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 年12月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到1979年1月，我们云南东风农场10813名知青离场返城占1978年末知青总数的98%。全场职工由1978年的16383人骤减为5000人，各项工作处于严重缺额。为解决知青回城后的严重困难，农场及时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提出“顾全大局，加强团结，抓胶保苗，改善生活”的行动口号和各项措施。由于职工骤减，许多橡胶林地因无人管理遭受火灾数十次，损失达4658亩。农场动员在场的职工写信到内地农村，动员少量青壮年来场担任合同工，以解决劳力缺员问题。一时间，农场陆陆续续来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他们大都来自各地农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农民意识很强，与知青相比，方方面面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好象一下子倒退了许多年。农场以橡胶为本，经过种种努力，全场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恢复了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直到4月10日才开始割胶，开割时间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
1978年冬季到1979年春季，知青们陆陆续续地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了农场。有办困退的，有病退的，有顶替的……五花八门。只要有一点希望，就都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他们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是好是坏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当时我们分场是个年轻的单位，橡胶树还不到割胶的年龄，但是知青一走，大片的林地荒芜了，杂草丛生，无人管理，确实引发了多次火灾。我记得我们学校的师生还曾经去附近林地去扑过火呢。知青走了，许多领导岗位空缺。分场干部中有一名昆明女知青是副场长，生产队级的领导中知青也不少，分场机关比如工会主席、宣传干事、会计、统计等等都是知青。学校和卫生所知青就更多了。短短的几个月，这些岗位都空缺了，分场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人心浮动，老工人都开始羡慕知青离开农场。在当时，只要是离开农场，哪怕是到了比农场更落后的地方，也认为你有本事。而留在农场的一个个被看成是傻瓜。我们学校教师除了有两名分场领导子女外，其余都是知青，先后有10余名北京知青、5、6名上海知青和3名昆明知青在学校任过教。知青大返城之前，我们的学校是个有战斗力的集体。我们所有老师特别团结，一心扑在教学上。在分场的帮助下，我们齐心协力打土坯，用自己的双手一改过去的茅草房教室，盖起了两栋简易的砖瓦房。解决了教室和办公室以及部分老师的住房。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可是还没高兴几天，知青老师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了。学校一天比一天冷清。老师走了，学生们干巴巴等着，家长心急如焚，懂事的孩子打蔫了，不爱学习的孩子傻闹了。知青们今天走俩，明天走仨的，眼看着他们走了，我心里也十分难过。
1979年末，农场职工总数下降到7千多人。此时农场劳动力紧缺，许多生产岗位无人，于是在农场领导的动员下，职工们纷纷写信或亲自回去把自己的亲友带到农场，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农场吸收了职工亲友近3千人为合同工参加劳动，到1980年又增加了一部分。后来这些合同工中大部分符合条件的被吸收为农场工人，给他们解决了粮食户口关系。还有很多人被列为临时工。他们来了以后立即补充到各个生产队，其中大多数是轻壮年劳力，他们结了婚的拉家带口，有的还把自己的父母也带来了，可以说是举家搬迁。由于他们的到来，农场的各项生产得到了恢复。这些合同工和临时工基本上来自农村，大多数来自云南农村，很多人文化水平很低，还有许多文盲或半文盲。虽然说生产得到了恢复，但是农场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比起知青在场时简直是落后到极点。
 我们小学校当时的教师只剩下我和一个老四川还有一名分场领导的子女。那个老四川是技术员的老婆，65届高中毕业生，文化程度不低，但是综合素质不高，是知青返城之后不久就来到学校的。1979年3月，按照每年的惯例应该开学上课了。可是因为教师严重缺编，无法正常开学。于是我们就在分场范围内进行招聘。前来应聘的基本都是干部家属，用农场的话说都是老婆娘，而且都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他们首先普通话不准，不会拼音，高年级数学题做不来，结果都不行。没有办法，仍然开不了学。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探亲请求。领导很快批准了。于是我们全家4月回北京探亲。
探亲期间，听说可以搞对调，我跑到北京良乡桥梁厂去了一趟，还真有想进行对调的。那个厂许多工人是云南的，他们愿意跟在云南的北京人对调。可是人家厂里不要女的。没办法，只好打消了回城的念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一狠心把大儿子留在了北京，当年7月我们带着小儿子又回到了农场。这时，分场小学校已经有了新的校长，是原来一队的党支部书记，人很朴实，也很能干，文化程度大概是初中，但写一手好字。我回去以后，校长就找到我，把我作为学校的骨干，让我配合他工作。于是我们开始了新的合作，继续招聘教师，这次是让总场帮助解决。主要是从农场中学高中毕业生中挑选。新学期开学之前，几个年轻有活力的女孩子分配到了我们的小学校。补充了教师数量的不足，冷清了几个月的学校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北京人，是知青，是有了6年教龄的老教师了。校长大事小事都经常找我商量，让我帮忙。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
1979年7月从北京探亲又回到农场，我的心彻底踏实下来了。文革的冲击，我们什么困苦都承受了，我感到在农场做教师工作也是不错的，而且农场也确实需要教师。
新学期开始了，学校分来了几个刚刚从农中高中毕业的女孩子，他们都是老工人子女，没有考上大学，就参加工作了。在农场中学读书时，她们是学生，是孩子，如今又进了学校，身份大大的变了，成了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她们基本上都是知青老师教出来的，与知青有着比较深的感情。她们的到来，让秩序一度混乱的学校能正常开学了，值得庆贺。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北京人，是知青，是有了6年教龄的“老”教师了。校长大事小事都经常找我商量，让我帮忙。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
 云南农场知青塑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