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殡仪馆

     王元元平均每天火化6具遗体，他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和泪水，最大的感受是多陪陪家人比什么都强，亲人死后才后悔的人太多了。

     ​在他做父亲后，遇到早夭的孩子心里会特别难受。他曾经看到一位与去世的姥姥特别亲的逝者家属，想到了和自己很亲的姥姥。现在他每周都会去看望姥姥，听老人一遍遍重复讲他小时候上树摘果子的故事。有时碰到同叫王元元的逝者，他会设想以后自己的葬礼是什么样——“我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来，别哭，因为我自己是特乐观一人。”

火化师王元元

       八宝山的大多数火化师都像王元元一样开朗、爱交朋友。但人们对死亡的忌讳，使他们在社会上交往并不容易，火化工师傅们现在出去吃饭大多是和同事以及工作前就结识的朋友。每逢朋友的家人住院，他们要先打听病情，因为忌讳，大病他们会选择不去探望。每逢新年，他们大多同事间彼此拜年，极少去别人家里。出去和不熟的人交往从不主动介绍自己的工作，如果对方问起，他们通常说自己在民政局工作——八宝山属于民政系统。

     ​其他行业的人常说“有事儿打电话”。他们最常说的却是“最好别有事儿，有事儿一定办”。而找他们帮忙办事的人，在丧事结束之后，也大多不再和他们联系。火化工师傅们的婚姻问题大多在殡仪馆内部解决或通过亲戚介绍，主动去外界交往成功率不高，即便女友接受了，通常对方家属也不易接受。

 

     ​工作后和朋友交往减少，也避免总是想着工作中见到的事，王元元业余时间有很多爱好：养鱼、说相声、变魔术。他最喜欢冬天下雪刮风时，看着碧绿的鱼缸里一排排游动的鱼。在每年的文艺晚会上，他都会去表演一段《中华神韵》。魔术远景近景都会，他说这东西逗姑娘很不错。采访那天他们正组织在奥林匹克公园长走，此外他们还会定期组织心理疏导、文艺活动排解工作导致的压抑。​

      殡仪馆是事业单位，人员变化小。上世纪90年代前大多为子承父业，90年代后开始面向社会招聘，招聘来的人大多是亲属有干这一行的，或石景山周边对殡葬业有所了解的。​

 

      王元元的父亲曾在八宝山殡仪馆做汽车维修，在他童年时，父母工作忙无暇照看，经常把他带到殡仪馆，以至他能准确地说出殡仪馆已经拆掉的建筑曾坐落何处。结婚前他就已经在殡仪馆工作，现在儿子已经7岁，儿子并不介意他的工作，“小孩子没有世俗观念。”有个亲戚曾对他说：“我就是要饭去也不干这个工作。”他理解这个亲戚的态度，就像理解社会上的误解一样，“但听了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王元元工作前曾服役3年，退伍后他先后在酒吧、酒店、墓地工作，时间都不长，直到1999年来到八宝山。来之前母亲担心他是否会害怕，他的父亲在殡仪馆的时候没事从不靠近火化间。他却很快适应了火化师的工作，这让他很自豪，父亲不敢做的事情他做到了，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他强势的父亲。“孩子要没有一点超越他父亲，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火化工师傅们多数时候在晚上9点前就已经入睡，早上6点半开始一天的工作。火化间有15个炉子，平均室内温度在50度上下，在夏天，衣服一直要湿到腰。火化一具遗体大多在50分钟内，火化前他们要观察逝者死亡原因、年龄、胖瘦、随葬品数目、冷藏时间，之后根据观察结果调整合适的风量和火柱。家属放置好的随葬品他们不能再动，其中有时会有子弹、酒壶、发胶等危险品，火化中他要侧身看观察窗以预防危险。过去工作中犯的最大错误是发错骨灰，现在遗体会在条形码的精准控制下走完殡仪馆全程。结束一天工作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然后洗澡、换掉全身的衣服、回家。他们从来不穿工作服回家，到家了也从不聊工作中发生的事。
 

 

     ​遗体火化大多在死亡后的第三、五、七天，11天之后才火化的大多因为打官司、意外、家庭纠纷。他们在和家属沟通时要避免说“你好”、“结束”、“再见”，移动骨灰盒不可以说“拿”“撂”“搁”，避免一切可能让家属不适和对逝者不尊重的用词。有时候机器故障，遗体会卡在火化炉前，他们就对家属说“老人不愿意走”。即便如此，还是常有被悲痛中的家属无故打骂的事件。有时信佛的逝者去世，家属会索要舍利，而王元元干了这么年火化，从没见过舍利。有时逝者有两个家庭，家属会要求把骨灰分成两份，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只能把骨灰给家属让他们自己分。5岁以下的小孩不一定能烧出骨灰，有时家属要求，他们会通过控制风量和火柱尽量满足。

 

     ​低保家庭一系列的火化费用都会免除。而根据不同家属的不同需求，从骨灰盒到告别式的礼堂都有不同档次可以选择，骨灰盒最高达几万元，曾有一位逝者，光是鲜花就花了三十多万。​

 

     八宝山是个讲政治的地方，平均每两三年会有一次“重大政治治丧任务”。参与治丧的员工要求政审合格，在治丧前一天他们要检修炉子，有关部门会来殡仪馆安检。重大治丧的最高级别是国葬，距今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在此期间暂停了对外的火化业务，封闭殡仪馆，火化师在馆内吃住，与外界沟通需要借用安保人员的电话。而对于生前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逝者，会尽量缩小影响，保密处理。

 

     ​社会名流去世时记者和追悼的百姓通常特别多，侯耀文去世时北京相声界来了大半，罗京去世时场面一度失去控制，礼堂前的花坛被踩平，一位年轻女孩被挤晕。​

     在非典、H7N9时期接运遗体为了尽可能减少接触遗体的人数，火化师会穿防护服，遗体当天火化当天告别，防护服会扔进火化炉烧掉。​

 

     早些年刑场收尸不规范，通常一起运来几个死刑犯，无法区分身份。后来殡仪馆逐渐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现在会在死刑犯的脚上挂上号牌，运到殡仪馆后像平常一样登记，像对待正常逝者一样对待他们。“他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不管一生干了多少坏事，到此为止了。我们同样会像对待一个逝者、一个亡灵一样，安排好他的身后事。”​

 

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