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锦什坊街北口

      我家的四合院已经拆迁，成了金融街的一片绿地，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了，只在梦里才能看得见。因此我记下了几十年前的那个世界。

      我家西边的武定侯胡同里，有一所武定侯小学，是所公立学校，在我家这一带，这个学校算是比较好的一所。我家东边的丰盛胡同里，有一所艺德小学，是所私立学校。武定侯小学的学生很看不起艺德的学生，见了面就喊：“艺德艺德真缺德，缺了心眼儿缺脑壳！”艺德的学生就对骂：“武定侯，光屁股猴！”

      1947年春天，我考上了武定侯小学。说“考上”，实在是太恭维我了，因为我实际是没考上，考上的是“备取生”，先“备”在那儿，得有考上的学生不愿意上，或是去上更好的学校，我才能被补充上去。记得去考试那天，我排在一个女孩的后面，心里暗暗高兴，想：要是不会，看她怎么说，我只要照说就行了。等轮到那女孩时，老师翻开一本画书，上面画着一棵老玉米，还带着玉米棒子呢。老师问她这是什么，她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大吃一惊，明明是老玉米，怎么说不知道？难道不是？这时已轮到我，老师同样问我这是什么？我于是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那时是春天开学。开学那天的早上，春光明媚，母亲带我来到学校的大操场，人很多，都在那里无聊地东张西望。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老师来，我于是蹲下看草。地上有一种小叶的草，开小黄花，结像小地雷一样带刺的东西，娘说这种草是蒺藜，我那天上午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蒺藜。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师终于来了。学生们都跑过去，分别围在各位老师周围。娘说：“你也去听听，看老师说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老师，就走到离我最近的一个老师旁边。她前边说了些什么我没听到，只听她说明天早上8点来教室上课，还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送我去上学了。到了教室，已来了许多同学，我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昨天的那个女老师走了进来，开始点名。我一直紧张地等着老师叫我的名字，可直到点完，也没有叫我。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老师说：“没有点到的举起手来。”我和另外的一个孩子举起了手，老师看了看点名簿，说：“现在来上课的是甲班生，你们是乙班生，下午再到这个教室来上课吧。”于是我背起书包，在众人的注目中，十分不好意思地走了出去。

      回到家里，我找了个茬儿就大哭起来，在门后边，谁哄也不行。姐姐走过来，看了看我，说：“别理她，她是因为今天很没面子。” 我想了想，觉得姐姐说得还真对。

      一年级的国语课就是现在的语文课，第一课课文是：“来来来，来上学，好好好，来上学，大家来上学。”第二课是：“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就这几个字，把我愁得不行，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学”和“戏”的繁体字写进方格里去。

      我的同桌叫罗燕多，是个十分清秀的男孩，每天上学都有人接送。我们俩比谁的名字笔画多，最难写。那时用的都是繁体字，我的名字共50笔；他的名字是41笔，我赢了。可他的学习比我好，他写的字，总得“甲上”，那是老师给的最好的成绩。我总得“乙上”，比他差好几个档次。我拿着他的本子仔细琢磨，终于发现，他的字写得很干净，从来不用橡皮擦成黑黑一片，也不出格。我跟他学，也开始得“甲上”了。

      我那一行的组长叫李虎臣，长得虎头虎脑，还有两颗虎牙，特别能打架，大家都怕他。有一次他收本子，一边大声喊着：“抢本子了！”一边不断抢过还在写字的人的本子。快收到我了，可我还没写完，心想他一定会抢我的本子。我急急地写着，竟半天没听见他说话，回头一看，他正拿着一摞本子在我身后耐心地等着，直到我写完，才收过去。这件事，使我几十年没有忘记他的名字。

      我的班主任老师叫高玉田，瘦瘦小小的，她对同学很有耐心，但有时也打学生，用板子，是寸半宽、尺半长的一条长木板，专门用来体罚学生的，每个教室都有。挨打的主要是打架打得太厉害的男生，打时自己走到讲台边，老师问：“左手还是右手？”这时学生可以选择一只愿意挨打的手伸出来。打几板，要看犯错情节轻重。轻者一、两板，最重的是五板，有时老师看学生的手心已经红红地肿起，就不忍心地问：“要不要换一只手？”我记得的景象是，越是挨重打的男生越不说疼，反而笑嘻嘻地回头做着鬼脸连说不疼不疼，引得下面的我们吸着凉气儿大笑不止。轻一些的体罚是罚站或罚跪，罚站是靠窗台站着，罚跪是面对窗台的墙壁跪着。谁要是上课老说话，或写的作业太差，就有机会享受这种待遇。可惜这几种待遇当时我都没享受过。

      有一天放学以后，我们正在院子里玩儿，高老师走过来对我说：“我要上个厕所，你替我拿拿包。”我小心翼翼地拿着包，站在教室旁边，忽然我的同学孙嘉芳走了过来，那是个十分厉害的女孩子，问我：“你干吗拿老师的包？”我说；“是老师让我帮她拿的。”她立刻说：“把包给我！我来帮老师拿！”说着，一把就抢了过去。我不敢抢回来，心想，她愿意拿就让她拿吧，只好躲在一边看着她。这时高老师回来了，问我：“包呢？”我说：“孙嘉芳抢走了，她说她帮老师拿。”高老师一听就急了，说：“那里边还有我这个月的薪水呢，你怎么给了别人呢！”所幸没出什么事，但为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高老师。

      在我学会了一些字以后，有一天，忘记了是为什么事，大姐得罪了我，使我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特想写点什么。构思的结果是：大姐在街上和别的小孩打架，把人家的头打破了，小孩的妈妈带着头上流血的小孩，找到我们家来了，我的母亲让大姐向人家赔礼道歉。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扫大姐的面子，特解恨，于是就在北屋里间的门背后，用我半年以来学会的字写道：“刘玛丽人家有一个小孩名叫小三”，刚写到此处，我已觉得创作实在是太难了，第一，很多字不会写，第二，码字太难，所以我就“搁笔”了，于是这14个字就成了我此生最早的“创作”。这一“作品”在门背后面世达25年之久，终于在房屋翻修时连门佚失。

      当时我还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崔若文，是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她家有好大的一座院子，前门在紧连锦什坊街的孟端胡同，后门在油篓胡同。锦什坊街的万锦堂药店，就是她家开的，她的伯父是药店的坐堂先生，医术很不错。这家药店远近闻名，如果弟弟发烧了，娘就会对我说：“快去万锦堂买瓶急救散来！”急救散是一寸长的一个小玻璃瓶里装的棕色粉末，折合现在的钱也就一毛五分钱。娘常笑着说：“急救散这小药就是好，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一吃就管用。”

      我最喜欢和娘去万锦堂抓药，晚上，药店里灯火通明，伙计们都穿着长袍，挽出白袖口，戴着瓜皮小帽，静静地在柜台里面抓药。他们拿着戥子，忙碌地来往穿梭于柜台和药柜之间，脚步却是那么悠然，没有一点声音，那形象，真有一种艺术的美。我最爱趴在柜台上看一个白胖的伙计抓药，他的手也很白，左手的小拇指指甲有一寸多长，乳白色，弯弯的，像象牙。他把药倒在纸上的时候，如果有的落到了纸边上，他就用那长长的指甲往里边扫一扫。他有时会抬起眼来冲我笑一笑，但是不说话。其他的伙计也都不说话，整个店堂里只听见哗哗的包药的声音。后来，公私合营，万锦堂药店与白塔寺药店合并了，也就无奈地从锦什坊街消失了。

      锦什坊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街道，我家的扁担胡同是东西向的，从我家往西走最多50米，就到了锦什坊街。锦什坊街不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但却是一条热闹、亲民的街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锦什坊街应有尽有，周围的百姓一刻也离不开它。万锦堂斜对面是西鼎和，那是一家百货店，店铺在高高的台阶上，在我家这一片，算是一家东西比较全的商店了，如果想买布或买鞋帽，就得到这里来。万锦堂北边，是一家当铺，大门外面的墙上写着一人高的一个“当”字，但这个门里我从来没进去过，所以始终觉得那扇大门里面很神秘。

      再往北是一家馒头铺，每天蒸出无数个热腾腾的馒头、包子、糖三角、豆沙包，特别是豆沙包，三角形的，无比香甜。老板慈眉善目，光头，好像他的头上也总是冒着蒸馒头的热气。他的妻子很白净，他们有一个男孩儿，但管他们叫姑姑、姑父，不叫爸、妈。原因是那孩子出生不久他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跟人走了，把他留给了还没嫁人的姑姑。姑姑特别疼他，提出谁要娶她得把侄儿一块娶过去，于是这女子就成了馒头铺的老板娘。男孩小名叫小臊儿，很淘，每到黄昏吃晚饭的时候，街上就流荡着馒头铺老板娘抑扬顿挫的喊声：“小臊儿——，小臊儿——。”正在街上玩耍的小臊儿听见喊声，就会飞跑回家去吃晚饭。

      馒头铺对面是个点心铺，店里的墙上有排列整齐的一个个玻璃小橱子，橱子里面装的是各色点心。那时的月饼天天有，并不是只在中秋节卖，像各种馅的翻毛月饼，大八件、小八件，都整齐地摆列在橱子里。点心铺是我由衷热爱的地方，真希望每天都去。但娘只在我每次生病刚刚好了的时候，带我去买一些点心。我常吃的是江米条和小烧饼。江米条甜而酥脆，不像现在的那样硬。小烧饼是铜钱大小的一种小点心，外面有一层芝麻，香甜中略带一点咸味，十分好吃，也比较便宜。店主身材壮硕，穿一件灰色长衫，脸像面团一样，很像一块好吃的大点心。

      馒头铺北边紧邻和增祥，那是一家菜店，门脸很大，台子上摆着各种新鲜蔬菜，伙计如果见我在那里看来看去，就会给我挑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当水果吃，只要我2分钱。这店的柜台里面兼卖油、盐、酱、醋，还卖各种酱菜，我常为父亲去那里买龙须菜或八宝菜。伙计用荷叶包八宝菜的时候，常常会挑一颗大大的酱花生米放进我的嘴里。

      和增祥对面是一家羊肉铺，门脸的案子上总挂着好几大块羊肉。老板是个中年人，回民，待人很和气，案子也总是刷得很干净。他妻子死了，留下个小女儿叫白雪，由奶奶带。常见奶奶把洋铁皮的圆澡盆放在店铺门口，把小孩放在里面随她玩，自己坐在旁边做针线。

      扁担胡同和锦什坊街相连的把角处，是一家绒线铺，大家叫它绒线铺，其实这是一家杂货店，针头线脑、袜子手绢、胭脂白粉、头绳发卡、梳子牙刷、文化用品，样样都有。他家有个女孩儿，和我差不多大，叫吉改娇，我对她是无比羡慕，因为我觉得那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她家的，她可以随便拿。她父亲为人庄重勤俭，每到夏天，都在店铺门前搭起一个白帆布棚子，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还洒上水，人们从那里经过，都会站下来凉快一会儿。到了冬天，他的店前就会有个回回推着独轮车来卖煮白薯，独轮车上有个大锅，锅下有个火炉，满满一大锅煮白薯一早上都会卖光，基本上都是去上小学的孩子们买的，一分钱就能买许多手指粗细的小白薯，用白菜叶托着，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回回眉目清秀，很像中亚的男人，他穿一件破旧的蓝长衫，不爱说话。据说他有六、七个孩子，每天全靠卖这一大锅煮白薯活命。

      绒线铺旁边是一家猪肉店，还卖猪肝之类的肉食。当时我4岁，经常随娘一起来这里买猪肝，每次都听娘对人家说：“要四毛钱的猪肝。”店主就会切下一小块，用纸包好，递给娘，娘就会把钱交给他。多次以后，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我也行。于是有一天娘要去买猪肝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说：“今天我自己去买，你别去。”娘说：“你行吗？”我说：“行，我会。”于是娘把钱交给我，我小心地把四毛钱攥在手心里，兴奋又紧张地去街口买猪肝了。走进猪肉店，我站在屋子当中，对店主说：“我要四毛钱猪肝。”店主看也没看我，只在那里和人聊天。我想他一定是没听见，就又说了一遍：“我要四毛钱猪肝。”这时进来一个女人，买猪肉，店主立刻客气地招呼她，给她切猪肉。我想，就等这个大人买完之后我再买吧。那个女人走了以后，我又说：“我要四毛钱猪肝。”可店主还是不理我，依然和人聊天。我正不知如何是好，南屋二姨急急忙忙进来了，对店主说：“我们这个孩子要买猪肝，在这儿站了半天了，你们怎么不给她拿呢？”店主立刻站起来，抱歉地说：“哎呀，我还当她是跟大人一块来买肉的呢。”马上包好猪肝，给了南屋二姨。原来南屋二姨知道我一人来买猪肝很不放心，就在后面跟了来，一直在猪肉店外面看着我，看他们总不给我拿，才进来的。我随着南屋二姨怏怏地回家了。我觉得被南屋二姨领回家来，很伤我的自尊心，于是大哭一场。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就这样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紧挨着猪肉店的是一家小酒店，卖花生米、糖果、小菜之类的食品，同时卖白酒。里面有一张桌子，可供二人对饮，我们学校传达室的老白，就经常坐在那里自斟自饮。因为这店的老板是夫妻二人，他们又没孩子，所以大家就把这店俗称为“两口子”。

      绒线铺对面是天成粮店，这是个老店，抗日战争的时候，据说我爷爷每天凌晨3点就得起床，去天成粮店外面排队等着买混合面。粮店外面墙根底下，有一对夫妇冬天在那里卖烤白薯，夏天的时候卖刨冰，他们在一个大木盘里摆上一大块冰块，谁来买，就用刨子刨下来，放在盘子里，洒上红、黄两色的糖水，就是清凉甜美的刨冰了，很便宜，那是我最喜欢的夏日冷饮。这夫妻二人待人很和气，对小孩子尤其好。有一年冬天，我去两口子那里为哥哥买花生豆，回家时被一辆拉木头的大马车撞破了头，我站在路边哭，大马车却走了。是那卖烤白薯的女人急急追上马车，对他说：“你撞了人家孩子，不能走！”并找来了我的父母。记得那赶马车的后来还曾到家里来看过我。娘很感谢那卖烤白薯的夫妻二人。

      锦什坊街上还有卖烧饼的，卖熟食的，理发的，小诊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反正周围的老百姓没有一天能离得开它。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说是北京要打仗，学校就停课了。城里到处戒严，但锦什坊街的热闹和亲民，依然如故。

      武定侯小学离阜成门很近，就在城根儿底下，离城墙也就一百米，所以驻进了军队，成了兵营，黑板就成了菜板子。等后来学校复课的时候，黑板上净是刀印儿。警察来让各家把玻璃窗上都贴上纸条，说是怕轰炸时震碎了玻璃扎着人，于是各家的玻璃窗都被横横竖竖的纸条划成一个个菱形小方块。又让挖防空洞，于是我家院子里的两个花池子，就变成了两个两米深的大洞。

      那时头顶上几乎天天过飞机，飞得很低，有时好像是擦着树梢飞过去，我们就跟着飞机跑，实在追不上了，只好停下来，惆怅地看着飞机飞得无影无踪。

      北京终于没有打仗，1949年，北京解放了，我们又回到学校上课了。

原来武定侯小学早已拆迁，这是武定侯胡同吴烈将军院2011年现存（也即是原来）的车库址