲、歌剧、歌舞、诗歌等艺术形式。但是，这些创作仅仅挪用了信天游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并没有对陕北民间文化表示认可，尤其是一些宣扬传统伦理道德和民间生活形态的文化内容被视为糟粕。知青虽然没有对民间艺术进行深入的开发与创作，但是，“他们真正从文化学角度关注民间文化艺术的存在意义。在革命的年代里，那些以调情为主要内容的酸曲儿，早就在采风和创作中视为‘糟粕’而忽略了，然而，知青们发现，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恰恰就在这里”[5]。但是北京知青对陕北文化的挖掘仍停留在表面，是以都市文化的他者视域考量陕北文化，并不能真正融入陕北文化，感同身受地理解和思索陕北文化。正是北京知青对陕北文化的认同和发掘激发了路遥等本土知青对陕北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思索，同时，路遥等本土知青从小浸润在陕北文化的海洋中，对陕北文化没有北京知青的那种隔膜感，所以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思索能直抵本质，较之于北京知青更加深入全面。 路遥从小徜徉于陕北文化的海洋中，接受陕北文化的濡染，尤其是陕北民歌对其影响非常深远，路遥“从小浸泡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之中，可以说，一直埋藏在他心里的音乐，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和艺术修养最基本的因素之一”[10]。知青们的陕北文化探索肯定了陕北文化的价值，同时为路遥提供了一个发掘本土文化的参照文化。这样就激发了路遥深入认识发掘陕北文化的兴趣，在发掘的过程中更领会出其中无与伦比的文化魅力，也更加强化了其对陕北的热爱之情。同时，路遥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与之相伴的是其自强意识与征服心理。所以，路遥在与北京知青相比中，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都不占据上风。路遥是无法容忍这一差距的长时间持续，他努力通过学习填补现代文化知识，缩小文化上的差距，但是这一追赶何其艰难。知青对陕北文化的认同使路遥转变了文化选择思路，与其拼命追赶，何不对本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路遥找到了与知青和城里人一比高下的文化土壤。 正是知青对路遥文化选择上的影响，路遥在其小说创作中，视野始终聚焦于陕北农村生活的书写。路遥在小说中对陕北农村进行了持续关注，甚至在时代剧烈转型的八十年代，路遥没有像很多作家那样追赶时尚，为符合潮流而转变创作题材，而是把所有的文学热情抛洒在了陕北农村的热土上。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貌、民风淳朴的陕北民俗、朴实憨厚的陕北人、富有魅力的陕北民歌、感人肺腑的乡间亲情、古朴直率的陕北方言等陕北乡土文化成为其小说所极力呈现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正是小说中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形成了路遥小说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路遥还有效地转借陕北文化的精神品格来统摄作品思想和精神，取得了异样的艺术效果，例如，路遥不但在作品中大量挪用和改造了很多陕北民歌为其小说整体氛围的构建及情节的推动服务，更是对陕北民歌精神中的浪漫气质与“逃离”和“出走”主题进行了有效吸纳[11]。 同时，路遥在作品中没有选择单纯的文化视角和文化尺度，而是把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有效地避免了单种文化视野的局限性。路遥在小说中总体上以现代人道主义的情怀来统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叙事，但是在细节上运用大量的乡土民俗、民歌、民情和方言来表现作品，运用乡间的伦理道德来考量人物。正因为如此，路遥的小说在秉承了现实主义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同时因为乡间伦理的介入，对一些人物的刻画更加丰富生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是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青年，但作者不忘以乡土意识来打量这个人物，让其极力体现出传统美德。所以，孙少平回乡后主动以乡村做人潜则规范自己，让自己成为村民眼中的“好后生”。走出去后依然念念不忘给父母箍新窑洞，来证明自己的品格和价值。当然，这两种不同质文化的融合并未易事，路遥的传统道德观念常常会与现代意识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路遥往往会置现代文明于不顾，而屈就于乡土道德观念，致使作品出现明显的分裂性。如润叶最终的归宿无疑是受传统的束缚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不是找到爱情和幸福的美好结局。按照现代意识来说，这无疑是美好心灵的陨落，悲剧的诞生，作者应以悲悯的心去关照这个悲剧，讨伐传统伦理对人自由心灵的束缚。但是路遥却大加礼赞这种献身精神，显然有悖于现代文明的基本规约。 当然，路遥之所以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写出优秀的小说，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正是多种因素共同的合力下造就了后来的路遥，知青的影响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知青对路遥的艺术视野的开阔、创作心理的形成和文化选择的固执等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不敢断言，没有知青的影响就没有后来路遥的卓越的文学成绩，但是可以肯定没有知青的影响，路遥必然走的是另外一条文学之路。
[1]陶正.自由的土地[M]//孙立哲.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28. [2]闻频.回忆路遥[M]//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3. [3]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M]//路遥.路遥文集第二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21972885_13_1.html. [5]周怡.都市文化在乡村的传播与冲突——“知青”小说的一种文化解读[J].当代文坛,2010（3）. [6]王晨.源上的雪[M]//孙立哲.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21. [7]刑仪.初恋祭[M]//孙立哲.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107. [8]晓雷.男儿有泪[M]//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都梁.血色浪漫[M].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80. [10]尚飞鹏.民歌的路遥.[N].文化艺术报,1994-01-01. [11]侯业智.陕北民歌与路遥小说[M]//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再解读——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356-367. 作者侯业智工作单位是延安大学教务处 （本文已发表于《延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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