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明池近照 2012.05.05于延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当农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尤其是知青插队，是当时上山下乡的主要方面，它牵动着千家万户，波及到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社会，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1968年12月中旬，我受延安地区革委会指示，赴京负责组建“北京联络站”，接收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这是革委会成立以后，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深感责任重大。12月15日，我和丁继旺同志(主管财会)带领地区所属各县20多人到了西安，在省上办了两天学习班。18日，我们一行到了北京，随行的还有省知青办动员处沈玉华处长和小李同志。到京后，我们立即和北京市知青办取得联系，进行座谈，并派员走访学习了山西、内蒙等地的做法，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21日晚，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一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表。北京群众敲锣打鼓，高喊口号，上街游行。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去天安门游行欢呼，以示庆祝。两天后北京市负责人丁国钰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来京接知青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代表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德向大家问好。他怀念延安，回忆了当年在延安的情况，询问了延安现在的变化。并向我们提出要求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值得学习和赞扬。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丁国钰同志一席话，使大家深受感动，表示要竭尽全力，力争完成接收3万名知青的任务。
12月27日，北京市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的发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吴德出席并讲话，学校、家长、学生代表都表态发言。沈玉华同志代表陕西和延安致了欢迎词。北京知青看到延安派人来接他们，会场一时群情沸腾，掌声雷动。
庆祝动员会后，北京市上山下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各区、校、学生、家长来访的络绎不绝。一些中央机关、部队也来人联系，希望能让他们的子女去延安。个别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下“毛主席万岁”的血书，表示去延安插队的决心。对所有来访者，我们都热情接待、耐心解释，希望他们和北京市联系，由北京市统一组织，统筹安排。还有一些老延安主动来访，并请我们去家里作客。他们说：“在‘五七’干校期间，他们与世隔绝，一想孩子，二想延安”。可见他们对延安的深情厚谊。
上山下乡的形势虽然很好，但我却忧心忡忡，如何审时度势，重新部署，适应瞬息万变的实际，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若像山西、内蒙那样逐个审查学生档案的做法已不可能，也不妥当。大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一致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简化程序，改进方法，要相信和依靠学校革委会、工宣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求校方在介绍情况时，对个别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提供名单，说明情况就行了，都是下乡青年学生，不可求全责备，另眼看待。认识统一之后，工作进度也加快了很多。
早在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的当时，我们就预感到上山下乡形势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北京市也要求我们尽快安排插队知青离京。我们二十多人要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任务谈何容易。因此电话请求延安增加工作人员，加派领导来担此重任。北京庆祝动员会后，我们接到延安电话通知，决定将“北京联络站”改名为“延安地区迎接北京插队知青代表团”，团长由延安县革委会副主任慕锡章担任；根据工作需要，可通知各县适当增加一些工作人员。在老慕未到来之前，有什么急事可直接去北京市长辛店部队学习班向延安地区军代表李朝顺汇报。延安来电后，我如释重负，顿觉轻松了许多。各县同志听说领导如此重视，也倍受鼓舞。等了两天不见老慕来，我有些急了，很快去长辛店找李鲫匾请示。他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表扬大家发扬了延安精神，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加速工作，让北京知青尽决去延安。还说当前形势发展很快，刻不容缓，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该再等老慕了，不然要误事的。还留我吃了饭，席间，我才知道明天要过新年了。第二天元旦，李朝顺还专门来招待所看望了大家。随后地区知青办派军代表王福海来协助工作，各县工作人员也先后增至59人。
为了尽快落实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各县同志加速工作，都想争发第一车。当时海淀区去宜川的知青，元月四号就可发车。而西城区去延安的知青最早七号才可就绪。为此在发首车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的同志认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要分秒必争，哪个县准备好了，就先发哪个县的车，而我却坚持宁可推迟两天，首车必须先发送去延安的知青。因为北京市要在车站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中央、北京市有关媒体记者要随车采访、报道、拍摄全程迎送的盛大场面。首车去延安的知青到不了延安，看不到宝塔，在宣传力度和知青心态上，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不利于整个接收工作。因为意见不一致，后经请示地区领导答复：同意首车先发延安，以便宣传报道，扩大影响。省、地、县的同志统一了意见，大家齐心协力，各尽其职，积极做首发延安车的准备工作。
元月七日，首车欢送仪式在北京火车站隆重举行。“热烈欢送北京知青去延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横幅悬挂高空，仪仗队、鼓号队、欢送队伍排列有序。车站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下乡知青胸带大红花和送行的亲友话别、留影。特别是发车时刻，锣鼓齐鸣、红旗招展，歌声、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当然也有挥泪惜别的，这也是人之常情。让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园，到艰苦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亲友们不能不担心。火车徐徐开动，送行的人们还依依不舍，迟迟不愿离站。
在北京迎接知青插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冬天北京很冷，风沙大，我们又没有当地人穿的那种防风沙的棉猴大衣，遇雪雨天，就更苦了。我们二十多人日以继夜地超负荷劳作，十几天就开始发车，也算是个奇迹。起初双方商定每两天发一趟车，后因春节临近，春运任务繁重，列车难以调拨。为此，北京市为了顾全大局，要求每天发一趟车，力争春节前能多送接一些知青。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量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因为接一车人有很多环节，首先要向各区、校介绍延安的综合情况；听取学校的简要说明；按名单接收每一位知青的档案材料，掌握个别人的基本情况；去车站点收行李。分县社队装车，次晨发车前还要在车上清点人数，办理一切接车手续；负责安排知青及陪送老师一路膳食；到铜川交接后，工作人员随车返京，准备下次接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知青行李特多，有时一节行李车都装不下，装不完车，同志们中午不能按时吃饭，甚至一天吃一顿饭也是常有的事。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和北京市知青办配合得很好，但也曾发生过矛盾。一次半夜十二点了，铜川转运站负责人冯振业打来电话说：延安沿途下了大雪，转送的汽车不能通行，现已积压两列车人，吃住困难，有的学生生了病，情绪波动，个别还有私自返京的，要求停车一日。这个电话让我很为难，这么晚了实在难以向对方启齿。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摇通了北京市知青办的电话，他们强调太晚了，没法停车，因为组织一车人涉及到几个区，十几所学校，一千多个家庭，每一个学生都会有多位亲友送行，区校要租用几十辆公交车往车站送，突然停车，黑天半夜的难以通知，所以不能停车。经再三解释无果，我不得不坚持强硬态度：我们都应对知青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不能推出北京了事。如果不顾知青的安全，不考虑铜川的实际困难，明天我们不去车站办理接收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次请示领导，才勉强同意停车。次晨，我们都去车站，看到北京市知青办的宣传车在广播停车决定，但各区校运送知青的车，还是源源不断地开到车站。现场很混乱，学生们质问原因，闹嚷着要求上车。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学生动员回去了。这次停车给对方造成了很大麻烦。为此，我们亲临北京市知青办当面致歉，双方达成谅解。
北京知青来延插队，增强了延安和北京的友谊，从而拉开了北京市在人、财、物力上全面支援延安的序幕，大大加快了延安经济建设的步伐。
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大部分人已经走了，但情意仍在，有的还回队看望乡亲们，为当地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村镇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
这段艰辛、紧张、愉快的日子虽然很短，但印象深刻。
摘自《陕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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