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吴晓：这是一篇旧文，2009年被好友邢奇收入草原知青文集《扎洛集》，这次加入两幅图片分上下两段放在我的博客里。我还收藏有几位知青的高考语文试卷和手抄的纪敦睦的高考作文，不知夹在书堆中的哪本杂志里，一时找不齐了。邢奇、纪敦睦已去世，再次向他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1977年锡林郭勒盟恢复高考
1977年，从10月26日起，锡林郭勒盟遭遇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雪灾。这次雪灾来得早，持续时间长，北部牧区普遍积雪二尺以上。1977级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高考与特大雪灾同行
1977年冬至1978年春的这场雪灾，除了使畜牧业遭受到沉重打击，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外，交通不便，可能是当时遇到的另一最大难题了。从锡林浩特通往各旗县的主要干道上，汽车走不了多远，车上的人就得跳下车来用铁锹清雪。锡林浩特各机关、单位也经常组织干部、群众到干道上雪厚的地段清雪，清出的雪堆在路两边，拍瓷实，公路形成一条雪胡同。汽车上路，有时用拖拉机或轮胎上捆着大铁链子的载重车开路。当时，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二百公里的路，往往要走上三天甚至更长时间。在锡林浩特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战士驾驶的十轮大卡车，轮胎上捆着大铁链子。在人民遇到危难的时候，总是能见到子弟兵的身影。 高考是一件时间性很强的工作，各个环节都耽误不得。全靠当时的陆路交通，无法保证招生考试的正常进行。忘记了是不是靠了空军的帮助，上级英明决定：用直升机向受灾最严重的西乌旗、东乌旗运送高考试题、试卷。我当时在锡盟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工作，有幸肩负向这两旗运送高考试题、试卷的光荣使命。在直升机上，当我透过舷窗望着身下的茫茫雪原时，再一次发出党中央和草原人民心连心的感慨。我清晰地记得，当直升机在两旗指定地点停下时，机上急速飞转的螺旋桨掀起的寒风和飞雪刮得迎接我们的人群用袖子捂着脸背着身儿往后躲，直到螺旋桨经过长时间的惯性停下来。运送高考试题、试卷任务完成后，我留在东乌旗参加考务工作。 考试如期举行。内蒙古1977年的高考由自治区统一命题。考试四门课程，文科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为：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当年未考外语。试题、试卷分开，汉文、蒙文考试分学校设考场。每个考场分设若干试场，每试场占一教室。每科考试时，每试场一份试题，考前公布在黑板上。巡视试场时，我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容，大多数是知青，其中大多数说不上名字。我记得额仁高比公社的谢小庆（北京三中毕业）坐在中间靠左最后一个位子上，穿着皮的勒，翻毛皮帽子扣在桌上，笔答得从容不迫。我还看到我们公社供销社的一位女营业员，她看着我，脸红红的，俩胳膊捂紧了试卷。后来我看到她的考试成绩，才理解她当时为什么那么紧张。考试那几天（包括后来的中考）上午考试结束后，全体考务人员在一起用餐。饭是从饭馆买来的，主食是羊肉馅儿饼，副食是辣子肉或葱爆肉，还有榨菜肉丝汤。参加东乌旗高考考务工作的北京知青记得有东乌旗二中的殷兰华、龙聪、郭建明，东乌旗医院的李金利，还有东乌旗一中的谁谁，记不准了。反正记得哪儿有李金利，那儿气氛就活跃。 考试结束后，开始阅卷。记得当时是这样分工的：高考试卷由盟里招生办组织批阅，对评分标准不太好把握的科目（如语文）由自治区招生办组织批阅（高考试卷批阅，我可能记错了，说不准了，反正作文试卷肯定是由自治区招生办组织批阅的）；中考试卷由各旗县组织批阅。我参加了在东乌旗的中考阅卷工作，地点在回字形带走廊的原旗招待所，门口微微凸起一大片冰，那是随手泼出的污水和偷懒男旅客的小便。阅卷期间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阅卷人员主要是旗里两所中学的任课教师。旗教育局的两位领导道尔吉帕拉木、额尔登格日勒参加了政治试卷的批阅。夜间休息时，在昏黄的灯光下，一拨人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两位领导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甩牌时精神十分亢奋，手和嘴配合得非常默契。教育界的领导和普通教师打成一片，气氛融洽。后来在旗招生办张其其格老师与旗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巴根那（因脸黑，人称哈日巴根那）多次协调下，我乘飞机回到锡林浩特，到军分区招待所投入到盟里的考务工作。那里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几个单身汉，实在不想离开招待所。因为这儿的伙食不错，四菜一汤管够，主食全是细粮花样不单调，早餐还有各种小菜。伙食费每天只有一元。离开招待所，只能吃机关食堂，饭菜就像某局领导概括的“四菜一汤，白菜为纲，馒头不够，窝头补上”。其实不光是馒头不够的问题，按定量根本吃不饱。当年锡林浩特商品量供应，白面只占30%，其余差不多全是玉米面。当时单位领导体谅我们吃食堂的尴尬，尽量安排我们参加会，吃会议餐。有时会议内容与本身业务没关系也安排我们去，到会上搞点儿发饭票儿、发演出票儿等会务。 此后的工作是登记高考考试成绩。考生成绩登记前试卷是密封的。记得每份试卷首页右上角有一行打字机斜着打印的考号，与右上角形成三角形，考试后按虚线折叠将考号封在里面，两头粘贴好。登记考生成绩时，拆开粘贴处露出考号，对照考生登记表核对姓名，逐科登记成绩。登记成绩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因为秘密都从你手下揭晓，特别是突现熟人的考分，或高兴或沮丧，先替考生本人或喜或悲一把。登记考生成绩之余，我喜欢浏览试卷，特别是作文试卷。当年内蒙古的高考作文题有两个，一个是“在红旗下”，一个是“谈实事求是”，绝大多数考生选写的是前一个。当时语文试卷总分为100分，语文知识占30分，作文占70分。作文阅卷先按百分制评分，再打七折计入成绩。记得当时浏览时，59．5分（百分制为85分）要算是最好成绩了。获得这个成绩的作文我都拜读了。记得作者有西乌旗考生王志远（北京二中毕业）、阿巴嘎旗考生宋红岗（北京女四中毕业）、东乌旗考生任春魁（北京101中毕业），三位写的都是“在红旗下”。王志远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写了四整页，质量也是上乘，真是快手，有倚马可待之功力。宋红岗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写出一篇优美的散文诗。任春魁写的是解放后华侨回到祖国后的深切感受。这次高考中东乌旗考生纪敦睦（北京101中毕业）的遭遇让人同情，可情况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作文选写的是“谈实事求是”，文章通过揭露草原建设中一些领导不顾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写得有理有据，道理讲得透彻，痛快淋漓。后来我还把这篇作文用稿纸抄下来传给同事们看，大家都说好。可能是这篇作文写得太实事求是了，又不幸落在受“左”的束缚太紧的评卷人员手里，纪敦睦的厄运就来了。他的作文按百分制只给了40分，落到成绩单上28分。幸亏他另几门考试的成绩非常不错，才上了录取分数线。由于当时考试成绩保密，考后也不公布给考生本人。考生后来是如何落选的，考生本人大多数并不知道。说大多数，是因为虽说考试成绩保密，但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熟人上门来问，我们也如实告之。考生成绩登记和核算总分工作完成后，我高兴地发现并发布新闻：1977年高考锡林郭勒盟文科第一名王志远，总分328分；文科第二名宋红岗，总分320分。其余文、理科考生总分均在300分以下。理科第一名大概是280多分，是谁不记得了。因为根据各科成绩分析，我认为理科考得最好的是纪敦睦，它是名副其实的全盟理科状元。其余的人我就忽略不记了。阿巴嘎旗一理科考生数学选做题得了满分，考生名字我忘记了，反正是北京知青。 那场雪灾，给招生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招生每阶段部署工作全靠电话传递。通知考生上线和录取情况，要从盟通知到旗，再由旗通知到公社，由公社想办法通知本人。书面的东西有时不敢向邮局投递，怕耽误事，尽量托熟人捎送。每想到当时的情景，我就感叹草原上人情纯朴、可靠。招生工作最后阶段，发往各旗县的高校录取通知书一一托熟人捎走后，还有发往雪灾最严重的一些地方的通知书压在我们手里，其中发往东乌旗的一封也没送出去，我们心急如焚。这时锡林浩特运输公司的一位司机到招生办来询问某考生的录取情况，并说他要开车去东乌旗。我们招办负责人贡布其林果断决定请这位司机把发往东乌旗的通知书全部捎走。当时也没履行登记、签字等复杂手续，一大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一块大包袱皮儿一裹就卷走了。这事到现在真不敢想象。直到几天后接到东乌旗招办的电话说通知书全收到了，我们才放了心。
老三届考生遭遇滑铁卢
一段闲话说完，回过头来说1977年的高考。那一年的考试，北京知识青年大多数考得不错，却大多数未被录取，说起来让人愤愤不平。为什么?听某徐徐道来。按照规定，高等院校招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按考生数1比1．2的比例（如录取100名，120名上线）由自治区统一划定。1977年不知道根据那条指导思想，确定了两类分数线。考生以25岁为界，25岁以下最低录取分数线为一百多分，记得理科是170分；25岁以上最低录取分数线则为二百多分。两者相差50分以上。很明显，设置的障碍是对着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当时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绝大多数超过25岁了。也有个别漏网的。这里插叙一段故事。当时虽说考试成绩保密，但谁荣登录取分数线还是要通知本人的。考生上线通知发出去一段时间后，盟招生办接到人民日报社一封信，反映锡盟招生工作中的一件蹊跷事，提出质疑。说是东乌旗沙麦公社某生产队两位女知青参加高考，一位是老高二或高三的，一位是老初一的。两位彼此互相了解，前者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老初一的上了录取线，老高三的却没上？那年头，考生是局外人，内情当然不知道。所幸的是那位老初一的还不到25岁。对人民日报社，我们当然不敢怠慢，及时如实予以回复。 那上了25岁以上录取分数线的老三届考生的命运又如何呢？真是不堪回首。自治区招生办的决策人物又为老三届考生设置了第二道障碍。当时做了什么规定就不说了，直接说录取结果吧。首先，对仍在生产队插队的知青，除了家庭出身问题和体检表儿上的什么问题，基本上保证录取。可是考试成绩相对录取学校，是无法与25岁以下考生相比的，差距有些个例不止50分。这类考生命运最好的是谢小庆，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大学。纪敦睦像是被扩招录取的，他被录取到乌盟师范学校大专班。考前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大学，后来临时扩招的。其次，对已经脱离生产队成为工薪族的，除了考试成绩特别优异的，基本上都未予录取。像王志远，是锡盟文科高考状元，在全自治区也是名列前茅，却只被录取到内蒙古大学。宋红岗，报了三个北京大学的专业，如果没有那两道障碍，凭考试成绩，录取到北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居然未被任何学校录取。当时这一类已成为工薪族的老三届考生还有谁考入了什么学校，我至今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那么，那么多大学都录取了些什么人呢？真是：人间多少不平事，打破酒杯问英雄！ 1978年3月19日，我曾写过一篇日记，表达我当时的心情，现转录如下： 3月19日 自治区招生办招生工作《简报》16期载了这样一段话：“今年内蒙的数学试题分量重，题目偏难些，考试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考40分就相当于平时的60—70分；考60分相当于平时的80分；考70分以上的就是平时的好学生，75分以上就算尖子了。”自治区招生办公室问事组是在向华中工学院推销考生肖某某时说以上这番话的。就此敝人谈点儿感想。说内蒙古的数学试题偏难偏重，“75分以上就算尖子了”，听起来真令人神往。照此推理，考100分就简直就与陈景润一样伟大了？可是，你说怪不怪，偏偏是那些“尖子”以上的考生甚至考试得了满分，或者选作题也得了满分的考生在录取时受到冷遇。据说，理由也有，那就是他们“老”了。“老”了，多么可怕的字眼儿啊！华发还没有生出的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竟被警告“老”了。但他们究竟比那些“八十不稀奇，七十多来兮，六十小弟弟”的全国政协委员们“老”多少呢？邓副主席和国务院文件都曾强调要特别注意招收这两届高中毕业生。最近报纸还说在这两届毕业生中确实发现了不少人才。据报载，北京考区连六五届高中毕业生都录取了。但内蒙古历来“特殊”。对“老”避之惟恐不远。连国务院文件上明文规定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一岁”也装看不见。自治区招办的同志也许会说，他们不但年纪大了，而且大多有了正式工作了呀。在他们看来，高等院校招生不是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而只是安排就业。可国务院文件中并没有规定考生年龄大，有了正式工作，可是考试成绩特别优秀也可以不必录取呀！你说自治区招办对这批考生完全没有按政策办，也不尽然，自治区招办某负责人就曾大言不惭地说：“某某（我所尊敬的文艺理论家）的儿子我们也录取了嘛！”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据说，某某的儿子考文科，因为数学考得特别好，竟破格被理科的某大学数学系录取了。政策可谓落实到家了。可对锡盟的理科考生呢，他们考数学的时间和文科一样，分量却重得多，且又有选作题。你虽然得了满分，你虽然选作题全做对了，也没有人家值得落实政策。真是：新闻年年都有，今天特别不同。 总之，1977年高校招生，锡林郭勒盟老三届考生遭遇滑铁卢。自治区高等院校招生的决策人物为什么这么欺负老三届呢？我当时就这么想：与其说是年龄歧视，不如说是地域歧视。在那些人眼里，老三届大都是从外省市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不能让他们把招生指标占得太多，要保证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入学，或者干脆说要保证自己和亲友的子女入学。我这种想法可能不对，可我当时想不出别的解释。时过三十年，我们才刚感到老了。可三十年前，那么漫长的岁月之前，那些人怎么就说我们老了呢，我们那时多年轻啊！我早就想告诉那些身在草原深处不知内情的落榜的大部分考生，你们落榜，不是因为考得不好，而是因为年龄原因。不知当时你们的心情如何，是觉得本该如此，还是不服气？或者当时影响了你在众人中的形象，以致有些人幸灾乐祸？反正当时我是屡屡为你们抱不平的。好在那样的不愉快已经远远地过去了（都上个世纪的事了），当初没上过大学的也不一定过得比上过大学的差，何况后来有些人时来运转。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听说第二年，纪敦睦就被到内蒙古推广优选法的华罗庚发现，走出让他憋屈的乌盟师范学校到北京当研究生去了。听说宋红岗也到中国社科院成了新闻研究生，后来成了《经济日报》记者。
吴晓在新浪的博客是：草原连北京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angji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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