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电视剧《忻口战役》播出，接着山西忻州市（现为忻府区）政协的胡全福先生所著《三晋同仇》一书问世，两部作品突出地描绘了主战场关子村到河南村一线的战斗，尤其是惨烈的二零四高地争夺战。由此，我知道了在“司令官”处牺牲的是军长郝梦龄和师长刘家麒，同日阵亡的还有旅长郑廷珍和团长代旅长李继程。对河南村大惨案和关子村幸免于难也有介绍。另外，作品中还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破坏交通，断敌供应，炸敌机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的事情，让我大开眼界。后来，我翻阅了很多资料，一幅忻口抗战的真实画面，逐渐浮现在我脑海中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成为了主要战场。日军很快就攻占了平津，一路沿平汉线向西进攻娘子关，另一路突破了南口张家口，攻陷大同，向着雁门关一线的长城各险隘关口进攻。两路日军的进攻目标，直指华北重镇太原。担任夺取太原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是凶狠狡诈的板垣征四郎。此时，蒋介石最为担心日军从卢沟桥进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重现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故而下决心宁可引导日军沿长江而上，也决不能让其再循忽必烈之足迹。于是在同年八月中旬，他发动了淞沪抗战，攻击驻沪日军，吸引其主力部队增援，诱敌改变战略进攻方向。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这一战略企图奏效，日本对进攻中国的战略方向做出重大调整，大量军队调往淞沪战场。华北日军的两个主力师团开往淞沪后，其兵力已然捉襟见肘，这就为在忻口[1]狠打板垣创造了有力条件。
雁门关
板垣早在一年多前以朝拜五台山为名，骑马游历了雁门关一线，暗中勘察制定了进攻山西的路线。此时由他率领的五万多日军精锐在攻克大同后，突然绕开重兵防守的雁门关，向东出击繁峙茹岳口，意图包抄雁门关中国守军。在此危急形势下，阎锡山被迫同意蒋介石派兵入晋，共同防守太原以北最后一道咽喉要地忻口。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和晋绥军姜玉贞旅的原平保卫战等战事，为迟滞日军进攻和中国军队在忻口从容布防，创造了宝贵战机。同年十月初，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付司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八路军晋绥军以及在晋的西北军豫军川军等十八万中国联军，在忻口一线抗击板垣兵团。忻口抗战的作战计划是由阎锡山、卫立煌和周恩来共同参与制定的，朱德、彭德怀被任命为右翼军正副总指挥，阎锡山拨十个团归其指挥。徐向前还受邀指挥晋绥军。在此之前，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曾经先后途经忻口北上，与阎锡山、程潜、傅作义和黄绍竑等会商八路军的参战事宜。给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命令，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下达的。历经近一个月的忻口抗战，最终中国军队以两万零七百四十二人阵亡，三万四千九百一十九人负伤的代价，重创了日军，打死打伤敌军一万多人，粉碎了板垣“一个月攻占太原，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后来，由于娘子关防线的失利，迫使中国忻口守军在即将反攻并有可能全歼板垣之时，不得不主动撤退。忻口抗战遂成为不败之败仗。受到严重打击的板垣尽管后来还是占领了太原等地，但已深陷战争泥潭，再也无力渡过潼关南下了。忻口抗战由此成为了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消灭敌人最多，对抗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战役。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率领的八路军全部主力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破坏交通，炸敌机场，消灭零散残敌，已经完全切断了板垣的后勤和军火供给，给忻口正面战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歼敌态势。因此忻口抗战也成为了国共合作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成功合作战例。惨烈的忻口抗战，也成就了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陈长捷、李仙洲、李默庵、郭寄峤、王靖国、董其武、孙兰峰、刘戡等人，一生之中最辉煌的时刻。
转眼间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全国大大小小的纪念碑、纪念馆数不胜数，可是居然就没有一座纪念物以资纪念忻口抗战这段光荣的历史和两万多阵亡的将士们，这着实令人唏嘘不已。我认为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逐渐成熟了，决心以我做企业策划的经验和积蓄，投入到建设忻口抗战纪念物的工作中去。
我首先尝试着给忻州政协打电话联系胡全福先生，没想到出人意料的顺利，不但一下就找到了胡先生，还和忻州政协的张映元主席通了话，他们热情的邀请我来忻州面谈。几天后，我来到了忻州，结识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胡全福老先生。他是一位忻口抗战史的专家，为人低调而正直善良，笔耕不辍思维清晰，与多位参加忻口抗战的老人及家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映元主席、胡全福先生以及另外几位老同志，向我介绍了他们这些年对于建设忻口抗战纪念基地，特别是纪念碑的建设等一系列宏伟规划的想法，但一直限于条件不够难以实现。我明显的感到忻州的老同志对于忻口抗战积极性和所做的工作，远胜于我，对此我深受感动。我就与忻州政协合作建设忻口抗战纪念性设施的事宜提出几点看法：一是要解决合法性问题，一定要取得上级的正式批文；二是如何协调好和忻州市，乡，村的关系；三是纪念性设施的主体设计问题，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和干扰，增大信息表现量和突出新颖性独特性，建议不采用通常的纪念碑方式而选用纪念墙；四是建设资金问题，以社会赞助为主，辅以忻州市和我本人投资弥补不足。社会赞助款打人忻州政协设定的账号，并由其进行管理。这些意见都到的了他们的认可。
回到北京后，我就开始构思纪念墙的具体设计和寻找专业的艺术设计人员。我希望找一个不太知名但有才华、有经验、动手能力强，又不太强势的设计者，这样既可以少花钱，又可以让我的构思得以体现，避免配合上的不谐和麻烦。真是天随人愿，几天后偶遇过去的一个工厂同事，她现在北京建筑艺术雕刻厂工作。我把要求一说，第二天她介绍的本厂技术员杨龙伟就到了我的办公室。杨先生高高瘦瘦的，大约四十岁左右，边听边在本子上又划又记的，十分精干。我先向他简要的介绍了忻口抗战及我的想法，然后提出了我对纪念墙设计的具体想法：第一，纪念墙采用城墙样式，寓为血肉长城之意。高为三点六五米，长十二米，象征一年之意。总平面和两端的立面均为楔形，在较大一侧塑三个人像，高度与墙等高；二，纪念墙正面镶嵌一座大型浮雕，浮雕正中是一个无名战士两手拿着手榴弹的图案，这是我为了纪念在忻口抗战中第一个牺牲的中国军人。至于他姓甚名谁，具体的牺牲情节我一概不知，也无从查找。我知道在古往今来的大大小小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一定是最前沿的战士。作品人性化是我要坚持的一个特色；浮雕的左边是炮群开火的图案，象征国民党军抗战，因为那时八路军没有大炮；右边是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图案，象征着八路军敌后战场的抗战；三，纪念墙的背面，是描述这场战役的碑文；四，在纪念墙两端的立面上，其较大的一面刻有国共两军阵亡将士名单，较小的一面刻有立碑人和建设者的名录。中午，我想请杨先生吃饭，他没吃就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拿着一个刚刚做好的纪念墙的石膏模型来了，建议将墙体再抬高十公分。以后，他又对浮雕图案的整体设计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将无名战士的设计缩小并左移，让炮群居于浮雕主要位置。对此，我一概同意，包括他提出的费用预算和付款方式。
一九九七年初，正当我沉浸在纪念墙设计落实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接到胡全福先生的电话，说咱们这件事情有可能办不成了，具体的情况希望来忻州面谈。我随后火急火燎的赶到忻州，看到一份中央文件，其中要求凡是纪念性设施的建设，必须报最高党政当局部门批准。忻州方面从未想象到事情会有那么复杂，以为建设纪念墙的事肯定是干不成了。我的看法正好和他们的相反，我认为中央现在限制的是那些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行为，对于我们所做的这件有利于团结海内外中国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事情，一定会得到支持的，该怎样申报就怎样申报，一刻也不能等。我们意见统一了，马上找到忻州市委书记（现为忻府区）和市长，他们也都一致支持申报，并且表示对这件好事绝不能袖手旁观。当天，由忻州市政府按照行政程序，行文上报。日后，又改为以忻州市委按照党组织程序行文申报。
我这次到忻州时，顺便拿着刚制作完成的纪念墙模型让大家看，忻州的老同志们看了后都很兴奋并交口称赞。第二天上午，我和市领导和市政协的领导以及老胡，高城乡的张喜云书记由忻口村的支部书记赵玉顺带路，一起到忻口村审定纪念墙建设的地点。该址位于忻口村村南的一处高地上。那里正赶上有人取土施工，忻口村的干部和施工单位讲了纪念墙的事情，人家马上表示全力支持并立即改变作业计划，按照忻口村的要求免费将施工地点推平整，节省了一笔资金。我们大家一致对忻口村的支持和选址表示满意，接着忻口村赵玉顺书记提议说今天就是吉利日子，干脆咱们就把奠基搞了吧。鞭炮声响起，一块用红绸子包起的奠基石，庄重地放在了事先挖好的坑里，大家动手填土，完成了庄严神圣的奠基仪式。临走时，赵玉顺书记当众问我，在这个活动里面你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点，那就是将来如果纪念墙这里红火起来了，你们要让关子村的乡亲们享受和你们忻口村村民一样的待遇，容许他们来这里做些与红色旅游相关的商业活动。
离开忻口时我心里很是激动，奠基了就意味着告知四方，告知那些地下的亡灵了，天不可欺人更不可欺，工作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同时我也有一丝隐忧，距忻口抗战六十年纪念日不远了，时间太紧了。
回京路过太原时，我到朋友推荐的十几家大型国企和金融单位去拉赞助。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无论我怎样耐心的解说，人家就是听不进去。原因之一是从来没听说过有忻口抗战这件事，二是闹不明白你一个北京人到我们山西干什么来了，尽管我有忻州政协出具的证明和文件。后来，好歹还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表示，他们会派人去忻州了解情况的，如果真有此事，赞助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要有中央文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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