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7年11月16日，20多辆汽车载着400多名中学生由天安门广场缓缓西行，开往内蒙古大草原——这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内蒙，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工农结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展开。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猝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4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知青，虽说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佈,“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澜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佈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解放军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刘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土改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国民党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刚开始,刘小佈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毛主席的话也没保住刘澜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1967年5月2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佈,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江青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干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蒋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泽东.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军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毛主席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佈、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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