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语言大学当过一段临时工之后，1977年12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局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
       这是一家有上千人的国营企业。与我同期进厂的有两百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进厂后的第一课，是让我们这些青工挖办公楼的地基。也许因为我是知青党员，工厂选我当了这帮人的头。二十多天基建劳动结束后，青工们陆续被分到各个车间，开始了学徒生涯，我却幸运地留在了工厂劳动科。
       刚到劳动科，就遇上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企业的调资工作。在“大锅饭”的企业体制下，许多人工资很低，文革十年长期得不到调升。但是，调整工资又有名额限制，加之文革派性造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尚未完全消除，因此，调资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工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牵头，劳资、人事、工会、宣传等部门参加的“调资办公室”，我被留在了厂调资办公室。那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好多人为了要求涨工资到调资办大哭大闹，那种场面看了真让人心酸。分配给我的工作任务是：写简报、发简报、填表格、了解车间动态， 为厂领导提供准确的信息，为本次调资能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地进行，尽我所能。
       调资工作结束后，我被留在厂劳动科。劳动科是企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负责工人调配、培训、工资、考勤等工作。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追随劳动科陆士娟科长，开始了几百人的招工工作。 我们拿着劳动局批准的招工指标，几乎跑遍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一家一家的商谈，看档案，与拟招聘人见面谈话。当时北京的各街道办事处都积压着数以千计返城的知青，我们经常被那些期待求职的人们团团围住。看着他们一个个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但名额有限，我确实无力帮助那么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辛劳奔波和认真筛选，我们终于完成了四百多名新工人的招工工作。
       由于我办事自始至终认真负责，赢得了厂领导和师傅的好感。招工结束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陆师傅出于对我的关爱，建议我先去食堂当“库工”锻炼一段时间。于是，在陆师傅和厂领导的安排下，我在羊绒衫厂当了三个月的库工，职责是分管食堂仓库。
       当时北京羊绒衫厂有一千五百多名职工，食堂有几十个人。而原来的食堂管理员和库工把账务搞得很乱，人们对此意见非常大。
       我在农村当过三年队长，统筹安排是我的“长项”。我接管后，没多久，就把那间上百米的库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出入库帐也记得明明白白。最让那些大师傅们开眼的，是我能将近二百斤的大米袋子，背几十米给他们送到操作间里。没事时，我也常去餐厅帮个厨，日子过得倒也乐陶陶。三个月后，我这个库工转正了，正式拿47元的月工资。之后，我先被调到厂行政科 ，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工作，开始了我“企业干部”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