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后第一份工作是当小工
我的户口在前门街道办事处，我就天天跑到那里找工作。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的软磨硬泡终于泡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那里盖楼，我们推砖瓦灰沙石当苦力。记得我和我们连的连长崔凤智，还有我们连的战友单宝智、刘玉昆和一个东北兵团回来的知青，一起干了几个月。 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珠市口里的风雷京剧团大楼建筑工地，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天给我们一元五角钱工钱。这在当时就算不少的了。 我们的活儿不太累，“磨洋工”的情况是家常便饭。由于是老战友，彼此太熟悉了，开开玩笑、逗逗“闷子”，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特“喜欢”加班儿。因为一加班儿就能多开点工钱。每逢开支后，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生怕工资丢了。一家人还等着拿它买米买面买菜呢！ 我后来抖了个“小机灵儿”，跟管工地的领导聊天儿。你跟头儿一聊，他也不好意思叫你干活儿。我跟主管工地的风雷京剧团副团长聊到什么份儿上了？等我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后的第一天，他还派人到我家找我，问我“到风雷京剧团当编剧干不干？”我一打听，风雷京剧团当时没有编制，我去了只能先当“临时工”。我“含糊”了。 我回北京都三十四岁了，再干“临时工”，得干几年才能“转正”呢？“编剧”，名儿是好听，可好听不顶饭吃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人家的好意。我到了崇文区为安置返京知青而成立的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单位——崇文托运站工作去了。
崇文托运站始建于1979年9月底，是崇文区劳动服务公司为安置返城的知识青年创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有50多名来自宁夏、东北、陕西、山西、内蒙、云南等地返回北京的知识青年，称得上是“返城知青联合国”。可能因为我文化程度是老高中毕业（我是1963毕业的高中生。因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能够“考”上大学。接着又上了两年“广播函授学校”），又能坐得住的缘故，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让我当调度员。 当托运站调度可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差事。 托运，顾名思义，就是受人之托，帮人家运货物。从货主那里把货物拉到我们货场，包装、报站、批准上站、运送货物按时到火车站、解算运费、交割货运单据……算一算，托运从提货到火车站发运，一共得有十几道手续。这十几道手续环环相扣，一环脱节，就会给货主造成损失。这就要求你的业务特别熟练，还得会精打细算，为货主省钱。 另外，当调度得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尤其是司机、三轮车夫等人。这些人哪个是善茬儿？俗话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我一个刚从宁夏回北京的知青，哪儿懂这些呀？怎么办？两个字：学、练（学业务，练说话）。 我天天抱着一本铁路货运手册，背到达站里程、背危险货物品名，背一切跟货运有关的知识。 我还跟着我们托运站的“老人”（崇文托运站的创办者是由从事几十年托运工作的崇文区两会——区民主建国会、区工商联的老专家组成的）学怎么说过年话：“您辛苦了！”“您受累了！”等等，都是一天不知要说多少遍的客气话。 后来，这些看上去很难伺候的车夫彻底“服”了。我能把货主的电话、各火车站货运部门的电话、货主托运的货物重量等等说得不差分毫。 我还能根据这些车夫不同的特点和能耐，分别给他们派不同的活儿，使哥们儿们皆大欢喜。 领导渐渐“看上”了我，没出半年就提拔我当上了经理。 当上经理，责任可就重了，您得负责托运站200多号人的吃喝拉撒睡，最重要的是得让人家能得着实惠——奖金得月月发，还得越发越多。 怎么办？四个字：开源节流。 我们组织了十几个外勤，到北京市的多个业务单位联系；我们大力推广“上门服务，一包到底”的服务模式；我们以“节约迅速、全心全意为货主服务”的精神办企业……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我们就创利200多万元，成为北京市托运行业中的佼佼者。 当上经理以后，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不行，我得上大学！我一不缺胳膊短腿，二不比人家智商差，我凭什么就不能上大学？ 1984年9月，我一下子考上了两个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函授）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我最终选择了上人大，还是“专、本”连读。 在“人大”上学基本上都是晚上上课，我们托运站在蒲黄榆，离人大还有二、三十里地。我们又是五点半才下班，可“人大”是六点半就上课。我一下班就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发了疯似地往人大骑，根本就顾不上吃饭（呵呵，也没钱吃饭，那时甚至连冰棍儿都舍不得买），饿着肚子扛到晚上八点半钟左右，再骑车回东四的“蜗居”。 我在“人大”上了五年，拿到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我们函授大学的毕业证书，和本校的毕业证书是一模一样的。 这五年，我还干了两件大事;陪伴老伴儿上电大、自己发奋写作品以补贴家用。 我在“被子垛”上写小说，还获得了《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征文奖”。我的夫人严冬也是我们连的知青。她以我们奋发读书、充实自己的事迹撰写了一篇散文：“最难忘袜子放在鞋里”，也获得了《人民教育》杂志“红烛征文奖三等奖”。同时，她也在我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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