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喜欢把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称之为老三届，即66、67、68届，唯独不提69届。这批应该66年小学毕业，69年中学毕业的学生被人称之为“小六九”，“六九”就六九呗，偏偏还要加上个“小”字，似乎带有一点贬义。

       从未听说哪一届学生，叫“小”XX，有吗？独此一家！同是“六”字头的六六届老高三和六九届小六九，一“老”一“小”差距十分明显。

       所谓老三届，是文革前进入初高中的学生，不论在校时间长短都算，就连68届仅仅进中学才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学习时间也不长，偏偏也算是老三届。他们都是正规军，老嘎得很，而且有正规文凭，当之无愧的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小六九”都是不伦不类的群体。

       出生在五十年代，战争结束，一张白纸，百业待兴。60年代初进入小学，正是学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偏偏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少穿倒也罢了，缺吃是明白的，连基本的粮食都得不到保证，更别提补充营养了，一个个面黄肌瘦，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六九。

 

       眼看着那些哥、姐们揣着红宝书，扛起大红旗，走南闯北进行革命大串联，因为当时的规定，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开出证明，才能去各地大串联。而“小六九”们被抛弃在小学、中学、社会、家庭之间莫名其妙地游荡、徘徊，成了社会游民、混混，没人疼爱的小西癞子。眼看着那些哥姐们活跃在文革的大舞台上，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小六九”只有围观的份，只有起哄呼口号的份。哥姐们贴大字报，刷大标语，“小六九”只能提提浆糊桶。

       瞎混混到67年10、11月间，总算盼来一纸入学通知书，就近入学，管你小学学习成绩好与差，没得商量，不去也得去，谁也不得例外，于是乎，“小六九”们终于获得进入中学学习深造的机会。

       闹哄哄的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校舍一片狼藉，“复课闹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教室小、学生多，五十多人济济一堂，满满登登，想动一下都难。

 

       老师上课没教材，学生听课没有课本，只有学校自行印刷的随时可能丢失的几页据说是教学材料。油墨印刷时间长了，蜡纸褶皱了，就花了，字迹模糊，还要核对一遍。各科有各科的学习材料，一卷往兜里一揣，也没人背书包，很容易弄脏丢失。因为是班主任老师教数学，课堂纪律好一些，数学几何学得多一些，什么一元一次方程、全等三角形的定理、勾股定理等。其他科勉为其难对付着上，总有几个起哄闹事不爱听课的学生，常常搅得老师没法上课，课堂纪律可想而知。管那个语文女老师叫“小头三梅”；物理老师叫“压强”（因为教了压力与压强）；代课的张老师是革委会成员，一只眼睛是白的，于是送了个外号“夜乌蛋”。化学课压根没上过，元素符号形同天书。英语课教了26个字母，毛主席万岁，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至今还会口诵，手写就不一定正确了。有作业做不做随意，交不交随意，反正没有考试，没有升留级，没有奖励和惩罚，时常看见几个工宣队队员（上海禽蛋厂的工人）戴着红袖标，背着红宝书袋，在窗外走过，算是巡回查看，每当这时教室里安静了许多。时常有闹事的学生被叫去教育了一阵、训斥了几句，倒也老实了一些。

 

       67年至69年底两年时间下乡劳动去了许多次，最长的是带着行李去川沙龚路公社启明大队学农，半个月时间参加秋收，摘棉花、割稻谷、打稻谷，是坐川沙庆宁寺旁的小火车去的，集体宿舍打地铺，热闹得很；学工劳动X次印象最深的是去禽蛋厂，十四、五岁的小孩，和工人一样在屠宰烫泡的大池子边上褪拔鸡毛，没有工钱、没有津贴，据说拔鸡毛算是脏活，每人每天5分钱的营养汤，让其他学生羡慕得要死。因为是夏天，每天都有酸梅汤，甜甜的酸酸的，随便喝，感觉特别好喝，特傻！

       掐头去尾地算，“小六九”在中学学校的时间仅仅是两年半，中间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还占用了很多时间，临了连个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说是初中毕业，其实空有其名。自然在人前矮了半截，甘愿被人称之为“小”六九。70年开始等待毕业分配，学习最高指示，献忠心，表决心，开大会，总动员，开小会分组讨论，统一思想。春节过后，经三结合的毕工组讨论研究定下每个学生的去向，然后陆续分批开拔了。其实目睹老三届的哥姐们离开学校，“小六九”们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只是不明白凭什么人家是四个面向有个选择，“小六九”就应该“一片红”，一股脑儿一窝端，而且是六个方向：黑龙江、云南、江西、安徽等，唯独没有上海近郊。

 

       小六九都是些不满16周岁的娃娃，个子没长成，身体没发育，甚至童音还未完全变过来，一群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小丫头，离乡背井，扛着行李卷踏上火车，当火车启动的一瞬间，车上车下一片狂嚎恸哭，涕泪交加，就连火车的鸣笛声黯然失色，就连上帝都为之动容的场面，至今还在我眼前晃悠。火车一路颠簸三天三夜到了二井，一个从未听说的小车站，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一点；站在汽车上一路风尘十多里路到了分场。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令人心酸却难以忘怀的艰苦岁月。

       “小六九”们私底下说是在修地球，美其名曰：屯垦戍边建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比之下，每月31.25元的工资让我们这帮“小六九”稍有心安，养活自己没问题，君不见，很多农场老职工一家五六口人也只有这些钱，况且去插队的朋友更困难。这点工资成了众人羡慕的高工资。

 

       初谙人事的“小六九”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的独立生存，也是群体生活，让“小六九”们懂得了生活的艰难，懂得了生存的艰辛，懂得了命运的叵测。夏天每天天刚亮就集合列队跑操，冬天天还没亮，迷迷瞪瞪地冒着零下好几十度的刺骨寒风，照样训练，有一次，据说是零下38度出去跑步，那个冷啊，至今未忘。原本一心一意面朝黑土，背朝蓝天的辛苦劳作，编织着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噩梦。

       忽然有一天，传来高校要恢复招生的喜讯，于是老三届的哥姐们成了当然的老师，宿舍里挂起了黑板，上起文化课来，语文、数学、英语。放下锄头，重新学习，“小六九”激起高涨的学习热情，期盼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一刻诱惑着每一个人。尽管有人表了忠心，要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当有人上大学走了，有人征兵入伍去了，有人投亲靠友了，陆陆续续的，犹如一泓恬静的湖水中投进了石头，人们躁动的心一时间难以平复。盛传多时解决知青问题的钓鱼、撒网、拷浜终于到来了。

 

       返城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病退、顶替，全都走了，宿舍空了。高高兴兴地返城了，两手空空地回家了，“小六九”们又陷入了重新认识、重新工作、重新生活的崭新课题。要工作等分配，因为无技能，多数人只能在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屈就”，要结婚没钱没房子，因为住房紧张，多数人只能在小阁楼中“窝居”，打地铺。“小六九”们多少年后才慢慢地融入这既熟悉而又形同陌路的大都市。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哪怕是方寸之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倾其所有，呵护、培育，无微不至地，满怀希望地热切期盼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有出息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体面地生活在人群中。2000年前，“小六九”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多数人面临单位重组、整合。下岗了、转岗了、买断工龄了，没有特长的的“4050”们中多数是“小六九”。上有老下有小，屋漏偏逢连夜雨。再次就业，再次上岗，再次认识。生活偏偏是那么捉弄人，历尽坎坷的“小六九”咬咬牙，狠狠心，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继续挣扎在生活的漩涡之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的“小六九”已经步入花甲，知青老矣尚能饭否？有的伺奉老人、有的照看孙儿，有的忙于儿女婚事，生活没有安闲。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才能思忖自己的一生，才能回味自己的过去，才能放眼自己的未来。劳苦艰辛了一辈子的“小六九”们，谁会关注我们，谁会关心我们，谁会关怀我们。

 

       平心而论，“小六九”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整体上在校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所谓初中学生。“小六九”是在上山下乡中被集体运动的所谓“知识青年”，实质上仅仅是小学毕业而已。在“小六九”知青身上反映出多种社会矛盾，即69届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虽“贵为”知青，享受到一些知青政策，虽有少部分幸运儿早参军、早返城、早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从整体来说，无法改变“小六九”整体弱势的客观事实。从上山下乡时的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无所适从的强烈失落感，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内退、协保、买断，时代的失落感依然强烈存在。其实“小六九”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无论是何时，即使返城后也一样，差距感，低人一等的感觉始终伴随左右。就像没娘的孩子，到哪都遭白眼。生活的煎熬，岁月的磨练岂是一句两句话能随便侃完。

       其实，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衰老，老态龙钟；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化成烟尘，四下飘荡；总有一天，有人会说，这帮“小六九”终于走了，话语中有庆幸、有哀伤、也有无奈。即使到了那时，我们还是“小六九”，这是一顶永远都摘不下去的帽子，也许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历史符号。

 

       无数年之后，但愿人们人们能够依稀记得，曾经有过一届学生：一群名不成、功不就、吃尽苦、受够累、遭人嫌、惹人烦。没有上帝、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要创造我们的幸福，要安度我们的晚年，只有靠我们自己。珍爱吧，自爱吧，曾经的、永远的“小六九”。愿“小六九”们能够自强不息，趁我们现在还能走、能说、能看、能想，给自己一个幸福、安静、顺利、祥和、健康的老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