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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侯小学和锦什坊街

时间:2012-04-06 12:39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2012次
锦什坊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街道,我家的扁担胡同是东西向的,从我家往西走最多50米,就到了锦什坊街。锦什坊街不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但却是一条热闹、亲民的街道。

 


现在的锦什坊街北口

      我家的四合院已经拆迁,成了金融街的一片绿地,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了,只在梦里才能看得见。因此我记下了几十年前的那个世界。

      我家西边的武定侯胡同里,有一所武定侯小学,是所公立学校,在我家这一带,这个学校算是比较好的一所。我家东边的丰盛胡同里,有一所艺德小学,是所私立学校。武定侯小学的学生很看不起艺德的学生,见了面就喊:“艺德艺德真缺德,缺了心眼儿缺脑壳!”艺德的学生就对骂:“武定侯,光屁股猴!”

      1947年春天,我考上了武定侯小学。说“考上”,实在是太恭维我了,因为我实际是没考上,考上的是“备取生”,先“备”在那儿,得有考上的学生不愿意上,或是去上更好的学校,我才能被补充上去。记得去考试那天,我排在一个女孩的后面,心里暗暗高兴,想:要是不会,看她怎么说,我只要照说就行了。等轮到那女孩时,老师翻开一本画书,上面画着一棵老玉米,还带着玉米棒子呢。老师问她这是什么,她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大吃一惊,明明是老玉米,怎么说不知道?难道不是?这时已轮到我,老师同样问我这是什么?我于是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那时是春天开学。开学那天的早上,春光明媚,母亲带我来到学校的大操场,人很多,都在那里无聊地东张西望。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老师来,我于是蹲下看草。地上有一种小叶的草,开小黄花,结像小地雷一样带刺的东西,娘说这种草是蒺藜,我那天上午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蒺藜。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师终于来了。学生们都跑过去,分别围在各位老师周围。娘说:“你也去听听,看老师说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老师,就走到离我最近的一个老师旁边。她前边说了些什么我没听到,只听她说明天早上8点来教室上课,还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送我去上学了。到了教室,已来了许多同学,我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昨天的那个女老师走了进来,开始点名。我一直紧张地等着老师叫我的名字,可直到点完,也没有叫我。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老师说:“没有点到的举起手来。”我和另外的一个孩子举起了手,老师看了看点名簿,说:“现在来上课的是甲班生,你们是乙班生,下午再到这个教室来上课吧。”于是我背起书包,在众人的注目中,十分不好意思地走了出去。

      回到家里,我找了个茬儿就大哭起来,在门后边,谁哄也不行。姐姐走过来,看了看我,说:“别理她,她是因为今天很没面子。” 我想了想,觉得姐姐说得还真对。

      一年级的国语课就是现在的语文课,第一课课文是:“来来来,来上学,好好好,来上学,大家来上学。”第二课是:“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就这几个字,把我愁得不行,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学”和“戏”的繁体字写进方格里去。

      我的同桌叫罗燕多,是个十分清秀的男孩,每天上学都有人接送。我们俩比谁的名字笔画多,最难写。那时用的都是繁体字,我的名字共50笔;他的名字是41笔,我赢了。可他的学习比我好,他写的字,总得“甲上”,那是老师给的最好的成绩。我总得“乙上”,比他差好几个档次。我拿着他的本子仔细琢磨,终于发现,他的字写得很干净,从来不用橡皮擦成黑黑一片,也不出格。我跟他学,也开始得“甲上”了。

      我那一行的组长叫李虎臣,长得虎头虎脑,还有两颗虎牙,特别能打架,大家都怕他。有一次他收本子,一边大声喊着:“抢本子了!”一边不断抢过还在写字的人的本子。快收到我了,可我还没写完,心想他一定会抢我的本子。我急急地写着,竟半天没听见他说话,回头一看,他正拿着一摞本子在我身后耐心地等着,直到我写完,才收过去。这件事,使我几十年没有忘记他的名字。

      我的班主任老师叫高玉田,瘦瘦小小的,她对同学很有耐心,但有时也打学生,用板子,是寸半宽、尺半长的一条长木板,专门用来体罚学生的,每个教室都有。挨打的主要是打架打得太厉害的男生,打时自己走到讲台边,老师问:“左手还是右手?”这时学生可以选择一只愿意挨打的手伸出来。打几板,要看犯错情节轻重。轻者一、两板,最重的是五板,有时老师看学生的手心已经红红地肿起,就不忍心地问:“要不要换一只手?”我记得的景象是,越是挨重打的男生越不说疼,反而笑嘻嘻地回头做着鬼脸连说不疼不疼,引得下面的我们吸着凉气儿大笑不止。轻一些的体罚是罚站或罚跪,罚站是靠窗台站着,罚跪是面对窗台的墙壁跪着。谁要是上课老说话,或写的作业太差,就有机会享受这种待遇。可惜这几种待遇当时我都没享受过。

      有一天放学以后,我们正在院子里玩儿,高老师走过来对我说:“我要上个厕所,你替我拿拿包。”我小心翼翼地拿着包,站在教室旁边,忽然我的同学孙嘉芳走了过来,那是个十分厉害的女孩子,问我:“你干吗拿老师的包?”我说;“是老师让我帮她拿的。”她立刻说:“把包给我!我来帮老师拿!”说着,一把就抢了过去。我不敢抢回来,心想,她愿意拿就让她拿吧,只好躲在一边看着她。这时高老师回来了,问我:“包呢?”我说:“孙嘉芳抢走了,她说她帮老师拿。”高老师一听就急了,说:“那里边还有我这个月的薪水呢,你怎么给了别人呢!”所幸没出什么事,但为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高老师。

      在我学会了一些字以后,有一天,忘记了是为什么事,大姐得罪了我,使我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特想写点什么。构思的结果是:大姐在街上和别的小孩打架,把人家的头打破了,小孩的妈妈带着头上流血的小孩,找到我们家来了,我的母亲让大姐向人家赔礼道歉。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扫大姐的面子,特解恨,于是就在北屋里间的门背后,用我半年以来学会的字写道:“刘玛丽人家有一个小孩名叫小三”,刚写到此处,我已觉得创作实在是太难了,第一,很多字不会写,第二,码字太难,所以我就“搁笔”了,于是这14个字就成了我此生最早的“创作”。这一“作品”在门背后面世达25年之久,终于在房屋翻修时连门佚失。

      当时我还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崔若文,是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她家有好大的一座院子,前门在紧连锦什坊街的孟端胡同,后门在油篓胡同。锦什坊街的万锦堂药店,就是她家开的,她的伯父是药店的坐堂先生,医术很不错。这家药店远近闻名,如果弟弟发烧了,娘就会对我说:“快去万锦堂买瓶急救散来!”急救散是一寸长的一个小玻璃瓶里装的棕色粉末,折合现在的钱也就一毛五分钱。娘常笑着说:“急救散这小药就是好,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一吃就管用。”

      我最喜欢和娘去万锦堂抓药,晚上,药店里灯火通明,伙计们都穿着长袍,挽出白袖口,戴着瓜皮小帽,静静地在柜台里面抓药。他们拿着戥子,忙碌地来往穿梭于柜台和药柜之间,脚步却是那么悠然,没有一点声音,那形象,真有一种艺术的美。我最爱趴在柜台上看一个白胖的伙计抓药,他的手也很白,左手的小拇指指甲有一寸多长,乳白色,弯弯的,像象牙。他把药倒在纸上的时候,如果有的落到了纸边上,他就用那长长的指甲往里边扫一扫。他有时会抬起眼来冲我笑一笑,但是不说话。其他的伙计也都不说话,整个店堂里只听见哗哗的包药的声音。后来,公私合营,万锦堂药店与白塔寺药店合并了,也就无奈地从锦什坊街消失了。

      锦什坊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街道,我家的扁担胡同是东西向的,从我家往西走最多50米,就到了锦什坊街。锦什坊街不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但却是一条热闹、亲民的街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锦什坊街应有尽有,周围的百姓一刻也离不开它。万锦堂斜对面是西鼎和,那是一家百货店,店铺在高高的台阶上,在我家这一片,算是一家东西比较全的商店了,如果想买布或买鞋帽,就得到这里来。万锦堂北边,是一家当铺,大门外面的墙上写着一人高的一个“当”字,但这个门里我从来没进去过,所以始终觉得那扇大门里面很神秘。

      再往北是一家馒头铺,每天蒸出无数个热腾腾的馒头、包子、糖三角、豆沙包,特别是豆沙包,三角形的,无比香甜。老板慈眉善目,光头,好像他的头上也总是冒着蒸馒头的热气。他的妻子很白净,他们有一个男孩儿,但管他们叫姑姑、姑父,不叫爸、妈。原因是那孩子出生不久他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跟人走了,把他留给了还没嫁人的姑姑。姑姑特别疼他,提出谁要娶她得把侄儿一块娶过去,于是这女子就成了馒头铺的老板娘。男孩小名叫小臊儿,很淘,每到黄昏吃晚饭的时候,街上就流荡着馒头铺老板娘抑扬顿挫的喊声:“小臊儿——,小臊儿——。”正在街上玩耍的小臊儿听见喊声,就会飞跑回家去吃晚饭。

      馒头铺对面是个点心铺,店里的墙上有排列整齐的一个个玻璃小橱子,橱子里面装的是各色点心。那时的月饼天天有,并不是只在中秋节卖,像各种馅的翻毛月饼,大八件、小八件,都整齐地摆列在橱子里。点心铺是我由衷热爱的地方,真希望每天都去。但娘只在我每次生病刚刚好了的时候,带我去买一些点心。我常吃的是江米条和小烧饼。江米条甜而酥脆,不像现在的那样硬。小烧饼是铜钱大小的一种小点心,外面有一层芝麻,香甜中略带一点咸味,十分好吃,也比较便宜。店主身材壮硕,穿一件灰色长衫,脸像面团一样,很像一块好吃的大点心。

      馒头铺北边紧邻和增祥,那是一家菜店,门脸很大,台子上摆着各种新鲜蔬菜,伙计如果见我在那里看来看去,就会给我挑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当水果吃,只要我2分钱。这店的柜台里面兼卖油、盐、酱、醋,还卖各种酱菜,我常为父亲去那里买龙须菜或八宝菜。伙计用荷叶包八宝菜的时候,常常会挑一颗大大的酱花生米放进我的嘴里。

      和增祥对面是一家羊肉铺,门脸的案子上总挂着好几大块羊肉。老板是个中年人,回民,待人很和气,案子也总是刷得很干净。他妻子死了,留下个小女儿叫白雪,由奶奶带。常见奶奶把洋铁皮的圆澡盆放在店铺门口,把小孩放在里面随她玩,自己坐在旁边做针线。

      扁担胡同和锦什坊街相连的把角处,是一家绒线铺,大家叫它绒线铺,其实这是一家杂货店,针头线脑、袜子手绢、胭脂白粉、头绳发卡、梳子牙刷、文化用品,样样都有。他家有个女孩儿,和我差不多大,叫吉改娇,我对她是无比羡慕,因为我觉得那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她家的,她可以随便拿。她父亲为人庄重勤俭,每到夏天,都在店铺门前搭起一个白帆布棚子,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还洒上水,人们从那里经过,都会站下来凉快一会儿。到了冬天,他的店前就会有个回回推着独轮车来卖煮白薯,独轮车上有个大锅,锅下有个火炉,满满一大锅煮白薯一早上都会卖光,基本上都是去上小学的孩子们买的,一分钱就能买许多手指粗细的小白薯,用白菜叶托着,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回回眉目清秀,很像中亚的男人,他穿一件破旧的蓝长衫,不爱说话。据说他有六、七个孩子,每天全靠卖这一大锅煮白薯活命。

      绒线铺旁边是一家猪肉店,还卖猪肝之类的肉食。当时我4岁,经常随娘一起来这里买猪肝,每次都听娘对人家说:“要四毛钱的猪肝。”店主就会切下一小块,用纸包好,递给娘,娘就会把钱交给他。多次以后,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我也行。于是有一天娘要去买猪肝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说:“今天我自己去买,你别去。”娘说:“你行吗?”我说:“行,我会。”于是娘把钱交给我,我小心地把四毛钱攥在手心里,兴奋又紧张地去街口买猪肝了。走进猪肉店,我站在屋子当中,对店主说:“我要四毛钱猪肝。”店主看也没看我,只在那里和人聊天。我想他一定是没听见,就又说了一遍:“我要四毛钱猪肝。”这时进来一个女人,买猪肉,店主立刻客气地招呼她,给她切猪肉。我想,就等这个大人买完之后我再买吧。那个女人走了以后,我又说:“我要四毛钱猪肝。”可店主还是不理我,依然和人聊天。我正不知如何是好,南屋二姨急急忙忙进来了,对店主说:“我们这个孩子要买猪肝,在这儿站了半天了,你们怎么不给她拿呢?”店主立刻站起来,抱歉地说:“哎呀,我还当她是跟大人一块来买肉的呢。”马上包好猪肝,给了南屋二姨。原来南屋二姨知道我一人来买猪肝很不放心,就在后面跟了来,一直在猪肉店外面看着我,看他们总不给我拿,才进来的。我随着南屋二姨怏怏地回家了。我觉得被南屋二姨领回家来,很伤我的自尊心,于是大哭一场。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就这样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紧挨着猪肉店的是一家小酒店,卖花生米、糖果、小菜之类的食品,同时卖白酒。里面有一张桌子,可供二人对饮,我们学校传达室的老白,就经常坐在那里自斟自饮。因为这店的老板是夫妻二人,他们又没孩子,所以大家就把这店俗称为“两口子”。

      绒线铺对面是天成粮店,这是个老店,抗日战争的时候,据说我爷爷每天凌晨3点就得起床,去天成粮店外面排队等着买混合面。粮店外面墙根底下,有一对夫妇冬天在那里卖烤白薯,夏天的时候卖刨冰,他们在一个大木盘里摆上一大块冰块,谁来买,就用刨子刨下来,放在盘子里,洒上红、黄两色的糖水,就是清凉甜美的刨冰了,很便宜,那是我最喜欢的夏日冷饮。这夫妻二人待人很和气,对小孩子尤其好。有一年冬天,我去两口子那里为哥哥买花生豆,回家时被一辆拉木头的大马车撞破了头,我站在路边哭,大马车却走了。是那卖烤白薯的女人急急追上马车,对他说:“你撞了人家孩子,不能走!”并找来了我的父母。记得那赶马车的后来还曾到家里来看过我。娘很感谢那卖烤白薯的夫妻二人。

      锦什坊街上还有卖烧饼的,卖熟食的,理发的,小诊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反正周围的老百姓没有一天能离得开它。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说是北京要打仗,学校就停课了。城里到处戒严,但锦什坊街的热闹和亲民,依然如故。

      武定侯小学离阜成门很近,就在城根儿底下,离城墙也就一百米,所以驻进了军队,成了兵营,黑板就成了菜板子。等后来学校复课的时候,黑板上净是刀印儿。警察来让各家把玻璃窗上都贴上纸条,说是怕轰炸时震碎了玻璃扎着人,于是各家的玻璃窗都被横横竖竖的纸条划成一个个菱形小方块。又让挖防空洞,于是我家院子里的两个花池子,就变成了两个两米深的大洞。

      那时头顶上几乎天天过飞机,飞得很低,有时好像是擦着树梢飞过去,我们就跟着飞机跑,实在追不上了,只好停下来,惆怅地看着飞机飞得无影无踪。

      北京终于没有打仗,1949年,北京解放了,我们又回到学校上课了。


原来武定侯小学早已拆迁,这是武定侯胡同吴烈将军院2011年现存(也即是原来)的车库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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