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放我“打回枣”

      病退回京，本为考大学。坐了三天敞篷卡车，人到赤峰，主意又变了。从赤峰火车站候车室的广播里，得知了召开科学大会的消息，其中有一句，“恢复招收研究生”，听得我心花怒放。大学我虽然想上，但有件事，心里别扭。二十七岁的人了，莫非还要让父母养活不成？这下好了，按文革前的老规矩，研究生有助学金，考上等于发笔小财。每月四十多块啊，比我在牧场的工资还多。考什么专业呢？文史还是数学？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要数政治、经济，可我那不合时宜地乱说话的毛病，真不好改，一头扎进政治、经济，早晚得惹祸。一路上就这么胡思乱想，高兴得觉都忘了睡。
      二十四小时中，换了三回火车，终于重返北京。到家才知道，比决定学什么专业更棘手的问题，是开出报名用的介绍信。那年头，连买车票、住旅馆都离不了介绍信，更何况报名上学。我们这些刚回城的插青，没有工作单位，只能靠街道办事处，人家说了，他们好歹也是“一级组织”。第一步，先弄考大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妈的主张。老太太的原话是，“你万一没考上研究生呢？总得有个地方喝粥吧？”这步不难。开这种介绍信的人多，混在人丛中，没人专门找你的碴儿。第二步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估计，考研究生的介绍信，不会轻易到手。
      头回去，接待我的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大妈，一脸的公事公办，迎头一句：“你的情况嘛，我们不了解，具体政策呢，也不清楚。我们得研究、研究。你先回去吧。”我想“研究”，先得等人家“研究”。不回去不行，人家这儿就一溜木板房，不管吃，也不管住。
      过了一个星期，二回再去，这回接待我的换了个小姑娘。城里人面嫩，说不定跟我的岁数也差不到哪儿去，红黑格子的外套，雪白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我自报家门，刚开个头，她就笑起来：
      “您就是那个要考研究生的啊？怎么看着不像啊？”
      这话无法接口，我站在当地，心中充满歉意，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打扮才像样子。
      “闹半天，您也就是个初中文化！”她不容我插嘴解释，“那您懂无线电吗？”
      “无线电我是不懂，可是…”
      “哟，连无线电都不懂，您还能考研究生？”她惊讶得睁大眼睛。
      轮到我据理力争了：“我这也就是蒙，试试看，有枣儿没枣儿，打一杆子再说…”
      她眼睛睁得更大了，分不清那眼睛里是怜悯还是崇敬：“考研究生！这是多么大的事儿啊，您也敢蒙？您胆子可够大的。”
      “这话您说！我还真有这么点儿优点。”
      小姑娘笑弯了腰。好不容易忍住笑，她边拉抽屉，边抬脸跟我说：“我们早就给您预备好啦！”
      我接过介绍信，说声“谢谢”，转身就跑。小姑娘追出门来，冲我的背影喊道：“别净顾了打枣儿，把正经事耽误喽。后儿二商局到咱们办事处招工，您记着早点儿来！”
      那小姑娘的笑声很好听，所以我至今难忘。 

 

 
恩师惠寄一封信

      犹豫再三，最后选择了数学。看看父母已见花白的头发，不忍再让他们为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担心，我爸的问题尚未解决，更不能再给他添祸。
      论研究数学的条件，最好的要数科学院数学所和北大数学系。在草原时，我有位挚友，一直对我很照顾。他知道我读过些数学书，特地十分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姐夫，一位任教于北大数学系的老师。这位老师姓程，人热情，又很随和。我插队期间，探家时跟他聊过几次，得到不少的鼓励。听完我报考数学研究生的打算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在代数上花的功夫最多，我得带你去见、见段先生，段学复。”我吃了一惊：“怎么，段学复先生还活着？”我在草原上读过的最有趣的数学书，是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我读的是中译本，前面有段学复的一篇序，写得扼要、精辟。我下意识地觉得，在这样的经典之作上落下名字的，必是“古人”。“段先生当然健在，而且还是我们的系主任。”程老师接着叮嘱我，“咱们明天晚上去。说什么，事先想好。你作过什么东西，选重要的，带给段先生看、看。”
      选无可选，我作的、与数学有关的，只有一个本子，百多张廉价信纸，用线绳钉了个硬纸皮，算不算“东西”就不好说了。就这么个本子，当年还舍不得往上乱写。那时，思考数学需要写写画画，多半用零星废纸，像报纸边儿、烟盒背面之类。只当得到自以为得意的想法，或遇上特别有趣的题目，才动用这个本子。草原的冬天，蒙古包里、甚至屋里，冷到零下三十多度不新鲜。钢笔得时刻贴肉夹在腋下，用的时候再往外拿，写不了两行，还得放回去。墨水时冻时化，难免沉淀，字迹也因而浓淡不一。频繁地拿进拿出，一个操作不当，钢笔就会漏水，在纸上洇一小片儿。油灯的灯灰，蜡烛的蜡油，都时不时在本子上留下痕迹。可是，不带这个本子，还有什么可带呢？
      冬天黑得早，程老师领我走进燕东园时，天已黑透。段府是座小楼，楼下，文革中分派进来的住户，尚未迁出。我们摸黑走上狭窄的楼梯，段先生的书房紧靠楼梯口。段先生话不多，几乎没有谈数学，主要问我在草原的生活，吃什么、穿什么、冷不冷。问过我初中毕业的学校后，段先生仿佛轻叹了口气，说了句半截话：“四中啊，那难怪…”忐忑不安地把我那个破旧的本子交到段先生手里，我和程老师起身告辞，段先生送到楼梯口。路上，我和程老师议论了几句，都摸不清段先生的态度。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脾气，“考、考再说”，我反正决心已定。
      没想到，这决心几天后就动摇了。在这之前，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块儿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们哥仨本不怵考试，我和大弟弟开玩笑说，拿左脚答卷，也能考上。结果，头一批录取通知书，拖到最后，才轮到我小弟弟，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居然没份儿。不用说，爸爸的事，影响还在。小弟弟好歹是个团员，多年的先进。我们哥儿俩都是回城插青，我更连个单位都没有，想找人说理，都没处找去。那个沮丧啊，真叫万念俱灰，明知道北大已开始研究生报名，也无心去。反正没希望，何必再试？
      就在北大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两天，我接到段先生的一封信！时隔三十年，迁徙数万里，原信找不到了，可信上的每一个字，直到今天，只要合上眼睛，还历历在目：“今天，我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细查了一遍报名册，没有找到你的名字。报名即将截止，你务必抓紧办理。”我手里捧着信，全身止不住地颤抖。早上收到信，我午前赶到北大，报了名。回来顾不上吃饭，我立刻投入狂热的复习。为段先生这封信、这份情，也得拼，我绝不能自己趴下。
      那些日子，我妈为我们哥儿俩的事，不断找父亲的机关理论。作母亲的在这种事情上，态度之强硬，可以想见。最后，机关向市招生办公室行文，证明虽然父亲的问题未完全落实，但不应影响儿女应试、入学。
      一个多星期后，我和我的大弟弟收到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我收到北大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寄来的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